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两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自隋朝开创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阶层的读书人入仕为官的机会逐渐多了，先后涌现出许多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布衣卿相。同时由于科举制的持久推行，官僚政治制度日益强固，出现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神童诗》)的文人春风得意的局面。由于大批的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神童诗》)，所以当他们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享受荣华富贵之余，考虑的身后大计不是给子孙留下丰厚的家产，而是传授读书做官的本领。他们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明白：“将相本无种”，科举制给广大读书人铺开了从田舍通达天子堂的康庄大道，因此要使自己的子孙世代为官，就必须加强家庭教育。“遗子黄金宝，何如教一经？姓名书锦轴，朱紫佐朝廷。”(《神童诗》)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既得利益的仕宦之家，自然蕴有无比的家教热情。
如《新唐书·房玄龄传》载，房玄龄治家颇有法度，常恐诸子弟骄侈，仗势凌人，不事诗书，于是搜集古今家训，书为屏风，让他们各取一具，作为座右铭，以勉励进取。唐初的勋臣如此，唐中后期的仕宦之家更不待言。
著名唐代文学家韩愈，他出身于仕宦世家。但他三岁时就成了孤儿，幼年处境艰苦，他的伯兄韩会收养了他。在兄嫂的精心抚育下，习读诗书，日记数千百言，六经百家之学无不博洽贯通，25岁时考取了进士。从韩愈自述的学习经验来看，仕宦之家的教育是十分严格的，而且也很讲究学习方法。他说，自己读书时，“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篇”，这就是说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学习内容，同时广博地阅读百家之书。他认为读书唯在勤奋，方能有所得。他自己就做到“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在学习方法上，他的经验是：“论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宏其中而肆其外”；“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劝学解》)。他积累了如此宝贵的经验，与他从小严格的家教有·很大关系。
唐代三大著名诗人之一白居易，也是出身于仕宦之家。他父亲白季庚曾在徐州做官，他随父侨寓徐州符离县(今安徽宿县符离集)，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养。后因时乱年荒，迫使他从童年始就流转四方。他的足迹南到苏、杭、宣、饶、襄樊，北至邯郸、太行，西至洛阳、长安。在流转期间，他的父母仍十分严格地管教其学业，让他努力读书写作，并为参加科举考试作准备，终于在29岁时考取了进士。
如果说，唐初科举取士促进了仕宦之家的家教，那么在唐末仕宦之家的家教则几乎为科举所左右，“望子成龙”成了家教的理想与追求，而且家教的目的与内容日益呈现科举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