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61年(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4月，民族英雄郑成功率领25000名甲士，分乘200艘战船在台湾鹿耳门登陆，迅即打败荷军，占领普罗文遮城(今赤嵌楼)。消息传开，台民欢呼雀跃，争先恐后迎接来自祖国大陆的正义之师。荷兰殖民者闻风丧胆，龟缩在热兰遮城(今安平古堡)内负隅顽抗。1662年3月20日(清康熙元年二月初一)，久困孤城、外援断绝的荷军，在郑军强大攻势的压力下弃城出降，夹着尾巴灰溜溜地撤离了台湾。台湾重归祖国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改称台湾为“东都”(其子郑经继位后改称“东宁”)，以赤嵌城为“明京”，设承天府，南路置万年县，北路置天兴县，设官置守，另设安抚司以治澎湖，首次在台、澎地区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政权机构。
郑氏政权废除了荷兰殖民时代的“王田”，建立了“官田”、“私田”、“营盘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封建生产关系在全岛范围内普遍推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颁布垦田条例，实行“寓兵于农”的屯田政策，令部队开赴各地，“有警则荷戈以战，无警则负耒以耕”(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十一)。台湾荒原，巨蟒出没，瘴疠流行，草根深达数尺，郑军广大将士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披荆斩棘，流血流汗，同大自然顽强搏斗，开垦出片片良田。至今，在台湾省彰化县的秀水乡有个村庄叫“陕西村”，当地居民200多人都属陕西籍，据说是300多年前，郑成功率师东渡光复台湾时，他的部下有个陕西籍的武将名叫马信，奉命带领陕西战士到此地从事屯垦，形成村落，世代繁衍，为表达他们对大陆故乡的怀念，遂将村名唤做“陕西村”。
为加速宝岛的开发，郑氏政权积极招募大陆沿海人民移居台湾。闽、粤、浙等省数以万计的贫苦百姓纷纷“附舟师来归”，加入拓垦大军，大片荒埔丛莽“渐成聚落”。并派有经验的汉族老农深入原住民村社，向土著居民传授牛耕技术，每村发耕牛一头、铁犁、耙各一副，帮助他们发展农业生产。在已经开垦的土地上，鼓励农民兴修水利，改进农业耕作方法，发展多种经营，如种麻、植蔗、制糖、养鱼、晒盐、伐木、烧瓦等等。台湾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粮食连年丰收，自给有余，各业兴旺。
郑氏政权还着力发展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兴贩洋艘岛船，装载鹿皮等物，上通日本，制造铜熕、倭刀、盔甲，并铸永历钱；下贩暹罗、交趾、东京等处以富国”(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十三)。由于郑氏政权的苦心经营，23年后当清王朝统一台湾时，台湾的开发已具相当规模。据资料显示：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台湾开垦的土地面积已达18450甲，由点及面，遍及台南以北以南。30年间，汉族人口增加到15至20万，为原有汉族居民的二至三倍，已超过土著居民的人口(约10万)。那时，台湾西部平原乃至中部半山区，已是“烟火相接，开辟荒土，尽为膏腴。”(查继佐：《东山国语·台湾后语》)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1665年(清康熙四年)，嗣王郑经采纳陈永华的建议，择地在宁南坊修建明伦堂。次年春正月，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孔庙在承天府(今台南市)落成。孔庙的落成，标志着台湾文化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郑经任命陈永华为“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长)，叶亨为“国学助教”，全面负责文化教育工作。他们在台南孔庙设“太学”，在全台各地设立学校，聘请许多大陆通儒来台执教，并参照大陆科举制度，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制，规定：儿童八岁入小学，教以经史文章；每三年举行一次“州试”(郑经继位后改万年、天兴两县为州)；州试入选者再经府试、院试，考中者入太学；每三年一大试，择其成绩优异者入朝为官。这是大陆封建教育制度移植台湾的开始。
由此，台湾文风渐开，大批名儒、贤士纷纷自大陆来台。他们不仅致力于教化汉番平民，为普及台湾的文化教育辛勤“拓垦”，而且还结成诗社，吟诗唱和，著书立说，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使中原文化开始在台湾放出异彩。当时在台湾文坛上最负盛名的是明朝遗臣沈光文，他素有文名，入台后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名儒，台湾历史上的第一个文艺团体——“福台新咏”诗社，就是由沈光文倡设的。因他开拓台湾文教有功，被后人尊为台湾“文献初祖”。
在郑氏政权的努力经营下，台湾的开发确已粗具规模，为清王朝统一台湾后，台湾经济文化的飞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