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的生产方法，或者称为书籍的制作方法，同书籍的制作材料一样，前后经历过若干不同的阶段，方式方法也有过很大的不同。书籍的制作方法，不是一开始就用雕版印刷或是活字印刷的。印书术的出现，在书籍史的发展上具有伟大的划时代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以印制书籍的出现划一界限，分两段讲述书籍的生产方法。
我国印制书籍大约起于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旁及辽、金、西夏，沿袭于元、明、清。但在唐以前，我国书籍的制作方法大概依书籍的制作材料而定，先后有过刀刻、铸造、笔写等不同的方法。
初期书籍之一的甲骨文书，从现存的甲骨文片看，其上面的文字都是用刀刻的。为什么非要用刀刻？这大概取决于这种材料的质地。我们知道，骨头是有一定硬度的，而吃墨的能力却不怎么强，如果用笔写，可能不会保存很久，因而只好用刀刻。用刀刻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刀刻的笔道纤细匀称。如果用笔写，那时有没有那么细的笔还是个问题。一块龟甲或一块兽骨，没有多大的平面。除掉占卜时形成的卜兆裂纹，能着字的地方所剩无几，如果笔尖稍粗，根本无法写下。这大概也是采用刀刻的原因之一。刀刻的字迹既能保持久远，又能笔道匀整，又适应甲骨仅有的空余平面，又有一定的硬度，所以我们见到的甲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的。有的刻得十分纤细，像陕西周原地区出土的西周甲骨，其字迹要用五倍的放大镜才能看清，可见那时的微雕技术已经相当精湛了。
初期书籍之二的青铜器铭文，据现在所知道的，其上面的文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凸出来的阳纹，一种是凹进去的阴纹。两种纹路不同，它们的制作方式也不同。凹进去的阴纹文字比较好理解，那就是在事先设计制作好的青铜器上，如果什么时候想在上面镌刻文件或事件，都可以随时请人操刀镌刻就是了。这种用刀在青铜器上直接镌刻阴纹文字，比在青铜器上铸字要方便得多，自由得多。在青铜器上铸字，事先就要有周密的计划。有的在设计时大概就不想当作器具用，而是想铸字，以文字意义为主的。例如郑国、晋国铸造的刑鼎，目的就是为了公布法律，晓谕全国。这类青铜器物上面的文字，在制造浇铸模子时就要考虑周详。一份文件，一个事件，一共有多少字，如何布局，乃至每个字的锼〔sou搜〕锓〔jian坚〕，都要精心设计，精心制作。而且模子内壁的阳阴纹字迹必须是凹进去或凸出的反字，浇铸出来的才是凸起或凹进的阳纹或阴纹正字。这就牵涉到模子内壁上阴阳纹反字究竟是怎么弄上去的问题。正写反贴双勾再锼锓，自然是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古人是不是这样做，不敢肯定。考古学界有人根据青铜器铭文中常用虚字的酷似，推测青铜器铸模内壁的阴阳纹反字，可能是一个一个事先做好的阳阴纹正字压挤出来的。这种推想十分大胆，假如这种推想能够成立，那就表明我们的祖先老早就懂得制造活字的原理了。当然这种活字尚不是为了排版印刷，而是为了铸造青铜器铭文。
初期书籍之三是石质文书。我国自周秦以来，以玉片、石片、石鼓、摩崖、碑、碣、套帖等形式刻、写的石质文书，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归纳起来，往石质材料上着附文字，就现在所知也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书写，一种是刀刻。书写者见于侯马盟书。1965年在山西侯马春秋晚期晋国遗址出土的盟书，都是以朱色或墨色书写在玉片或石片上。其中最大的长32厘米，宽3.8厘米，上尖下方，形态规整。这种盟书为什么要用笔写而不用刀刻，道理说不清楚。也许因为侯马盟书是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大凡需要发誓定盟，总是事有急需，发于义愤。并且盟书要一式两份，一份留作证据，藏于盟府，以备查验；一份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以示永不背盟。事急，又要两份，刀刻可能不适应，故采用手写。不过这只是推测，不能算是科学结论。除侯马盟书以外，传世的所有石质文书，包括摩崖石刻、碑、碣、历代所刻儒家石经、释家石经、道家石经等，全部都是用刀刻的。这些刀刻的石质文书，不同于侯马盟书的一份要藏于盟府，一份要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而是要立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本来就是依山刻石，风吹日晒自是家常便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用笔在石质上写字而不是用刀在石质上刻字，时间一长，或经过雨水的冲洗，字迹就会模糊不清，甚至是字迹全无。所以古代的石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成的。
随着书籍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正规书籍的出现和发展，以前的甲骨、青铜器、玉、石材料等都不再适应需要，竹木简便广泛地被采用为书籍的制作材料。这种材料不同于以前的甲骨、青铜器和石头，究竟采取什么办法将文字着附在竹木简上，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重大课题。历来出土的大量竹木简，证明了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过去有所谓“刀笔吏”的说法，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刻成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刀、笔、墨、砚要预备齐全，才能书字于竹木简上。笔、墨、砚的功能不言而喻，谁都知道。唯有刀的用途，过去说法不一。一种说法，刀就是笔，用刀笔在竹木简上刻字。这早已为事实所推翻。还有一种说法，道破了刀的用途。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小学生，甚至包括初中学生，每天上学，他们的书包里所带的铅笔盒中，必带有铅笔、笔刀和橡皮。 目的是当写了错字时，就用橡皮将错字擦掉，而后改成正确的字。竹木简书盛行时期，之所以要把刀、笔、墨、砚同时备齐，同样是各有各的用途。其中的刀的用途就类乎今天中小学生所用的橡皮。当在竹木简上写了错字时，就及时用刀子刮去，然后再写上正确的文字。过去人将“刀笔”连读，解释为刀子笔，进而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子刻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
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中的缣帛也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之一。用这种材料制作书籍，就无法像甲骨、青铜器、玉石那样，其文字可以铸造，可以刀刻，而只能是用笔书写。这道理很简单，用刀在缣帛上刻字，那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像后世印制纸书那样，将文字印在缣帛上，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帛书只能是用笔书写而成，不可能用其他的办法将文字着附上去。事实上，历来出土的帛书，也确实都是用笔书写而成的。
纸张取代竹木简、缣帛而成为书籍的普遍制作材料之后，不但改变了竹木简笨重，缣帛贵重的弊病，而且由于纸张比竹木简、缣帛更易于着墨，所以自东汉至五代上千年的时间里，纸书多是用笔抄写而成。又由于纸张具有特殊的吸墨能力和柔软，所以又承担起自唐代开始的印制书籍的任务。雕版印制书籍中经五代的缓慢发展，至两宋而极盛，标志着书籍的生产方法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人类文明也跨进了新的历史时期。
我国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印制书籍，大概在唐朝已经开始。这无论从文献记载或实物留存都能得到证实。但印书之始，绝不意味着雕版印刷的技术到唐朝才发明，反而表示这种技术在唐以前应该早已出现。到了能够印制整部的书籍，则应该是这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了。但长期以来，参与讨论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问题的中外古今学者，却多以印书之始来论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结果不是提前，就是靠后，始终得不出一致的意见和科学的结论。早的有东汉发明说，东晋咸和(公元326—334年)发明说，六朝(公元222—584年)发明说，隋朝(公元581—617年)发明说，唐朝(公元618—906年)发明说；晚的有五代(公元907—959年)发明说，北宋(公元960—1126年)发明说。时代跨度上千年。这些说法，有的因论据不足固然不能成立，有的以流存的实物为证，但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因而也不能成立。好在我们这里不是讨论印刷术的发明，我们注意的是用这种技术来生产书籍在唐朝则是史不绝书了。
明朝有位史学家叫邵经邦(公元1491—1565年)，他写了一部历史著作叫《弘简录》。在《弘简录》卷四六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洛阳人，年仅36岁就不幸夭亡了，唐太宗很是悲痛。当宫女们将皇后生前所编纂的《女则》10篇呈献给皇帝时，唐太宗抚物生情，“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这里的“梓行”二字，指的就是雕版印行。这是迄今所知关于印制书籍的最早记载。长孙皇后卒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的六月，印行《女则》应当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或稍后一点。表明在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已经懂得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生产书籍了。而且生产的第一部书就是妇女著作。
冯贽的《云仙散录》记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我们知道，唐玄奘到印度取经出发的那一年是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取经回国，前后经过了17年。再过19年，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玄奘涅槃圆寂。所以他用回锋纸印刷普贤菩萨像，施于四众，应当在贞观十九年他取经回国，到麟德元年他涅槃圆寂之间。这件事情的发生，距雕印长孙皇后的《女则》仅10多年的时间，说明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不仅懂得雕版印制书籍，也懂得雕版印制佛画了。
此后，关于唐代雕印历书、字书、韵书、文集、道书、阴阳杂记等书的记载，屡见不鲜。流传于世的实物也不只一两件。像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jie 介〕为父母祈福而雕造普施的《金刚经》、西川成都府樊赏家雕印的历书、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的梵文《陀罗尼经咒本》等，就都是至今还留存在世的雕版印刷品。特别是那件被斯坦因携走，现在庋〔gui 鬼〕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部的《金刚经》，可以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而又相当成熟的印刷品。它用七张纸粘连而成，全长15.2尺，完整无损。卷首有释迦牟尼佛坐莲花座上，对长老须菩提等僧众说法的扉画。妙相庄严，栩栩传神。经文字体端庄凝重，刀法稳健。印纸精良，墨色精纯。古朴大方，赏心悦目。说明到9世纪中叶，我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进入相当成熟的时期了。
进入五代之后，雕版印制书籍的方法已被政府正式采纳，并且用来印制儒家经典了。从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起，到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止，中原地区的四个不同朝代唐、晋、汉、周，在22年的时间里，由国子监连续不断地完成了《九经》的校勘和雕印工程。这是儒家经典第一次用雕版印刷的办法生产出来。或者说儒家经典的第一代版本，就是五代时期国子监出版的，监本之称也就开始于此。与此同时，《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以及解释儒家经典的《经典释文》，也先后被雕版印制出来。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县)人和凝，不顾别人指责，自己主持雕版印制了自己的文集，开创了版本学史上“自刻本”的先河。后蜀宰相毋昭裔，不但主持雕刻了《蜀石经》，还主持雕版印制了《九经》，还让自己的门人句〔gou勾〕中正、孙逢吉主持雕版印制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地方政府以及民间雕印的佛经、佛画更多，道家的某些著作也被雕印出来。整个书籍的生产方法，已面临全面改革的前夜。
进入宋代以后，书籍的生产方法便以雕版印刷为主流了。南北两宋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流通之宽，版印之精，都堪称前所未有，后世楷模。上自中央各殿、院、廊、司、局、监，下至地方各府、州、军、县，各路茶盐司、安抚司、提刑司、转运司、公使库，各府学、州学、军学、郡斋、郡庠、学宫、頖〔pan 盼〕宫、学舍，各县县学、县斋，各地书院，私宅、家塾、书棚、书坊、书肆、书籍铺，各地寺院、道观、祠堂等等，都竞相刻书，形成了广泛的刻书网络，使书籍生产出现了空前未有的高潮。两宋以后，迭经元、明、清，旁及辽、金、西夏，书籍的生产方法多是采用这种雕版印刷，为今天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典籍。
雕版印制书籍，比起用手抄写书籍，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只要雕刻一套版，你想印多少，都可以随心所欲。但这种技术必须是每一种书籍雕一套版，每套版只能印一种书籍。它只能在部数上增加，不能在种数上生新。若要生新，就只能再雕一套版。这显然是工本极大，劳师费时。这种固有的弱点，在两宋雕版印制书籍充分发展的同时，也就充分暴露出来。能否克服这种弱点，使之既省工本，又能随意生新？这是摆在当时书籍生产者面前的新课题。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平民毕昇用自己的天才和实践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图5)。
关于毕昇发明泥活字印书法，北宋沈括在他所著《梦溪笔谈》卷十八中有翔实的记载。沈括说：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 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余群众所得，至今保藏。
这段记载，从制字、排版、常用字的储备、生辟字的临时制作、不用时的收藏方法，以及不用木料制字的原因等，都说得清清楚楚。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书法，除了稍显原始古朴之外，其余关乎现代排字印刷的基本原理，那时几乎都已具备了。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又一次重大革新，闪现了现代书籍生产方法的最早火花，比德国人谷腾堡用活字排印书籍大约要早400年。可惜的是，毕昇用这种泥活字排印过什么书，不见记载。实物更无流传。但按照毕昇泥活字排版印书的原理，仿制泥活字，用它来实践印书，却是代有其人。周必大在南宋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根据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记载，在潭州(湖南长沙)仿制成了泥活字，用它排印了自己的《玉堂杂记》二十八事。这是现在所知关于用泥活字印书的最早记载。元朝定鼎前夕，忽必烈的谋士姚枢，在河南辉县教弟子杨古根据沈括的记载，也仿制了泥活字，排印《小学》、《近思录》、《经史论说》等书，用来化民成俗，提高百姓的文化水平。直到清朝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苏州人李瑶仍仿制出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等书。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安徽泾县翟金生及其家人，经过30年的努力，仿制了10多万个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自己的集子《泥版试印初编》、家谱《水东翟氏宗谱》，以及他朋友黄爵滋的集子《仙屏书屋初集》等书。
图5 活字之父毕昇
在泥活字原理启发下，被毕昇当年扬弃了的木活字，到元朝初期又由王桢试制成功。与此同时，还创制了转轮拣字法。王桢用自己创制的木活字，排印了自己主持纂修的大德《旌德县志》。比王桢晚20年，浙江奉化州官马称德，在任内也主持制作了10多万个木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大学衍义》等书。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的木活字也被制造出来，如回鹘文、西夏文木活字都已出现。至今还有西夏文木活字排印的佛经传世。新疆博物馆、敦煌艺术研究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还分别收藏有回鹘文木活字的实物。回鹘文不同于汉语，每个词组的字母构成不同，词组的长短也不同，因而形成的木活字长短也就不同。这种长短不一的木活字，排版技术要比一样大小的汉字木活字复杂得多。可当时被忽必烈誉为神逸俊秀的回鹘人，居然能解决这样复杂的排版技术问题，不能不说是开了拼音文字活字排版技术的先声。这是我国少数民族为中国书籍史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
到了明朝，使用木活字印书的地区已普及到苏州、杭州、南京、福州、四川、云南等地。明朝用木活字印的书，有书名可考的，至今仍有百余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由于形势的需要，朝廷发布的邸报，也叫作朝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了。这可以说是开了报纸活字排印的先河。清朝，木活字已在全国通行。上至内府，下至各级衙署、书院、书局、书坊等，大都备有木活字。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陕西、甘肃等省，都曾用木活字印过书。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诏求天下遗书，复出内府秘籍，并校辑《永乐大典》所见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原先打算选择其中传世极罕，又足资考镜者，先行刊印流通。无奈工程太大，于是采纳金简的建议，刻了25万多个大小不等的木活字，用来排印上述的难得之书。乾隆皇帝以为称活字不雅，便赐名“聚珍”。又因为这项工程在武英殿进行，所以将用这批木活字所印的相同规格的书，就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收录图籍134种。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工程。
金属活字，包括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等。其中铜活字应用较广，现知最早铜活字印书活动是在15世纪末，即明朝的弘治年间。当时江苏的无锡、常州、苏州一带都有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出现。最有名的是无锡的华家与安家。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华燧用铜活字摆印了《宋诸臣奏议》50册。因铜字难受水墨，印制出来的书叶，墨色浓淡极不均匀，但它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因而显得十分珍贵。现知华燧以会通馆名义用铜活字先后排印过15种书。华燧的叔父华珵〔cheng成〕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用铜活字排印过陆游的《渭南文集》和《剑南诗稿》。华燧的侄子华坚和华坚的儿子华镜，也用铜活字排印过《蔡中郎集》、《白氏文集》、《元氏长庆集》等。无锡除华氏外，尚有安国桂坡馆也用铜活字印书。安国字民泰，是无锡的巨富，有“安百万”之称。他用铜活字排印的书，可以考知者也有10余种。其中的正德《东光县志》，是国内现存最早用铜活字印制的地方史志。此外，福建建阳书商也用铜活字排印过《墨子》。清代，福建人林春祺，从18岁开始刻制铜活字，花了21年的时间，耗去白银20万两，制成大小铜活字40多万个，并用这套铜活字排印了顾炎武的《音论》、《诗本音》及军事丛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等七种书籍。当然，规模最大的还要算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一万卷，目录40卷。分六编32典，6109部。内容繁富，区分明晰，是我国著名的大型类书之一。这次铜活字印书活动，构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
锡活字，元朝人的著作中就有记载，但不见实践。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广东佛山镇有位姓唐的书商，出资一万元铸造锡活字20多万个。并于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用这套锡活字排印过马端临的《文献通考》348卷。铅活字，明朝人、清朝人都有记载，但不知印过什么书。
用活字排版来印制书籍，在我国出现很早，但发展却很缓慢。然而它毕竟是一种新生事物，较之雕板印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代表了书籍生产方法前进的方向，所以到了清朝晚期，随着西方铅字排印技术的传入，中国书籍的制作方法也就走上了世界铅字排印的共同道路。今天，激光照排、电脑打印等新方法不断涌现，书籍生产方法又面临一场伟大的革命，人类文明将要跨入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