明朝的法律大典《明会典》记载说：“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驿传，在京曰会同馆，在外曰水马驿并递运所。”这条记载说明，明朝的“会同馆”，是当时设在首都北京的全国驿站的总枢纽。
会同馆有两种职能，一是起邮驿传递书信的作用；另一还同时起着国家级的高级招待所的作用，这里可以供外国使节和王府公差及高级官员食宿。有时还由政府在这里举行国宴，招待来自邻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进贡人员。
会同馆的马和马夫都有定额，一般设馆夫400名，马171匹，驴173头。有时人员不够用，则临时又从民间抽调服务人员。比如，在明正统帝时，西藏来了344位进京的僧俗人员。北京会同馆人手不够，便又从外面雇用了一些市民。
明朝地方馆驿，有些负责接待中外客人。有一篇《改建芜湖县馆驿记》记载说：芜湖为海外东南诸国赴京必经之地，为“天下要冲也，故有馆驿”。东南各国客使必先在芜湖驿暂住后，才“易以官舟”北上。江苏的苏州，也是东南一大交通城市。明代姑苏驿站很为讲究，建有亭、馆、楼、台等，其大门石柱中有20个大字的楹联：“客到烹茶旅客权当东道，悬灯得月邮亭远映胥江”。这副对联反映了我国明代驿站的服务情景。
明朝的北方驿路沿线，也建有不少华丽馆舍，有一些规格很高，很讲艺术，简直是一处高级的园林景区。河北省永年县明时称为广平府，万历年间当地知府为接待各地“驻节”之宾，在府城东建了一所“莲池胜地”馆舍，据记载，有正堂五间，耳房三间，还有水池一方，浮桥、画亭、台阁多处，名称雅致，称为“观莲坊”、“得月台”、“荷花馆”、“天开画”等等(《广平府志》)。但是，就普遍情况来讲，明朝尤其到中后期，北方驿馆大都是较简陋的。《宛署杂记》记载，当时北京西南的卢沟桥旁的宛平县境的驿铺馆舍，就残破不堪。因多年失修，墙倒屋塌，铺兵都无处居住，只好在旁边租屋暂住。有邮书来到，招呼良久，才能发出。
水马驿和递运所，都是指各地的驿站和运输机构。水马驿同于宋元时期的“驿”和“站赤”。顾名思义，水马驿包括水驿和马驿两种，一用于河驿，一用于陆上文书的送递。明朝时一般60里或80里置一驿，每驿备有马30或80匹不等，小站则有少至5到10匹马的。水驿则备船。明朝基本和元朝一样，“常事入递，重事给驿”，即平常的文书交给步行的递铺，重要和紧急的文书才交给马驿办理。递运所是在一般的递和驿之外，明朝专门运送军需物资和上贡物品的运输机构。这种机构也分陆运和水运两种。始设于明初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递运所的设置，是明代运输的一大进步，使货物运输有了专门的机构。递运所有专门负责的官员，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另还设有百夫长。运输任务陆驿由军卒承担，水路则有各地船户负责。这种递运运输，基本上采取定点、定线，兼以接力的方法。这种专职的递运业务，把陆路运输和海、河运输很好地组织起来。可惜的是，明代递运所制度未能坚持，在弘治年间全国曾达到324处，而到万历年间便剧减至100多处，逐渐消亡了。明朝水运中还实行过一种“马快船”的制度。这是一种快速从水上运输贡物的船只。这种船，在河上运输时，“撑夫挽卒，昼夜喧呼。南北往来，道路如织”(《明经世文编》)，十分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