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统治者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百姓，把人民按不同的行业分成若干专业户，如民户、军户、匠户、医户、儒户等等，其中有一项特殊的人户，叫做“站户”。
顾名思义，“站户”是和驿站有密切关系的户头。元代驿站繁多，所需费用也很浩大，元代统治者便把这些负担转嫁给百姓，让一些人户专门承担驿站差役的费用。这些人户便称为“站户”。
站户制度是在忽必烈统一中国前窝阔台时代就开始的。当时规定，各驿站附近人家，每100户出车10辆，每年每户纳米一石。忽必烈统一南北后，大量设置驿站，便抽出一部分人户充当专门的站户。这些站户从民户中分离出来，不入民户户籍，登入站户户籍。一经登记，世代相承，不能改变。
站户大部分是原先的普通农牧民，他们承担着十分沉重的驿站赋役。首先，他们要供应各驿站来往官员的饮食，蒙古语称为“首思”，汉语又叫“廪给”、“饮膳”或“祗应”。这是一笔很不小的负担，尤其当王公贵族大官充使时，山珍海味，奢侈至极。其次，还要供应使臣的交通工具，当时主要是马，有的地方则为牛、驴、狗，加上车辆等，还包括常年的饲料、马具和车辆的配件。这笔费用也是不小的。再次，站户还负担驿站的劳役，如为使臣充当向导、车夫、船夫、搬运工等。这些差使都是无偿的，还要自备饮食。
到元朝后期，由于政治腐败，驿路上的往来官员作威作福，欺压驿站沿途百姓，他们“持威挟势，颐指风生”，任意索要名贵酒菜，还强令歌妓纵酒，无所不为。对驿站人员稍不如意，即行吊打。加上当时站役负担沉重，元成宗时四个月内，即起马13300余次，即使所有马匹昼夜在道，也无法应付。因此造成大量驿畜倒毙途中。元祐元年(公元1314年)六月二十三日，仅甘肃省就奏报死铺马199匹、驿驼24头(《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
这些负担压得元代站户喘不过气来。有的实在坚持不了，就只得背井离乡，逃亡在外，最后老死荒郊野外。元代诗人许有壬有首诗描写他们的悲苦生活说：“盛冬裘无完，丰岁食不足。为民籍占驿，马骨犹我骨。束刍与斗菽〔shu叔〕，皆自血汗出……”(《至正集》)。意思是，数九寒冬我还披着一件破烂的皮子，连丰收的年景也难以饱饭。当上入了籍的站户，就像受役使的马那样受苦。缴出的每束干草每斗粮，都是我的血汗所出！最后，这首诗为贫寒的站户喊出了他们不平的呼声：“生儿甘作奴，养马愿饲粟”，难道我们世世代代甘于当牛作马、贱如奴隶吗？这首诗如实地反映了元代站户的生活。
在这样沉重的压迫剥削下，站户们纷纷破产，到元代末年，建立在站户们血汗基础上的元代站赤制度无法维持下去。当时有史家云：“站赤消乏，积非一日”，而“其弊终不可革”(《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既不能改革宿弊，就只有走向消亡一途了。14世纪初叶，据甘肃省甘泉驿站统计：60年前，这个站共有站户348户，到60年后只剩下176户了。站户们纷纷逃亡或出家为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