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建安风骨,正始玄风——魏晋南北朝文学 众人皆醉我独醒——范缜

人生好比树上开的花,遇到风花瓣便会随风飘落,自然就会有的越过窗户落在席垫之上,有的则翻过篱墙罗入粪秽之中。

——范缜

中国古代南北朝时期,正值佛教盛行。佛教认为,人的富贵贫贱都是命中注定的,是前世积善行恶的因果报应;偏偏有一个叫范缜的提倡“无佛”。范缜,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曾先后在齐、梁两朝做官,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无神论者。有一次,竟陵王萧子良问范缜:“您不相信因果报应,可是人为什么会有富贵贫贱的不同呢?”范缜回答说:“人生好比树上开的花,遇到风花瓣便会随风飘落,自然就会有的越过窗户落在席垫之上,有的则翻过篱墙罗入粪秽之中。落在席垫上的人,就如殿下您,罗入粪秽之中的人就是我呀。人的贵贱际遇虽然各不相同,但哪里有什么因果。”范缜的回答使竟陵王在众多宾客面前无言以对。后来,竟陵王又特意召集了许多僧人与范缜辩论,仍不能使范缜屈服。

范缜平时穿着朴素,性格朴实直爽,勇敢而不畏权贵,常有不同于世俗的独立见解。他的主要思想保存在他的著作《神灭论》中。

《神灭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形神相即”、“形质神用”。

首先在形神关系问题上,范缜抓住了“即”与“异”的对立。“异”是指“分离”,佛教徒讲“形神相异”、“形神非一”,称人的灵魂可以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人死以后形亡而“神游”,精神(魂魄)跑到佛国或依附于别的形体,灵魂、精神就成为三世轮回的主体、因果报应的对象。所以强调形神分离,是佛教徒论证“神不灭”的主要根据。对此,范缜提出“形神相即”,他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即”,义谓“接近”,哲学上则有“结合”、“涵蕴”、“渗透”等含意。“形神相即”,就强调了精神与形体不可分离,所谓“形神不二”,形神“名殊而体一”,把形神看成同一实体的两个方面,同时范缜又断言“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肯定了精神必依附于形体而存在,随形体灭亡而灭亡,较彻底地克服形神平行、形神二元的缺陷,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形神一元论。

其次,范缜提出“形质神用”的命题,用统一的观点说明形神一元论,进一步深化了对形神关系的考察。范缜认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肯定了形体是物质性的实体,神是由形体派生的作用,以为神之作用是依存于物质性的形体才能发挥。他还用刀刃与锋利的关系阐发“形质神用”的命题。认为神用之对于形质,犹如锋利之对于刀刃;锋利依附于刀刃而存在,两者异名而体一;同样,神用离不开行质,精神只能依存于形体,而形亡必然神灭。

再次,范缜以“浮屠害政,桑门蠢俗”,揭露当朝宣扬神不灭的危害,阐明自己阐释神灭的目的和良苦用心。由于统治者对神不灭的提倡和宣传,导致“浮屠害政,桑门蠢俗,风雾惊起,驰荡不体,吾哀其弊、思拯其溺”。神不灭思想及其传播,不仅给当时封建伦理道德带来极大的危害——“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而且也会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磐于惰游,货禅于土木”。范缜认为通过神灭论的宣传,和对神不灭论的批判,可以使“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为己,可以为人,可以匡国,可以霸君”。这无疑是范镇站在世俗地主阶级的立场,巩固当朝的统治,医治当权的门阀士族的愚昧。

在这部闪光的著作里,范缜一针见血地击中了佛教的要害。他的论点一传出,举国哗然,驳斥范缜的人谁也驳不倒他。据记载,在齐武帝永明七年范镇在当朝宰相肖子良的宾客宴会上,就信佛问题与肖子良本人及众宾客辩论,驳得众宾及肖子良哑口无言。萧衍看到硬的压不住范缜,于是打算收买他。萧衍派王融悄悄地对范缜说:“凭你的美才,何愁当不上中书郎呢?可你偏偏发表这样怪僻的议论,太可惜了!应赶快放弃它。”范缜禁不住哈哈大笑说:“假使我范缜是卖论求官的人,早就做上尚书令、尚书仆射这样的大官了,何止一个小小的中书郎呢?”

千年前的一部《神灭论》,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智慧的光辉和坚持真理不为名利所诱的伟大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