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制史中，历代开国君主都比较重视修定法律，朱元璋尤为突出。
1364年，朱元璋打下武昌。此时，他虽尚未建立起明王朝，但已考虑到“正纲纪，立法度”，经常在他的吴王府西楼上召见议律官，请他们坐下来，从容讨论律文。他认为“元氏昏乱，威福下移”，“不知修法度，以明军政”，也就是说，元末法纪废弛，吏治腐败，招致灭亡，因此，治乱世，刑不得不重，不可不猛。他还认为“法贵简当，使人易晓”，条款不可繁琐，律意不可含糊。他为创制划一的法制，煞费心机，力求保持法律的稳定性，树立法律的威信。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即帝位，建立明王朝后，便召集儒臣和刑官每天给他讲解20条唐律，以便为制定一部新法典作准备。公元1373年(洪武六年)，朱元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和翰林学士宋濂编修《大明律》时，每拟好一篇呈上贴在宫内庑廊之上，由他细细审定。第二年，《大明律》修成，分12篇，“篇目一准于唐”，是唐律的翻版。公元1397年(洪武三十年)最后完成的《大明律》，共30卷，460条。这时，朱元璋已70岁高龄，为颁行《大明律》，他亲临午门主持典礼，发表谕旨，阐明制作律诰昭示臣民的目的。
《大明律》是中国封建法典中比较成熟的一部法典。在体例上，明律突破了唐律12篇的老传统，首创按六部分类的形式，共七篇：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这是中央集权加强在立法形式上的表现。在内容上，明律与唐律的精神实质相同，但是明律对轻罪的处罚，比唐律要轻；对重罪的处罚，比唐律要重。即所谓“轻其轻罪，重其重罪”。这是封建统治和司法镇压经验的总结。朱元璋在《大明律》序文中说：“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他要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也就是说用礼法并用的两手进行统治，对一般人民用儒家的礼义来教化，对不听教化而决意进行反抗的“顽民”，则用法律来镇压。
《大明律》几次修订，创造出新的体系结构，它吸取了唐律的基本精神，融合了唐以后到明初30年的统治经验，是一部简于唐律，严于宋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发展的封建法典。
朱元璋吸取元朝纲纪废弛以至覆亡的教训，遵循“刑乱国用重典”的思想，在制定《大明律》的同时，于公元1385年(洪武十八年)颁布了《大诰》。“大诰”，原是帝王对下臣的告诫。早在西周时周公对殷商臣民的训诫，被编成《尚书·大诰》。朱元璋效法周公，把自己的严刑峻法称作大诰，这是中国古代立法史上的独创。
《明大诰》共有四篇，236条，包括法外用刑的具体案例，朱元璋对臣民的训诫以及为惩治吏民的特别法。《明大诰》是历史上空前严峻的一部法典，是超出五刑的酷法。它不但任意扩大了族诛、凌迟等酷刑范围，还公然把早已废除的肉刑列在《大诰》上。例如，挑筋、断指、刖足、割鼻、断手、阉割等。
《明大诰》不仅是办案的根据，还作为国子监学和科举考试的必修课程，朱元璋下令“全国军民人人诵习”。要求塾师宣讲《大诰》，民间也要习读《大诰》，做到家传人诵。家藏《大诰》，犯罪可减等处罚。全国争购《大诰》成风，一些士大夫也以此作为进身之阶，争相讲读。
朱元璋为什么这样重视立法？在《皇明祖训》中有他一段话可以得到解答。他说：他“起兵40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他有能力驾驭臣民。但是后世子孙是“宫生内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他们将来做皇帝时，恐其威严不足，所以要制定一部“历代相承”的法律，使“子孙守之”。一句话，就是用法律来维护朱明王朝的统治。
到建文皇帝即位以后，认为重典治国、法外用刑，有害于“情法适中”，《明大诰》才逐渐废弃不用了。
明代到孝宗时，已经历100多年，《大明律》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为了巩固统治，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制订了《问刑条例》279条。主要内容：除官吏渎职罪加重惩罚外，一般犯罪均改重从轻；扩大了赎刑的适用范围；禁止贩卖官私引盐和盗掘矿产等等。这个条例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过去以例代律，以例破律的弊端，是一部辅助《大明律》不足的重要立法，是明代百年来刑事条例的立法经验的总结。
又过50年，到明世宗嘉靖年间，推行新政，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剧烈变动，原有的法律法令不可避免地出现轻重失宜的弊端，于是又重修《问刑条例》，加重了对侵占公私财产罪的刑罚，对于威胁明朝社会安定的“逃聚山谷”的流民，采取重法制裁，加强专制主义集权统治。
到明神宗万历年间，为了解决量刑上含糊不清、区别不明的特点，从进一步规范化的角度，又修订《问刑条例》，对强行贩卖私盐的行为，从重打击。
以上弘治、嘉靖、万历三朝对《问刑条例》的修订，是明朝中后期的重要立法，其重要价值在于伴随社会生活的发展，突破了朱元璋的严刑来维护祖宗成法不可更改的束缚，使刑事条例达到规范、划一，对明律的统一适用和司法审判的准确和效率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