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中原地区非常混乱，普通百姓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自然更谈不上正常的通信邮驿活动了。史书上记载此时的情况说：“道路壅塞，命不得通。”所谓“命”，就是指皇帝和政府的文书命令，因为战乱，这些文书命令也不能通畅下达了。
《三国志·陈泰传》说，当时由于战乱，“一方有事”，即“虚声扰动天下”。因此，邮递十分困难，地方也很少给中央政府上书，“驿书”传递最多不超过600里。直到政治家曹操统一了北方，这情况才逐渐有了改变。
曹操和他的继承人加强了对邮驿的管理。曹丕建魏后，把长安、洛阳、许昌、邺、谯五个北方大城市建成五个军事重镇，称为“五都”。围绕这五都建立了四通八达的联络通信网。那时，曹魏的通信，绝大多数是军事文书，主要是靠快马投递，步邮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秩序还不是十分稳定，步行邮递很不安妥。即使少量的步行邮递，也不用接力传送，而是找一些善于快跑的人，专程邮递。这些人，被称为“健步”，后来称为“急脚子”或“快行子”。他们往往跑完全程，中途不换人。曹魏有些专门的信使级别很高，他们常常可以与公卿同坐。女诗人蔡文姬有一次为丈夫董祀向曹操求情时，即曾碰到过驿使与公卿共坐的场面。《后汉书·董祀妻传》记载当时的情景说：“董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此时信使的身份较高，其原因可能与社会不安定有关，信使必须由较为亲近的人充当，才为可靠。而这些显贵的亲信，一般身份是大大高于过去充当信差的吏卒的。
曹魏时在邮驿史上最大的建树，是《邮驿令》的制定与实施。这是在魏文帝(公元220—226年在位)时由大臣陈群等人制订的。内容包括军事布阵中的声光通信、“遣使于四方”的传舍规定以及禁止与五侯交通的政治禁令等。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邮驿法，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可惜的是，这部邮驿法原文已经失传，只是有些内容可以在《初学记》、《太平御览》等一些后人的辑文中看到。比如《太平御览》有几处引用了这部法令中有关曹操行军用声光通信的内容：“魏武(即曹操)军令：明听鼓音、旗幡。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闻雷鼓音举白幡绛旗，大小船皆进，不进者斩”(《太平御览》卷三四○、三四一)。鼓音是声，白幡绛旗是色和光，这是古代声光通信的继续。书里还提到了紧急文“插羽”，即插上羽毛，颇类似后来的鸡毛信。
从上述材料看来，三国时曹魏的通信设施是比较发达的。
魏晋时期，继承两汉的邮驿管理制度，主管邮驿的机构归法曹。两晋时，法曹的官吏还利用邮驿宣布新法律。《晋书·刑法志》记载，西晋时主管法曹的官吏张华，曾表抄新律死罪条目，张贴在各地邮亭以示百姓。
三国时期，中外交通有较大发展，南方的吴和北方的魏，都和西方的罗马有交通往来。那时我国史书将罗马称为“大秦”。据说，孙权统治东吴时，大秦人秦论来到孙吴首都，受到热情接待。曹魏也与大秦有陆路交往。《魏略》记载，大秦的邮驿制度与中国极为相似：“旌旗黎鼓，白盖小车，邮驿亭置如中国……人民相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史书上既如此记载，可以推测，那时曹魏和大秦也定有邮驿往来。
西晋统一南北后，利用了曹魏原来邮驿的基础，并有较大发展。我们从晋时文人间书信往来的频繁，可以看出那时邮驿发展的规模。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平日往来书信十分频繁，今存《全晋文》中陆云写给兄长陆机的信件即达35封。他们在书信中互相切磋学问，相道寒暖，互为勉励。陆云与他的好友杨彦明、戴季甫也经常有书信往来。从他给戴、杨的信中所云“疾病处远，人信稀少”，“去书不悉，得书以为慰，时去荏苒，岁行复半”等语来看，通信人之间住处距离是遥远的，可见那时邮驿达到了很远的地方。
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长期战乱，邮驿受到了影响。但从一些史籍记载看，那时军事驿传还在坚持进行。与祖逖齐名的晋朝将领刘琨，北伐时曾给晋太子和丞相各写一封书信，向政府汇报北上战斗的困难。这两封信现留存在《北堂书钞》和《太平御览》中。此二信得留存下来，说明当时刘琨的书信已顺利到达了晋都，中途经由刘琨的北伐战场山西上党和河北正定，长达千里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