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是非常特殊的雕塑品种，虽然有大玉不雕之说，但玉总是要琢磨成器。琢磨的过程，就是雕塑的过程。今天研究玉，器形固然重要，但玉所代表的文化性更值得去探讨。这是因为玉的象征性很强，寓意性也很强，所以玉雕作品不能单从表面形式去欣赏，而应从内涵去把握。
玉是“石之美者”，是原始人在大量用石的活动中，从石中分离出来的。今天的田野考古已证明了中国的原始人在祭祀中大量使用玉。而将玉从神坛上请下来成为生活中物，则起始于商周时期。
对商周时代的玉器，郭宝钧在《中国青铜器时代》一书中概括得很好：“石器在石器时代，主要是朴素的实用物。到青铜器时代，石器渐衰，玉器代兴，实用之意少，玩赏之意多，于是乎演为货宝，为佩玉。由爱货宝而对职位不同的人作一限制，于是为瑞玉。由爱货宝而转为赂鬼神，于是为祭玉。由爱美玉而愿服食长生，愿死而不朽，于是为葬玉。这些都是与民生实用无关的。然玉器在殷周人的意识状态上，端人品质，坚人心意，暗示的教育之功为不少；而在捖〔wan完〕摩之工上，亦不少辉煌的制作，对整个文化的成就，玉器还是不可掩没的。”
《逸周书·世俘解》中记载，商代纣王兵败自焚而死时，用4000件玉器在自己周围摆成一个圆圈。又说周武王克商后，从商王朝那里获取玉“亿有四万”。这些数字可能夸大了，但殷商王室大量用玉的事实是存在的。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商王武丁配偶妇好墓，出土玉器700件左右。这批玉器不仅数量大、品种多，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玉器是装饰品。妇好墓因是王妃墓，其玉器代表商代的最高成就。妇好墓的玉器，有的可能是专为墓葬而制，有的可能是生前用器随葬，包括了商周社会用玉的全部品种(礼玉、祭玉、佩玉、葬玉等)。一般地讲，妇好墓玉器线条不太流畅，动物也好，人物也好，外轮廓多方形的转折。但这批玉器中，又有如回首长尾的玉凤一类作品，则充满了一种曲线的流畅美。另外两个玉人头像，也破除了方折的表现法，整个头像因普遍是曲面过渡而显得浑圆饱满。这些又说明商代有能力制作出线条流畅的玉器来。但为什么妇好墓有那么多方形转折的玉器，只好作为一个问题留下来。妇好墓中的一件裸体玉人，呈扁平状，两面雕琢，一面为男，一面为女。这种两性合体的雕塑，已在新石器时代陶塑中出现过，可能都是表现男女交媾、化生万物这一生殖主题。同样在殷墟，1975年小屯村北发现的玉鳖，是件非常重要的作品。它的背甲呈黑色，头、颈和腹部为灰白色，这是巧妙地利用了玉料的天然纹理和色泽而制出的艺术品。这种方法今天称为“俏色”，依然是考验工艺美术家的创作才能的试题。
两周是讲“礼”的时代，祭、葬、社交等活动，都贯穿礼的内容，这时期玉的各种用途，都带上了礼的印记。祭玉用于礼神、赂神、迎神、谢神、娱神，是基于玉本身的可通神的灵性，这是原始社会以来人们认识的延续。祭玉的形状以象征性的各种几何体为主(如前举璧、琮、璜等)。玉的灵性也被广泛应用于葬玉，古人认为玉能和百神，使尸体不朽。原始人在墓葬中放玉器，目的至今还不太清楚，但商周人用玉保护尸体，就有许多理论为根据。保护尸体的玉器，裹身的为一些方形小片连缀成衣(玉衣)；塞九窍(双眼、双耳、双鼻孔、口、肛门、尿道)的玉，除了塞男子尿道的制成男性生殖器形状外，其余的多雕琢成各种小巧的动物形象或几何形状，晶莹圆滑，非常可爱。
春秋战国时，玉的使用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君子比德于玉”和“哗嚣之美”。前者是将玉赋予道德的内容，后者是将“石之美”的特色尽量发挥出来。前者是将玉的灵性演化为品性，后者是将玉又回复到物性上来。从玉的雕琢上看，赋有道德内涵的玉并没有什么新的创造，无外乎将过去那些玉重新从道德的角度给予认定。当然这种认定也是从玉的“石之美”这些特色入手，但认定的结果是上升到理性化，如“温润而泽，仁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qu屈〕然，乐也”，“缜密以栗，知也”等等。有了这些理解，自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真正展示春秋战国玉器雕琢之美的，主要是属于“哗嚣”一类佩玉。“哗嚣”一语出自《国语·楚语下》，记楚大夫王孙圉〔yu 宇〕答晋大夫赵简子问，将行礼时碰击鸣声之玉比之为“哗嚣之美”，认为这种玉不能祭天地鬼神，是“先王之玩，何宝之焉”。春秋战国的佩玉，表现为一种成熟的、有很强的装饰性的“组”这种形式。组即组合，是根据身体不同部位，将不同形状、不同色彩的玉进行配搭，既能收到“悦目”的视觉效果，又能碰撞出各种悦耳的声音。今天一些现代活动雕塑通过一些手段，使雕塑有悦目的色彩和发出悦耳的声音，除了时代不同外，艺术追求同古代是一样的。“组”的实物，有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出土佩玉六组和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的组玉佩等，这些佩玉都有非常精美的花纹。从春秋战国佩玉的全貌来看，佩玉除珩〔heng横〕、璜、琚〔ju居〕、璧这类几何形状的外，还有许多仿动物和龙凤一类灵异之物的作品，这些玉器形状是各种曲线的结合，流畅如云如水，而那些透雕佩玉，更显得精美和生动。
在秦汉艺术为人的生活服务这个大文化氛围内，玉也大量应用于人的生活中。那时不仅大量使用佩玉，许多生活用品也用玉制造。这些生活用玉器不仅品类多，而且制作更复杂、更精巧或更大型。如刘邦在秦咸阳宫中见到的高7.5尺的青玉五枝灯，西汉武帝茂陵的青玉铺首，等等。(图26)1983年在广州发现的西汉南越王第二代王赵眯〔mei妹〕墓中，出土的玉器精美异常，称得上是汉代玉器的精粹。如华美的组玉佩饰，透雕龙凤纹玉璧，金钩玉龙，龙虎合体玉带钩，玉舞人，玉角杯，玉承露盘等。其中一件透雕凤纹玉牌饰，以一长方形为中心，长方形上方为云头纹饰，下方为卷尾凤，长方形一边是凤踏一玉璧，一边为悬挂的璎珞。这件作品构思精巧，一破玉器中常用的方法，图案繁复而不对称。将这一件作品的每一部分分离出来，都是一件完整的作品，但结合在一起，又显得天衣无缝，非常协调。南越王赵佗，真定郡(今河北正定县)人，原为赵国王室的族人，后为秦将，秦末时带兵驻守今两广一带。公元前204年，赵佗趁楚汉相争、天下大乱之机建立南越国，自立为王。汉王朝建立之后南越对中央政府称臣，但实际仍以帝王身份行事。南越共传王五代，至公元前111年国灭。南越国存在近一个世纪，受中原地区影响很大。南越国艺术，在一些铜器及陶器的器形和图饰上，有不少地方特点，但玉器从制作到题材，是典型的中原文化。因此，南越王墓这批精美的玉器，是使我们领会西汉玉器艺术的难得珍品。
图26 四神铺首玉 西汉 陕西兴平茂陵出土
中国玉器发展至汉代形成一个新的高峰。这一高峰一方面表现为雕琢技艺的更加高超和进步，另一方面表现为到了汉代才真正出现许多供把玩欣赏的玉器。地下出土的和传世的两汉玉器品类繁多，如各种各样的玉佩、玉带钩、玉羊、玉马、玉辟邪等，用青玉、黄玉、白玉等各种玉材制成。在求吉利驱邪恶的同时，这些玉器又都是居室内陈设或身触手摩之物。这类玉器的代表是1975年出土于陕西兴平县汉武帝茂陵附近的玉铺首，1966年出土于咸阳汉昭帝平陵遗址的玉仙人奔马，1966年至1976年出土于咸阳汉元帝渭陵附近的玉鹰、玉熊、玉辟邪，1968年出土于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的玉人等。这些主要出土于帝王陵的玉器，可视为汉代玉器的最佳之作。它们选料精到，作工讲究，构思巧妙，就是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也丝毫未减其魅力。
由汉代所倡的玉的玩赏新风，度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低谷后，在唐、宋辽金、元、明、清几代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盛唐徐坚所著《初学记》为官修类书，专供唐玄宗诸皇子习文应对时用。玉在此书被列为“宝器”，在承袭魏晋南北朝重金银之物的唐人观念中，玉因此也有一席之地。唐代玉器除了仍部分有礼器的功用外，主要趋势是制成生活中用品和以容器形式出现的陈设品。前者如玉佩饰(丹凤步摇、双凤佩、飞天佩)、玉带板等，后者如玉杯、玉觞等。唐代的玉器是从汉代自由、生动、奔放向工细、精美、雅致方向转化的关键时期。而这种转化的主要动因是市俗化。市俗化一方面是写实的花鸟纹等以自然之姿用浮雕、透雕的形式表现在玉器上，使这类玉器精美、清新而富于生气；另一方面是人物造型的写实，又使这类玉器朴实而平淡。唐代在玉器方面的这些变化直接影响着唐以后各朝各代的玉器制作特色。
宋代是玉器市俗化极盛之时，为市民服务成为这个时期玉器制作的主要目的。城市里不仅有制作玉器的作坊，还有贩卖玉器的店铺。这种为市民服务的玉器制作即玉器的市民化，第一个特点是除了使用玉材加工成各种用品外，人们生活中的摆设品和赏玩品也常用玉材来制作，甚至一些神祗如观音等也失去神性而进入这些品类中。话本《碾玉观音》：“且说朝廷官里，一日到偏殿看玩玉器，拿起这玉观音来看。”《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宋孝宗喜球马，偶伤一目；金人遣使来庆寿，以千手千眼白玉观音为寿，盖寓相谑之意。”以上两则记载都是指宋代朝廷内宫收藏有玉观音且作为看玩之用。宋代玉器市民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带有佛教莲花生子内容的“摩喝罗”形象(即手擎荷叶的儿童形象)在玉制品中大量出现。这种现象实际上仍是原始社会生殖崇拜观念的延续。宋代玉器市民化的第三个特点是花鸟题材的广泛使用。以花鸟题材进行创作的宋代玉器，清新雅致、比例协调，极富绘画意趣。在形制和纹饰上，这类玉器讲求对称均衡和图案化。因此这类玉器称得上是生活与艺术的融合。宋代花鸟题材玉器的代表作品是1974年北京房山县长沟峪石椁墓中发现的一批玉饰件。如“双鹤衔草饰”、“折枝花饰”、“镂雕竹枝饰”、“透雕折枝花锁”等。这批玉器均以高超的镂空雕技法制作，作品玲珑剔透、新奇精巧，令人赏心悦目。其中折枝花、竹枝等形象，都是玉器中最早出现的。与市民化的风气相反，宋代玉器又流行仿古玉之风。且不论仿古玉本身的价值，仅就仿古、作旧的选料、加工等经验和技法而言，已是别开生面了。
与两宋同时期的辽、金玉器，成就主要在花鸟题材类。这些花鸟题材玉器制作精美、清新爽目。辽、金玉器的代表是“秋山玉”和“春水玉”。所谓“秋山”、“春水”，是因《金史》中将有虎鹿山林图案的服饰称为“秋山之饰”，将有鹘〔hu 胡〕捕天鹅图案的服饰称为“春水之饰”。故现在学术界一般将具有这两种图案的玉器分别称为“秋山玉”、“春水玉”。秋山玉的主要形象是虎、鹿，其次有鹰、鹊、山石、林木等；春水玉的主要形象是鹰、天鹅、荷叶、莲花、水草等。以这些基本内容进行制作的玉器，因表现内容的多种配搭与手法的变换，一件与一件之间千差万别，毫无雷同和重复。与传统玉器相比，秋山玉、春水玉表现的鹰鹞天鹅虎鹿、荷芦山石林木等内容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图案中表现出来的那些矫捷勇猛、快速俯冲的鹰、鹞，惊慌失措、四下躲藏的天鹅，蹲坐啸吟的猛虎，弋游奔驰的鹿群等场景，天地广阔，野趣横生。从技法看，秋山玉、春水玉或单面雕，或双面雕，通体镂空分层处理，细部又辅之以阴线刻划，使作品繁杂而不零乱，结构紧凑而生动。辽、金以后，元、明、清几代多有仿作的秋山玉和春水玉，工艺虽佳而无其神韵，仅得形似而已。(图27)
元代继承宋、辽、金玉器传统，图案纹饰多为花鸟、山水、螭虎、海兽等；雕琢技巧更成熟，尤其是浮雕技法运用得出神入化。不过元代玉器制作中有一种顾头不顾尾的现象，即一些玉器的制作中，对表面部分雕琢精微，一丝不苟；而对侧面、内壁、底部则较马虎，不甚求精。若论元代玉器在中国几千年制玉、赏玉、玩玉的历史中的独特地位，不能不提“渎山大玉海”。这件琢造于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的作品高70厘米，口径135—182厘米，膛深55厘米，周长493厘米，重3500公斤，称得上是中国玉器的第一件“重器”。这件玉海形体厚重，风格质朴，通身浮雕各种海兽出没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于粗犷中见精微，豪放中见匠心。“渎山大玉海”开创了我国大型陈设玉雕的新领域。它在玉器史上的划时代的意义，被清代空前的几件大型玉雕所证明，也被今天几件定为国宝级的大型玉(翡翠)雕所证明。
图27 春水玉玉 金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明、清是中国玉器发展的又一繁荣期。这种繁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制玉队伍精良和赏玩范围宽泛。明、清两代的北京、苏州是玉器的制作中心，其中又以苏州的专诸巷最负盛名。专诸巷不仅所制之玉器精美奇巧，也是良工巧匠辈出的地方。如明晚期琢玉名手陆子刚，名震朝野，所制之器尽管价格昂贵，仍受玩家青睐。至今国内外博物馆及私人手中，多收藏有或真或假的陆子刚作品，由此可见其影响。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合卺杯”即为陆子刚所作，造型雄浑而古朴，豪放而典雅；又因该杯还刻有明代著名诗人和书法家祝允明的诗句，使此杯集文学、艺术于一身，实为不可多得的传世之宝。清代由苏州工匠琢制的玉器精品甚多，若论艺术性高和构思之巧，非《桐荫仕女图》莫属。此作品是清代乾隆时一位苏州工匠用制碗后剩下的弃料，依玉材的原形原色和制碗取料时留下的圆洞，因材施艺，制成极富江南庭院景致、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的玉雕佳作。此器制成，乾隆皇帝极为满意，亲自作诗予以赞赏。今天看来，《桐荫仕女图》由于匠心独具，巧妙利用了这块新疆白玉的白色和局部的桔黄色玉皮，不仅充满了诗情画意，还极富光色感觉，真可谓是一件既古典又现代的巧夺天工之作。所谓明、清玉的赏玩范围宽泛，无外乎是说玩玉之风遍及宫廷和民间而以宫廷为代表。明、清两代以玉为饰之风极甚，从坠饰、串饰到佩饰，种类繁多、组合复杂。以玉为把玩也是一种时尚，用玉制成的人物、鸟兽和如意等，成为文人士大夫谈经论道、燕居独养时的常伴之物。明代宫廷用玉制作大量的器皿，有日用类型的，有仿古类型的，但这些器件并非以实用为第一位，更多是具有陈设、赏玩的价值。清代宫廷将这一风气推到极至，无论用料之精，雕琢之巧，造型之美，都是前朝不可比拟的。在明、清两朝的宫廷制玉中，不能不提“玉山子”这一品类。所谓“山子”即圆雕山林景观，有人物、动物、山林、树石、流泉等。这种圆雕可远追到汉代的博山炉，其炉或铜或陶，上部(炉盖)都雕塑成群山万壑之状。明代的玉山子发展到清代，就是具有全景山水式的大型玉器的制作，如有名的《会昌九老图》、《大禹治水图》。这些大型玉山子轻则近千斤(《会昌九老图》)，重则愈万斤(《大禹治水图》)，使用了镂雕、浮雕、阴线刻纹等多种手法而琢成的四面通景式的全景山水人物图景。清代大型玉山子的制琢，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也需要大量的组织工作和设计工作。以高超的琢玉技艺为基础的大型玉山子的制琢，不仅使身佩手玩之物成为大型的观赏之物，而且也为中国古代玩玉、赏玉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