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边说过，书籍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意识形态，一种是物质形态。而当着意识形态要用文字加以表述时，就有个着附材料的问题了。而文字的着附材料，或者说是文字的载体，从广义上说，就是书籍的生产材料，或者叫作书籍的制作材料。
书籍的生产材料，不是一开始就用纸来书写或印刷的。纸写文书的出现，在书籍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以纸书出现划一界限，分两段讲述书籍的生产材料。
纸书出现以前，书籍的生产材料是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的。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如此，世界上一些文明较早的民族也是如此。我国初期书籍是以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早期石刻文字为例来表述的，所以我国初期书籍的制作材料就是龟甲、兽骨、青铜器和玉、石质材料。而随着内容的不断丰富，文字的不断加长，甲骨、青铜器或石片、玉片就难以容纳，于是又出现了竹木简书。而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的缣帛也用来制作书籍了。墨翟是春秋战国之交的人，由后人整理墨家学派言论、著作而成的《墨子》书中，多处涉及中国早期书籍的制作材料问题，使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启示。
《墨子·贵义篇》中说：古圣贤王为了将他们的治世之道传给后世子孙，以便使后世子孙有所遵循，有所效法，就将他们的治世之道“书之竹帛，镂之金石。”所谓“书之竹帛”，就是书写在竹简或缣帛上；所谓“镂之金石”，指的就是雕刻在金属的器皿上或是石质材料上。
《墨子·明鬼篇》中说：“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 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这是说古圣贤王是很敬信鬼神的，对鬼神的祭祀是很丰厚的。恐怕后世子孙不懂这些道理，所以要将这种事情书写在竹简、缣帛上，以便传告给后世子孙。而书写在竹简、缣帛上，又都怕这种材料容易腐朽或被虫蛀蠹而灭绝，后世子孙无从知道，于是又将这些事磨刻在盘盂器皿上，雕刻在金属、石头上，以表示对此类事情的重视。可见古人将什么事情书写在竹帛上，什么事情雕刻在金、石、盘盂上，是轻重有别的。
《墨子·兼爱篇》中说：“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这是墨翟谈自己的感受，现身说法，申明自己并未与先圣六王生在同时，既未亲聆其声，也未亲见其颜。但我怎么会知道他们的贤德懿行呢？就是依靠他们那时书写在竹简、缣帛，雕刻在金属、石头，镌刻在盘盂器具上的文字记载所知道的。
上述《墨子》书中的这些说法，虽然是墨翟站在他生活的时代，追述以前，描绘当世，而且也并不是为了说明书籍制作材料的，但他这种深刻的总结，亦未尝不是纸书出现以前书籍制作材料的高度概括。的确，在墨翟生活的春秋战国之际以前，中国文字的载体、中国书籍的制作材料，曾经有过金、石、竹、帛并行的时期。而随着正规书籍的产生和发展，竹、帛逐渐成了书籍制作的主要材料，并流行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王充《论衡·量知篇》中说：“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还说：“断木为椠〔qian欠〕，柝〔xi西〕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du读〕。”这是说要把竹子截为一段一段的圆筒，再劈成若干竹片，才能制成可以写字的竹简。木料也要截成段，开成板，才能制成可以写字的版牍。并且新竹带有青皮，不易着墨。同时还含有水分，容易朽蠹，需经过加工处理才能使用。西汉末年的刘向曾在他所作的《别录》中说：“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曰汗简。”(见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可见古人在以竹木作为书籍制作材料时，不但懂得整治刮削，便利使用，而且懂得如何防虫避蠹，以利于书籍的保护。
现在“简牍”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竹、木简也常是相提并论。但在实际上，竹简之用于书写要早于木牍。或者说在竹简行用的启发下，没有竹子或不便于用竹简的情况下，木牍便以竹简替代物的身分充当书籍的制作材料，并与竹简同时流行。这种情况，我们不但从上述的文献中已经得到证明，从历来出土的实物也可以得到验证。
公元281年，有人在汲郡(今河南省北部)盗发魏襄王墓，发现了大批竹简书，共计16种。内容包括史地、占卜、故事等。今传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就是由那时盗发出来的竹简整理传写而成。
公元479年，在今湖北襄阳附近的楚墓中，也曾经出土过一批竹简，文字是蝌蚪文，大约是公元前505—278年之间的遗物。可惜这两次发现的竹简书籍原物都没能流传下来。而现存的古简，都是近年发掘出土的。
1952年，五里牌出土竹简37件。1953年，仰天湖出土公元前4世纪竹简43件。1954年，长沙杨家湾出土公元前3世纪竹简73件。1972—1973年，长沙马王堆两座西汉墓先后出土竹简近千件。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秦昭王元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306—前217年)的竹简1100多件。1977年，安徽阜阳县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夏侯灶墓中出土了《仓颉篇》、《诗经》、《周易》以及《年表》、《大事记》、《作务员程》等10多种竹简古籍。1978年，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竹简240多枚。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湾汉墓出土西汉初期竹简1100多枚，是西汉文帝至武帝时的遗籍。所有上述这些出土的竹简，都以实物的资格，雄辩地证明竹简是正规书籍普遍使用的制作材料。
木牍的出土除中原外，以西北地区为最多。1901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第一次来中亚考察，在和田境内的尼雅古址发现一批东汉时期的木牍，大约40枚。1906—1908年，斯坦因又先后两次来中亚考察，在敦煌附近废墟及稍东的酒泉，又得简、牍千余件，约为公元前98年至公元153年之间的遗籍。内容涉及文学、数学、历书、占卜及天文资料等。1930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进行发掘，得到大批的汉代简牍。先后来这一地区进行考察的还有帝俄时期地理学会的科兹洛夫及英国的斯坦因等。在破城子处发现木牍5200余枚，在红城子等处发现木牍3500余枚，约为公元前102年至公元30年之间的遗籍。1959年，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郊区东汉墓中掘得385件简牍，其中大多数是云杉木牍。1972年，武威旱滩坡东汉墓中又发现医药简牍92件，多是松木和杨木。1972—1976年，甘肃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地区，又先后发现王莽新政时期的简牍近两万件，其中绝大多数是木牍。1978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西汉晚期墓中出土简牍400余枚，大多数也是云杉木。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简牍1217枚，是公元前65年至王莽新政时期的遗籍。此外在楼兰地区也先后出土过不少简牍。所有上述这些，又说明在竹简盛行的同时，木牍也先后盛行，而且主要是偏行在我国的西北地区。这是因为西北地区少竹而多木的缘故。而且多是松、柳、杨及柽〔sheng生〕柳。这类木材生长在本地，色白质松，易于吸墨，所以为中原及西北地区普遍采用为书籍的制作材料。
关于竹木简书的尺寸制度，过去的说法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甚至是完全不相符。归纳起来，大体是如下几种情况。
经书：过去说儒家经典用简长二尺四寸。
法律书：过去说法律书用简长三尺，或是二尺四寸。(周尺一尺相当汉尺八寸)
诸子书：过去说诸子尺书，就是诸子著作用简长一尺。
其实这些说法都有些以偏概全，以汉代书籍的用简长度概括为先汉书籍的通制，实际并不完全如此。例如晋代汲冢出土的《穆天子传》简，长度约合汉尺二尺；南齐时襄阳出土的《周礼·考工记》简，长度约合汉尺二尺四寸；定西西汉中期墓出土的《论语》简，长度则不足汉尺一尺；阜阳双古堆西汉早期汝阴侯墓出土的《诗经》简，长度只有汉尺的九寸五；《仓颉篇》简，长度是汉尺的一尺一寸。而这些书都是后世所说的经部书，其简长并不都是二尺四寸，而是参差不一，看不出一定的规制。近年出土的诸子书简，有长二尺的，有长一尺二寸或一尺一寸的，甚至只有五寸的。而银雀山西汉中期墓出土的《历谱》简，其长度约合汉尺三尺；大通上孙家寨西汉中晚期墓出土的军规、军法简，长度只有汉尺的一尺一寸；云梦出土的《秦律十八种》简，长度也只有20多厘米，合汉尺不过一尺；张家山出土汉简中的汉律简，长度也是一尺左右。这说明无论周制、秦制还是汉制，法律书用简都没有三尺的长度，都不符合所谓“三尺法”的古制。所有这些现象，表明古人写书用简，长度没有绝对的定制，只是约定俗成。既是约定俗成，就有很大的灵活性，特别是民间写书，用简长短的弹性更大。所以我们不能以偏概全，贸说哪一类的书一定用多长的简。大概古人写书用简的长度也跟财力和崇尚有关，财力充裕，又尊崇某家某书，写时用简就长，反之用简则短。这和现在出书一样，内容重要，作者地位高，出版社又有钱，书出得开本就宏朗，版面就铺陈，印纸就精良，反之就一般化了。
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中的缣帛也用来制作书籍，这在我们前边提到的《墨子》书中已不止一次提到。《论语·卫灵公》说“子张书诸绅。”也就是子张把孔子说的一些话书写在丝织品的大带上。《风俗通义》说：“汉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竹书，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后汉书》记载东汉末年董卓作乱，国家图籍横遭破坏，士兵将帛书拿来作帐篷、提囊。直到《隋书·经籍志》记载晋荀勖〔xu序〕整理《晋中经簿》时谈到当时的书，仍说是“盛以缥囊，书用缃素”。所有这些，都说明从春秋到东晋上千年的时间里，缣帛和竹木简一样，是书籍普遍采用的制作材料。这是文献方面的记载，历年出土的实物也验证了这种事实。
1908年，英人斯坦因在敦煌发现两件帛书，一件9厘米见方，一件长15厘米，宽6.5厘米。内容是内地与边疆的通信。大约是公元15—56年之间的遗籍。1942年，长沙战国时代楚墓出土过帛画。1949年，长沙另一座楚墓再度出土帛画。1973年，在1942年发掘的楚墓遗址中，再度出土人物帛画。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彩色帛画。1976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了长幅帛画。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了20多种帛书，约10余万字。其中许多书的内容文字与现今通行本不同。如《老子》，出土了两种帛写本，均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甲本卷后与乙本卷前，均有四篇近三万字的佚文。《战国策》有12000多字，大部分内容为今本所没有。《易经》比今本多出4000多字。《战国纵横家书》28篇，11000多字，是久已失传的遗书。这批帛书的出土，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帛书形象，进一步证明，缣帛的确曾是中国书籍的制作材料之一。
帛书的形象仍然是模仿竹木简书。一般用来作为书籍制作材料的缣帛，都要在上面画出或织出行格，称为界行或栏线。黑色的叫作“乌丝栏”，红色的叫作“朱丝栏”，而两道栏线之间形成的条状行格，则完全是条条竹木简形象的模仿和再现。《后汉书·襄楷传》记载汉顺帝时，琅邪宫崇曾经到宫门呈献一部他师傅于吉在曲阳泉上得到的道家作品《太平清领书》，共170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描绘的就是在洁白的缣帛上写着乌黑的文字，在行行文字之间画着朱红的界行。卷首接着青色的绫子，绫子上再用红笔写上划分段落的小标题。想来是赏心悦目，朱墨灿然。可见中国古代的帛书，其卷面设计已是相当精美了。但帛书出现之后并没能取代竹木简书，而是和竹木简同时作为书籍的制作材料一并流行，最后同为纸书所取代。
我们现代人关于纸的概念，是指将植物纤维捣碎，做成纸浆而后抄造的纸。用造纸技术的专门术语讲，就是经过帚化过程的纸，才是现代科学概念的纸。历年出土实物证明，早在蔡伦以前中国已有了这种植物纤维纸。1957年，西安霸桥砖瓦厂工地出土了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4—前88年)的文物，其中有古纸的碎片。质地粗糙，未写字。出土时发现是当时用来包裹随葬铜镜的。出土后的几十年中，这些古纸碎片迭经中外学者用现代科学方法化验，发现它有帚化过程，证明是麻类纤维所造的纸。
1933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罗布泊发现过一片古纸，长10厘米，宽4厘米，呈白色，质地粗糙。经用现代手段化验，认定也是麻类纤维所造的纸，纸面有尚未捣碎的麻筋儿。同墓出土的还有西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的木简，因之被测定为公元前49年左右的遗物。
1978年，又发现了西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时期的古纸。纸质粗糙，也是麻类纤维所造。
1942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河附近发现了写有文字的纸团，经化验测定，也是植物纤维所造的纸。根据同时出土的东汉和帝永元年间的若干木简判断，当为公元39—98年左右的纸。
1973年，在甘肃旱滩坡工地又发现了东汉时代的古纸。纸上写有隶体字。经化验证明，也是麻类纤维所造的纸。纸的质地较之霸桥纸要精细得多。表明造纸技术在不断进步。
上述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早在蔡伦以前，中国已发明了造纸技术。但蔡伦与纸又不无关系。蔡伦是东汉和帝时代前后的人物。《东观汉纪》说“蔡伦典尚方，用树皮为纸，名谷纸；故鱼网为纸，名网纸；……麻，名麻纸也。”可证蔡伦是拓展了造纸原料，改进了造纸技术，提高了造纸工艺。《后汉书·蔡伦传》说蔡伦感觉到“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为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可证造纸技术经蔡伦改进以后，质量提高，行用天下。
中国很早就有了造纸术，但纸张作为书籍的制作材料，或者说是以纸来写书又开始于何时呢？公元2世纪应劭写的《风俗通义》，记载东汉首帝光武帝刘秀，在公元25年把首都从长安迁往洛阳。在迁都过程中，搬运书籍的车，据说是“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这里的素书，指的是帛书；简指的是竹木简书；纸指的就是纸写的书了。古人曾把缣帛也称为纸，但这里已有素、简、纸的区分了。素已经是帛书了，纸就不可能仍指帛书了，若是仍指帛书，又何必分称“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呢！可见这里的纸书应该是指用纸写的书了。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至少可以说我国在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已经懂得用纸作为书籍的制作材料了。与应劭同时代还有个叫刘珍的，在他写的《东观汉纪·贾逵传》中也说汉章帝刘炟〔da 达〕曾经在公元76年命博士贾逵(公元29—101年)给学生讲授《春秋左氏传》。为了使贾逵所用的教本有所参照，特赐给他“简、纸经传各一通”。这里的所谓纸写《春秋》经传，很可能也是名符其实的纸质书籍了。晋人袁宏所写《后汉纪·和帝纪》，说邓贵妃于公元102年即皇后位，下令禁止万国进贡珍丽之物，只要求“岁时但贡纸、墨而已”。可见在东汉初期的近百年中，纸张已开始用来制作书籍了。
待到蔡伦改进造纸技术，特别是山东东莱左伯进一步改进造纸技术之后，用纸来作为书写材料或书籍制作材料就更日渐频繁了。《北堂书钞》卷一○四引崔瑗写给葛元甫的信说，送给你《许子》10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意思是说，由于我家不富裕，送给你的书用不起缣帛来写，只好用纸书写了。《后汉书·延笃传》注引《先贤行状》说，延笃打算自己抄写一部《春秋左氏传》，没有纸。他的师傅唐溪典就送给他一些废笺记，让他用这种纸的背面抄写。结果是这种纸的背面无法写字，延笃只得向别人借一部来读。汉末赵岐的《三辅决录》引证韦诞(公元179—253年)，奏言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造的笔，左伯造的纸和自己造的墨，写起字来大小可以尽得其妙。《后汉书·蔡琰传》，记载蔡邕蔡中郎的女儿蔡文姬受曹操委托，曾率领曹操派的10来个人为曹操抄书。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蔡文姬曾向曹操“乞给纸、笔”，有了纸、笔之后，至于是写楷书还是写草书，那就随意而行了。结果是曹操送给了她纸、笔，她们写好之后将书送给曹操，文字无一遗误。上述这些故事都发生在东汉，可见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用纸来写字或用纸来写书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
进入三国两晋，造纸的原料进一步扩大，造纸的地域进一步扩展，造纸的设备进一步改进，造纸的工艺进一步提高。晋代造的纸，有的帚化程度达到70%，几乎接近后世的机制纸了。 由于纸质精美，所以纸张也成了诗人骚客吟诗作赋歌咏的题材。如晋代傅咸就作有《纸赋》，称颂纸张“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己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可见这时不但纸的质量已是十分精美，而且纸张的特点、优长也已为诗人所吟咏。我们知道，三国时魏文帝曹丕曾经用缣帛书写他自己的文学理论著作《典论》和诗赋，送给东吴的孙权；又用纸张同样抄写一部送给大臣张昭，可见那时纸张还不够普遍，地位也还不能与缣帛相比。但到晋代，纸已成为支配地位的书写材料，缣帛、简牍已处在被取代的前夜了。《太平御览》卷六○五引证《语林》中记载王羲之曾经为会稽(今浙江绍兴)谢安请赐笺纸，库中只剩下九万张，结果都给了他。《初学记》卷二一引述晋人虞预《请秘府纸表》说，秘府中有纸三万多张，请求400张给著作史，用来书写起居注。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用纸的数量之大。从当时政府藏书的数量上也可以看出这种趋势。三国时曹魏官府藏书只有4562卷；西晋初年官府藏书就达到了29945卷；到东晋孝武帝时，官府藏书就多至36000卷。与此同时，私人藏书也逐渐多了起来，还出现了职业的抄书人员和抄书机构。日常公私文件也经常用纸来书写。到东晋末年，豪族桓玄(公元369—404年)掌握朝中大权。据《初学记》卷一一所引《桓公伪事》记载，桓玄在辞世的那一年(公元404年)曾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道命令的意思是说，古时候没有纸，所以都用竹木简书写，并不是对什么人表示敬重。现在纸张盛行，凡用竹木简所写者，今后全都要以黄色纸张代替。这是政府第一次明令规定停止用简而代之以纸的记载。表明从公元404年起，行用一两千年的竹木简宣告退出书籍史的舞台，而纸张在几百年渐用的过程中正式成为主要的或者说是唯一的书籍制作材料了。自此之后，纸写书籍飞速发展，盛行于世。本世纪初，从甘肃敦煌千佛洞莫高窟发现的大批遗书，也以实物的身分证明了这一点。敦煌遗书中年代最早的是《陀罗尼神咒经》，写于公元278年，即西晋咸宁四年。而大量的还是唐、五代时期的遗籍。表明从晋到五代，即公元3世纪至10世纪，是我国手写纸书的鼎盛时期。进入北宋以后，雕版印制的书籍大兴起来，纸张则成了制作书籍的唯一材料了。而由于中国造纸术的外传，促使全世界都采用纸张制作书籍。全人类正是依靠书籍这条航船，不断向光辉的未来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