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卷六十六太府寺条记载了关于度量衡管理的三项内容：
一、度量衡的主管机构：度量衡在中央由掌财货、贸易的太府寺主管，地方上由州县政府主管。
二、颁发度量衡标准器：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下达敕格，对在京的官署和地方各州均制发秤、尺、五尺度(步)，斗、升、合等铜铸的度量衡标准器。
三、检定：各官署和私家的斗、尺、秤以及五尺度，每年八月送请金部太府寺平校，地方上则送请州、县政府平校，校定后必须加盖合格印方可使用。
以上三条规定，早在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就已开始实行，大历十一年(公元774年)，太府少卿韦光丰奏请改造铜斗斛尺秤等行用，直到大和五—六年(公元831—832年)还一再下敕重申。可见政府对度量衡的行政管理是认真不苟的。
除了行政措施外，政府还制定了严厉的度量衡法律条文。唐初沿用隋朝的法律，唐太宗继位后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参照前朝之成文法，制定新法即《贞观律》。高宗时又诏命长孙无忌等制定《永徽律》，为确保法律条文的正确含义，又命长孙无忌等人依据《永徽律》逐篇、逐条、逐句详细解释，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疏议，连同律文称《永徽律疏》，后世称《唐律疏议》，这是我国封建时代保存下来的最早、最完备的法典。现存《唐律疏议》共12篇，在第10篇《杂律门》中有关于处置使用度量衡器违法行为的内容，法律条文为：
第一条：校斛斗秤度诸校斛斗秤度不平，杖七十，监校者不觉，减一等，知情与同罪。
第二条：私作斛斗秤度
一款诸私作斛斗秤度不平，而在市执用者，笞五十，因增减者，计所增减准盗论。
二款即用斛斗秤度出入官物而不平，令有增减者，坐赃论，入己者以盗论。其在市用斛斗秤度虽平，而不经官司印者，笞四十。
第一条关于校正度量衡器物，规定检定部门依照关市令校正度量衡器，凡不准者，杖七十。如果是监校官没有察觉，杖六十。两者通情作弊则同罪。
第二条关于度的制造、使用。凡私家自作不合格的度量衡器并且在市上使用者，笞五十。利用不合标准的度量衡器贪污官府的财物者，以盗贼罪论处。
凡用不准确的度量衡器具而造成物资损失者，以贪污罪论处。入私囊者，以盗贼论处。所用的度量衡器虽然准确，但没有官方印署的检定合格证者，也要笞四十。
从以上两条法律条文来看，唐朝对执行度量衡检定制度是十分严格的，对于利用度量衡器具营私舞弊者，皆严惩不贷。然而唐律的规定能否在官民之间贯彻始终呢？我们引用两则记载以作管窥。北宋初年文学家钱易撰有《南部新书》，记载了唐及五代的故事。书中有一则记述：柳仲郢担任京师长官，在东、西市均设置了标准度量衡器，为方便贸易双方校正之用，并禁止私自制作度量衡器。北司史入粟违反有关规定，柳仲郢杀之并陈尸示众，自此无人敢再犯。这则故事记述得很简略，按《唐律》规定，违犯度量衡法律条文者，应给予杖刑，柳仲郢竟处之以死刑，可能是并有其他重罪，不过总是与违反度量衡法律有关。唐律集中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竭力维护地主阶级的特权。晚唐诗人皮日休所作《橡媪叹》，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官僚地主利用度量衡器具大进小出，强取豪夺而不受法律约束的实况。诗云：“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细获又精春，粒粒如玉珰。持之纳入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从诗中可以看到，晚唐时政治、经济已滑入低谷。诗人通过一个老妇人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封建统治者无视法律，对百姓敲骨吸髓的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