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关于通信，流传着许多生动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是“鸿雁传书”的典故。
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时，使臣苏武被匈奴拘留，关押在北海苦寒地带多年。后来，汉朝派使者要求匈奴释放苏武，匈奴单于谎称苏武已死。这时有人暗地告诉汉使事情的真相，并给他出主意让他对匈奴说：汉皇在上林苑射下一只大雁，这只雁足上系着苏武的帛书，证明他确实未死，困在大泽中。这样，匈奴单于再也无法诡称苏武已死，只得把他放归汉朝。从此，“鸿雁传书”的故事便流传开来，成为千古佳话。而鸿雁，也就成了邮使的美称。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青鸟传书”的神话。据说西方女神西王母曾给汉武帝写信，而传书的使者是一只青鸟。它把信一直送到汉宫承华殿前。从此，青鸟也成为通信使者的另一代称。还有一个“鲤鱼传书”的故事，也发生在汉朝。说的是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几句：“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意思是说，有远方来客，送给蔡邕一对鲤鱼，命儿辈剖开鲤鱼烹食，却发现鱼腹中有一尺长的帛书。书信上讲的是劝他多加餐饭，同时还表达了长久思念之苦。这就是“鲤鱼传书”的典故。其实，这故事的源流还更久远。我国古代神话中说，早在商朝末年，当姜太公在渭水边垂钓的时侯，他就曾捕获一条鲤鱼，这鱼肚里有一封信，预告他以后被封在齐地。后来他辅助周武王打天下成功，果真被封在那里。
上述的一些神话和故事，当然不都是事实，但这些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民间通信的困难。普通百姓几乎没有专门的通信设备，所以他们只好幻想出让天上和水里的动物来给他们传递家书，以抒发自己的思乡和思亲之情。
汉代还有两封名垂千古的书信。这两封信感人至深，至今尚可作为激励人们上进的精神食粮。一封是《李陵答苏武书》，是汉武帝时被迫投降匈奴的大将李陵给不屈的苏武的一封回信。当苏武被扣留在匈奴时，汉朝大将李陵在一次战争中失利而被匈奴俘虏。李陵在匈奴与苏武不断有书信往还，苏武曾安慰和勉励过李陵。苏武被释放回汉时，李陵写给他一封充满感情的信，便是有名的《李陵答苏武书》。信中说道：“昔者不遗，远辱还答，慰诲勤勤，有逾骨肉，陵虽不敏，能不慨然？”意思是：从前承蒙不弃，几次通信相答，有不少宽慰勉励的话，实在情同骨肉。这些对李陵这个不成材的人来说，岂能不感慨万分！信中还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这是人生最可贵的。这封信被收在《古文观止》中，成为历代学子们的范文。还有一封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被汉武帝处以宫刑，他的朋友任安也因犯罪而即将判处死刑。司马迁闻听此讯后，给任安写了一封书信，表达自己不屈的斗志，和著述《史记》的决心。书信中“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成为有名的格言。
这两封信成为千古范文，说明汉朝时候书信这种文字体裁已经相当成熟，也同时说明了当时文人之间书信往来的频繁，已经被当作一种感情抒发的工具。
有一点值得提起的，就是由于两汉时纸的发明，到东汉中后期，我国民间纸已逐渐成为信件的书写普及材料。史料中有不少这样的记载。比如，《艺文类聚》留下了一篇东汉著名文人马融给窦伯向的书信，信中提到：“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无量，次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又如张奂《与阴氏书》，亦有“笃念既密，文章灿烂，名实相副，奉读周旋，纸弊墨渝，不离于手”之语。另，《北堂书钞》引延笃给张奂书，也说到“惠书四纸，读之反覆，喜不可言”。这几段史料，既说明了当时由于交通阻隔书信的不便，因而更为可贵，同时也指明了纸已作为书信材料逐渐普及。马融、张奂都是当时文化名人，纸的普及对文化交流作用十分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