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
——尺蠖斋《西晋志传通俗演义》序文
罗贯中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有特殊贡献的作家，他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同时，为世界文学的宝库，也增添了灿烂的光彩。他所写的小说很多，都是以乱世为题材，中国历史上只有七个分裂的时代，罗贯中就写了其中三个，除《三国演义》外，相传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逐平妖传》等著作，也曾参与了《水浒传》的编纂、创作。罗贯中的作品，尤其是《三国演义》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从“话本”阶段向长篇章回体过渡的完成，揭开了我国小说发展历史崭新的一页。
《三国演义》全名《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一部优秀长篇历史小说。大约创作于元代末年，原书24卷，240则，有弘治本传世，经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加以增删润色，才成为现在通行的120回本。罗贯中依据陈寿《三国志》提供的历史线索和历史人物，博采裴松之对《三国志》补缺、备异、惩妄、论辩，所保存的大量宝贵史料，吸取了西晋至元1千多年来民间传说的丰富营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军的生活经历，发挥个人的卓绝艺术才能，纵横捭阖，巧妙驾驭，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近100年中浩瀚繁富的历史事件，完成了这部75万字的古典名著。
《三国志演义》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起，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止，描写了百年左右发生的事件，中间着重写了历时约半个世纪的魏、蜀、吴三国的兴衰过程。第1回到第33回，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写到曹操平定北方；第34回到第50回，集中写赤壁之战以及战后天下三分；第51回到第115回，重点写刘备集团活动，以及刘备死后，诸葛亮治理蜀国、南征北伐；第116回到第120回，写三国统一于晋。书中的故事起于刘、关、张桃园结义，终于王浚平吴，包括了整个三国时代。在“拥刘反曹”的传统思想支配下，作品把蜀汉当做全书矛盾的主导方面，把诸葛亮和刘、关、张当做中心人物，以魏、蜀、吴的兴亡为线索，生动地描述了封建统治集团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谴责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丑恶，反映了他们的爱憎与背向，以及反对战争分裂、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
在这部名著中，罗贯中寄托了自己个人的爱憎情感，客观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之间政治的、军事的、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矛盾斗争；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封建统治阶级争名夺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明火暗刀的策略伎俩和阴谋诡计；有意或无意地揭示了农民无法生活、铤而走险、纷纷起义的真实历史背景和原因。
以上说的是《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则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充分地显示了罗贯中在人物刻画方面惊人的技巧。全书400多个人物形象中，不管是曹操、刘备、孙权这些群雄之首，还是诸葛亮、关羽、张飞、赵子龙、黄忠、鲁肃、周瑜、黄盖、郭嘉、许攸、张辽、陆逊以及王允、董卓、吕布这些巨谋勇将，忠奸之臣，都具有鲜明的生动的个人特性。尤其是对张飞、诸葛亮和曹操的形象塑造，真可谓出神入化，呼之欲出。
其次，《三国演义》还提供了不少战争经验和各种军事科学知识，对战争的描写，是很出色的。写官渡之战，先介绍两军力量的对比。袁绍兵多粮足，拥军70万。而曹操兵少粮缺，只有7万人。但是战争胜败不但决定于客观军事力量的强弱，而且还决定于主观指挥是否正确。继而再攻，各个击破。相反，袁绍自恃强大，没有利用兵多粮足的优势、结果大败而归，实在是指挥不当。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其他如赤壁鏖兵、秣陵之战等，都写得有声有色，雄伟壮阔，引人入胜。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战略战术经验和教训。后来，农民起义的将领们把《三国演义》当做军事教科书来学习、运用。《三国演义》中，有关政治、外交、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内容，也是极为丰富的，读者从中也将获益不浅。
最后，《三国演义》开创了历史小说的先河。自罗贯中把三国历史写成小说以来，文人纷纷效法。《三国演义》为如何写作历史小说，提供了“七分事实，三分虚构”基本经验。《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大都是真实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官渡、赤壁之战等等，在历史上，真有其事。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董卓、曹操、袁绍、刘表、刘备、孙权以及关羽、张飞、诸葛亮等等，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人。这就是“七分事实”。但另一方面，其中不少内容和情节是虚构的，夸张的。不但历史上不存在“吴国太佛寺看新郎”、“献密计黄盖受刑”和“七星坛诸葛亮祭风”等事件，而且，就是对历史人物如刘备、曹操、诸葛亮、关羽和张飞等，也不是从《三国志》里照搬到《三国演义》中来，而是作者依据尊刘贬曹的思想给予了加工改造；有的加以美化、神化，有的加以丑化。《三国演义》中的这些人物，已是艺术的典型。这就是“三分虚构。”
总之，《三国演义》是一部艺术性很高的作品。虽然，它也有种种不足，如否定农民起义的错误立场，宣扬封建迷信等等。然而，它毕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罗贯中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