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1年，杨坚夺取了北周统治，建立隋朝(公元581—618年)，结束了南北分裂局面，重新统一中国。618年，李渊、李世民父子建立唐王朝(公元618—907年)，共290年。唐以后社会又分裂为五代十国，隋唐五代共379年。这一时期是中国造纸术的进一步发展阶段。由于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以及农业、手工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使唐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具有高度文明的富强国家之一，这也为造纸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一时期的造纸原料比魏晋南北朝时进一步扩大，纸制品普及于民间日常生活之中，造纸区遍及南北各地。在改善纸浆性能、改革造纸设备等方面取得一些进步，可造出更大幅面的佳纸，满足了书画艺术的特殊要求，纸的加工更加考究，出现了一些名贵的加工纸而载诸史册，并为后世效法。由于中外交通及中外科学文化交流的发展，中国造纸术沿不同方向向国外传播。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更刺激了造纸业的进一步发展。总之，这个时期在造纸技术史中是个重要发展阶段。
造纸原料品种的扩大，是反映造纸技术进步的一个标志。隋唐时所用造纸原料有麻类、楮皮、桑皮、藤皮、瑞香皮、木芙蓉皮等，竹纸也在这时初露头角。虽仍以麻料为主要造纸原料，但其他原料纸则比魏晋南北朝时产量大有增加，也出现更多的混合原料纸。唐代除用破麻布造纸外，还用野麻生纤维造纸。唐人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六记载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萧诚用西山野麻及虢州(今陕西)土毂造五色斑文纸。用野麻生纤维造纸，需对生纤维沤制脱胶，比用破布造纸费事，但成本低廉。中国野生麻类资源丰富，如田麻等。用野麻造纸是开辟原料来源的有效途径。除麻类外，晋代以来兴起的藤纸至唐代达到全盛期，产地不只限于浙江。《唐六典》及唐人李肇《翰林志》均载唐代朝廷、官府文书用青、白、黄色藤纸，各有不同用途。陆羽(？—公元804年)《茶经》提到用藤纸包茶。《全唐诗》卷十收顾况(公元727—815年)的《剡纸歌》用诗的形式描写浙江剡溪的藤纸。由于当时只顾滥砍藤料而不注意栽培，造成剡溪一带数百里内藤被斩尽，破坏了环境的生态平衡，因而唐人舒元舆路经此地时发出感慨，写了《悲剡溪古藤文》。藤的生长期比麻、楮长，资源有限，因此藤纸从唐代以后便走下坡路，这是个历史教训。
据《新唐书·萧倣传》及唐人刘恂《岭表录异》所载，当时广东罗州(今廉江)多栈香树，身如柜柳，其皮可造纸，名香皮纸。这是指瑞香科的沉香树而言。唐代造瑞香料皮纸20世纪初曾在新疆出土，经化验其原料为白瑞香。按瑞香科树木韧皮中含天然香料素，香气扑鼻，但在造纸过程中香料素已被除去，除非在纸浆中另加香料，否则所造之纸并无香味。据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公元1587—1666年)《天工开物·杀青》记载，唐代四川造的薛涛笺用芙蓉皮为原料，再将芙蓉花汁掺入纸浆，造出粉红色诗笺。薛涛(公元768—831年)为女诗人，以其薛涛笺与当时著名诗人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人相唱和，除粉红色外，还有其他不同颜色，因而薛涛笺名重一时。芙蓉为锦葵科木槿，属观赏植物木芙蓉，其韧皮部含59.75%纤维，可供造纸。而唐五代时，尤其五代后蜀统治者孟知祥据四川时在成都附近遍种芙蓉，“每至秋，四十里如锦绣”，当地确是盛产这种植物，成都别名“蓉城”或“锦城”即由此而来，现在芙蓉成了成都的市花。不过从现在环境保护角度来看，用芙蓉树皮造纸并不可取，因为这要使大片观赏植物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不如以野生植物为原料更好，因而隋唐五代所造皮纸仍以楮皮纸及桑皮纸为大宗。
由于桑科木本韧皮纤维中含果胶、木素等杂质较多，外边还包着一层青皮，所以造纸时要将剥下的树皮在水池中沤一段时间，通过微生物发酵作用除去部分果胶，再剥去青皮层，然后用草木灰水蒸煮，经舂捣、漂洗才能成浆。根据我们对唐代皮纸的分析化验和模拟实验，其制造过程可以下图表之。从这里可知造皮纸比麻纸要困难和复杂。造皮纸关键是除去生纤维中所含杂质，同时勿令树皮外层的青皮屑进入纸浆中。而除去这类有害物并造成洁白皮纸，要耗去不少人力。当我们欣赏传世的唐代白皮纸时，不能忘记纸工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
现在讨论竹纸的起源。南宋人赵希鹄在《洞天清录集》中说，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使用浙江绍兴竹纸写字，因为东晋南迁后难得北方纸，而王氏父子又长期生活在浙江绍兴。从此以后很多人相信晋代已有竹纸。还有人将晋人稽含(公元263—306年)的《南方草木状》中的“竹疏布”理解为竹纸。其实，赵希鹄所见到的写在竹纸上的王羲之、王献之“真迹”乃宋人临摹品或膺品，不能因此说晋代有竹纸。至于《南方草木状》中的竹疏布实指竹席，而不是纸。在唐以前文献中迄今尚无关于竹纸的可靠记载，亦无实物遗存。竹纸起源于晋朝之说是难以成立的。较可靠的记载是从唐朝才出现的，只有这时在技术上才是可行的。9世纪的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谈到唐代各地纸的种类时提到：“纸则有越(今浙江)之剡藤，蜀之麻面……韶之竹。”韶即韶州，今广东韶关，这一带自古盛产竹，明清时仍以竹纸闻名。唐人段公路《北户杂录》谈到广东罗州香皮纸时，也顺便提到此纸“不及桑根、竹膜纸”，即桑皮纸与竹纸。10世纪人崔龟图为这句话加注时说：“睦州出之。”睦州在今浙江淳安，说明唐时淳安一带产桑皮纸及竹纸。由此看来，9—10世纪时竹纸已在广东、浙江初露头角。到宋代以后才大显身手。但唐代的竹纸产量很小，而且还敌不过麻纸及皮纸，只是一种刚刚出世的新纸种。
唐代造皮纸工艺操作图
随着造纸原料的扩大和造纸术在各地推广，隋唐五代时产纸区域遍及全国。据古书记载，仅唐代向朝廷进贡纸的就有常州、杭州、越州、婺〔wu务〕州、衢〔qu渠〕州、宣州、歙〔she社〕州、池州、江州、信州、衡州等11个州邑。这当然是不完全统计。其实除上述地方外，至少还有扬州、韶州、蒲州、益州、晋州、歧州、福州、莱州及京兆(长安)等地也产纸。就是说遍及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四川、广东、山西、陕西、福建、山东、河南等各省，甚至边远的沙州(今甘肃敦煌)及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区域都生产纸。由于产纸量大，社会上的消耗量亦甚可观。只以唐内府集贤书院为例，大中三年(公元849年)一年内抄写365卷书就用蜀纸10000多张，而长安、洛阳两京皇家图书馆抄录数万卷书及集贤书院学士每年以60000张纸的消耗量，不知要用去多少纸张。这正是促使社会科学文化发达的物质后盾。雕版印刷术是这一历史时期内发展并付诸应用的。用雕版印书可省去手写本抄写时用去的大量人力和时间，通过校对而提供善本，一次印刷千百万份，便利于书籍的流传。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印本《金刚经》，是这一时期印刷品的代表作，而印刷业又是大量消耗纸的另一领域。
唐代可造出幅面更大的纸，从而满足了画家的需要，纸本绘画从这一时期猛增，传世的有韩滉〔huang晃〕(公元723—787年)的设色《五牛图》，出土的有设色花鸟画及人物画。除文化及文书用纸外，隋唐五代时许多日用品也以纸制品制成，以代替其他昂贵材料，如灯笼纸及糊窗纸，表面涂上油成为防水纸，可取代绢料。在欧洲直到1735年英国人威尔德(Obadiah Wyld)才取得制防水纸的专利。至于纸衣、纸帽、纸被、纸帐、纸甲、纸花、剪纸及包装纸等制品都可取代过去用的纺织品，这类实物近年来也间有出土，而不只限于文献记载。唐代“飞钱”是纸币的先驱，用以代替金属货币。而迷信活动也用纸作成纸人、纸钱在为死者送葬时焚烧。纸的用途越来越广，中国在这时名副其实地进入了纸的时代。隋唐五代造纸技术比魏晋南北朝进步的另一表现，是纸的质量及加工技术超过前代，而所造各种名贵纸为后世传颂。根据对古纸系统化验结果，我们发现唐代纸打浆度一般都较高，纤维分散情况好、交结紧密而匀细，纸面的横长有的已接近一米。为了适应写字绘画的需要，唐纸明确分为生纸与熟纸。生纸是直接从纸槽抄出经烘干而成的未加工处理过的纸，而熟纸是生纸经加工过的纸。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谈装裱书画时说：“勿以熟纸〔装〕背，必皱起，宜用白滑漫薄大幅生纸。”宋人邵博(？—公元1158年)《闻见后录》卷二十八云：“唐人有熟纸、有生纸。熟纸所谓妍妙辉光者，其法不一。生纸非有丧事故不用。”画工笔设色画及写小字时，一般用熟纸，而水墨画及大字书法宜用生纸。
从技术上分析，为使运笔时不致因走墨而晕染，需阻塞纸面纤维间的毛细孔，才能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有效的措施是砑光、拖浆、填粉、加蜡、施胶等。这样处理过的纸就变“熟”。《唐六典》卷八一十、二十六及《新唐书·百官志》载门下省弘文馆有熟纸匠八人，中书省国史馆有熟纸匠六人，秘书省有熟纸匠10人及装潢匠10人，东宫下属崇文馆有熟纸匠、装潢匠各一人。他们的任务就是将生纸加工成适于书写的具有特殊质量、颜色及外观要求的熟纸，再由楷书手抄写，由装潢匠装背成书卷。正如魏晋南北朝时一样，唐代使生纸变熟的方法之一是施胶，所用施胶剂是淀粉剂。这类文书纸可从出土物中见到。但这类熟纸尽管受墨性好，也不无缺点。如表面刷淀粉剂后纸存放过久并经反复卷曲，便易龟裂，也有些小片隆起纸面，这样就会使纸上墨迹脱落。于是唐代便使用动物胶(后来也用植物胶)作施胶剂。为了使动物胶颗粒有效地分散，同时加入明矾即硫酸钾铝(Al2(SO4)3·24H2O)作为沉淀剂。或将胶、矾刷于纸面，或将其掺入纸浆中捞纸。这就是今天的纸表施胶及纸内施胶技术的早期形式。这样的施胶纸克服了用淀粉剂的那种缺点。北宋艺术家米芾《十纸说》指出：“川麻不浆，以胶作黄纸，唐诏敕皆是。”意思是四川产的麻纸不用淀粉剂变成熟纸，而是用胶处理制成黄纸，唐代朝廷的诏敕皆用此纸。宋以后施胶矾较为普遍，是从唐代继承的。但用中国墨挥毫，因墨内已含胶质，再用含胶多的施胶纸，会使墨迹呆滞而不生动，因此有的人宁愿用生纸。一般文书或草稿纸、民间文化用纸仍用浆捶纸或生纸。在欧洲直到1337年才始用动物胶作纸的施胶剂，比中国晚600多年。由于欧洲人用硬笔及矿物质墨汁写字，所以施胶纸反而普及起来。
唐代黄纸中有一种加蜡处理的纸叫硬黄纸，最为名贵。这种纸外观呈黄或淡黄色，表面甚光滑，以手触之有清脆之声，光亮呈半透明，防蛀抗水，质地硬密。凡是重要或庄严场合则用硬黄纸书写。例如敦煌石室唐人写经中道经《无上秘要》(写于公元718年)及佛经《妙法莲华经》以及辽宁省博物馆藏传世的《万岁通天帖》唐摹本等都以硬黄纸书写，有时还用于临摹汉晋法帖或装背书卷。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称：“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染以黄檗，取其辟蛀。今世所有二王真迹或用硬黄纸，皆唐人仿书，非真迹。”又宋人张世南《宦游纪闻》云：“硬黄谓置纸热熨斗上，以黄蜡涂匀。”这种纸先用黄柏皮染成黄色，再在纸上涂以黄蜡，故纸质厚重光亮，虽经千年仍犹如新作。但用一般清水研墨写字时容易滑笔，需用皂荚水或肥皂水研墨，方堪下笔。这正是后世蜡笺的祖先。唐代还有供书写用的白色蜡纸，不妨称之为“硬白”。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旧题吴彩鸾写《刊谬补缺切韵卷》是珍贵古籍写本，是否为吴彩鸾所写颇多疑问，但从字迹鉴定当为唐人手书无疑。此纸双面加蜡、砑光，纸质精细，比硬黄重一倍，将两张湿纸叠在一起干燥脱水而成。宋元时盛行的黄白蜡笺正是继承了唐代硬黄及硬白之余绪。这种蜡质涂布纸在欧洲直到1866年才出现，晚于中国1000多年。
唐代还有填加白色矿物粉的蜡笺纸，或曰粉蜡笺，是将魏晋南北朝时的填粉技术与唐代的涂蜡技术结合起来的产物，兼具粉笺及蜡笺的特点。宋人米芾《书史》这部研究书法艺术史的书中说，唐代中书令、著名书法家褚遂良写《枯木赋》用的是粉蜡纸拓，又隋末书法家智永写的《千字文》亦用唐粉蜡纸拓，内一幅麻纸为真迹。这种纸在加工时是先用白色矿物细粉砑入纸表，再砑蜡，是一种创新之举。但这类实物目前还未接触到。唐代纸工还借用了漆工及绢工的一些装饰技术手法，发明将金银片或金银粉涂饰在纸上的加工技术。这种纸叫金花纸、银花纸或洒金银纸、冷金纸等。为使贵金属的光泽夺目，所用纸地多取各种色纸。唐人李肇《翰林志》说，凡朝廷对将相的任命状，用金花五色绫笺。《杨妃外传》称大诗人李白题牡丹诗写在金花纸上。唐制冷金纸在宋代仍有传世，米芾《书史》提到王羲之《玉润帖》“是唐人冷金纸上双钩摹”。我曾在20世纪70年代看到新疆出土的唐代金花纸。由于这类纸造价昂贵，属于奢侈品，当时只在上层人物中使用。历史上名噪一时的唐代薛涛笺，前已述及。此纸又名浣花笺。李商隐(公元813—858年)有诗句：“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词咏玉钩。”当时在成都之南五里有百花潭，又名浣花潭，流水清沏见底，故造纸甚佳。除粉红色外，此纸亦曾染成十色。
唐代还有砑花纸和花帘纸，这类纸迎光看时纸面上能显出帘纹以外的发亮线纹或图案，目的在于增添纸的潜在的美。花帘纸的制法是在抄纸竹帘上用线编成纹理或图案，凸起于帘面，抄纸时此处浆薄，故纹理发亮而呈现于纸上，实际上就是后世的水纹纸。砑光纸是将雕有纹理或图案的木版用强力压在纸面上，于是纸面上也呈现纹理或图案。后世各国通行的证券纸、货币纸和某些文件及书信用纸就是根据这些原理制成的。关于水纹纸起源，过去长期没有弄清。1907年法国人布里凯(C.M.Briquet)在其《水纹纸历史辞典》(Les filigranes.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s marques du papier)一书中说：“人们还不知道，或至少迄今还没有发现早期的中国纸、阿拉伯纸和摩尔纸上有除帘纹以外最早的可靠的水纹。最早的水纹纸是在1282年意大利法布里亚诺(Fabriano)地方造的纸上发现的。”但其实中国古代就有这类记载，只不过西方人没有注意而已。明代学者杨慎(公元1488—1559年)在《丹铅总录》中根据他所涉猎的文献记载说：“唐世有蠲〔juan捐〕纸，一名衍波笺，盖纸文如水文也。”“蠲纸”是用以代替赋税的纸，“文”与“纹”通用，“纸文如水文”指纸上的纹理如水纹，显然唐代的衍波笺或可理解为水纹纸。至于砑花纸，唐人李肇《唐国史补》中说：“纸之妙者则越(今浙江)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骨、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其中列举的“鱼子笺”即历史上闻名的砑花纸。此纸北宋时四川仍在制造。北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写道：“又以细布先以面浆胶令劲挺，隐出其文者，谓之鱼子笺，又谓之罗〔纹〕笺，今剡溪亦有焉。”方法是先以细麻布用面浆涂刷，使其劲挺，再以强力向纸面压之，则纸上显出布的纹理，叫鱼子笺或罗纹笺。
五代时造纸技术直接承袭隋唐，但因南北封建割据，社会动荡，各地技术发展很不平衡。敦煌石室所出西北地区造的麻纸多不精良，书法亦不工。传世的南方书法家杨凝式(公元873—954年)的《神仙起居法》用纸亦不精细，这毋宁说是反映了那时社会经济不景气的现状。但当时统治者御用的“澄心堂纸”却为一时之冠。澄心堂是南唐烈祖李昪在金陵(今南京)宴居、读书及批阅奏章的殿室，其中藏有图书、琴瑟及文房用具。至南唐后主李煜时，设官局监造名纸供宫中御用，因号澄心堂纸。苏易简在《文房四谱·纸谱》写道：“南唐有澄心堂纸，细薄光润，为一时之甲。”南唐灭亡后，半个世纪内储藏在宫中的这些纸尚无人知晓。及至到了北宋一些文人之手后，才引起社会上的重视。宋人刘敞从宫中得100张澄心堂纸，后赠欧阳修十张，欧阳修又转赠梅尧臣二张。于是他们之间专为此纸互相吟诗唱和。刘敞《公是集》云：“当时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万轴……流落人间万无一，我从故府得百枚。”梅尧臣《宛陵集》也说：“滑如春冰密如茧，把玩惊喜心徘徊……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市一枚。澄心堂中唯此物，静几铺写无尘埃……于今已逾六十载，弃置大屋墙角堆。”
北宋文人宋敏求也从南唐内府中得到一些澄心堂纸，又赠梅尧臣100张。于是梅尧臣再写诗咏曰：“塞溪浸楮舂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金曾不疑……古纸精光肉理厚，正岁好事亦稍推。”从宋人描述中可知澄心堂纸是浸楮皮为料，用敲冰水举帘荡纸，干燥后坚滑如玉，则白度必定很高，又纤维细密如蚕丝，而且纸较厚重。关于澄心堂纸产地，北宋歙州(今安徽歙县)人潘谷在诗中说：“澄心纸出新安郡，腊月敲冰滑有余。”宋人蔡襄在《文房四说》中也认为：“李主澄心堂〔纸〕为第一，其为江南池、歙二郡，今世不复作精品。”由此可见五代时南唐的澄心堂纸造于今安徽南部的歙州地区。用腊月敲冰水抄纸，意在取纸浆纤维悬浮效果良好，但给造纸工人带来痛苦。他们要在纸槽旁安放一火盆，抄纸后烤一下双手再抄，因此纸工常有关节炎的职业病。因澄心堂纸见重于北宋，故南宋时即起而仿制，至清代还照此仿制。因此要注意历史上有五代真品及宋仿、清仿之别。例如明人屠隆《考槃余事》说：“尝见宋版《汉书》，……每本用澄心堂纸数幅为副。”明人曹昭《格古要论》称：“澄心堂纸，宋朝诸名公写字及李伯时(名公麟，公元1049—1106年)作画，多用澄心堂纸。”还有人说欧阳修起草《五代史》用澄心堂纸。所有这些都应理解为宋仿澄心堂纸，而非南唐原物，因不可能将当时百金一张的南唐澄心堂纸用作起草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