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婚姻制度的核心是夫权、族权(包括父权)，它完全是为了传宗接代、祭祀祖先，所以它以家族为中心，而不是以个人意愿为准。婚姻的成立完全排除子女的意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婚姻的合法形式。父母、祖父母等尊亲属对家中卑幼依法享有主婚权。男女青年自定终身，被看作是伤风败俗、玷辱门庭的丑事，不仅要受到责罚，还得被迫离散。“为婚之法，必有行媒”的习俗，在东周时便有，到唐代已成为法律制度，违反法律的嫁娶，媒妁也要负一定的法律责任。
封建的礼法对结婚有种种限制：一是同姓不婚。唐律规定，同姓为婚者，各判徒刑二年，宋明清各代也承袭这个规定。二是亲属不得为婚。三是良贱不得通婚，奴娶良人为妻，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并强迫离异，主人知情杖一百。此外，还有尊卑不婚、宗妻不婚、奸逃不婚、居尊亲丧不得嫁娶、妻居夫丧不满期不得再嫁、父母被囚禁时不得再嫁，等等规定。
封建婚姻的成立有两个主要条件：一是门当户对。不同等级之间的男女是禁止通婚的。唐律规定，奴婢私嫁良人为妻者，准盗论。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有很深的门第观念，门不当户不对不得通婚。二是财产多寡。封建社会实行聘娶婚，交付聘礼或聘金后，婚姻才算成立，实际上这是买卖婚姻。
唐律在离婚问题上对夫妻有极不平等的要求和规定。离婚有三种形式。一是“出妻”，或叫“休妻”。这是法定的最主要的离婚形式。唐律沿用汉律的“七去三不去”(或叫“七出三不出”)的规定，凡是妻子有下列七种情况之一者，丈夫有权离弃她。这七种情况是：不事公婆、无子、淫佚、妒忌、有恶疾、多言、盗窃。这七条除盗窃一条关系本人品德外，其它六条都与家族利害有关。例如，无子便不能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个意思。又如，不事公婆这条，没有客观标准，全看公婆高兴。丈夫为了尽父母的孝心，为了一点小事也可以休妻。南北朝时刘谳的妻子王氏，在墙上钻孔挂东西，不慎让墙土落到婆婆孔氏的床上，孔氏不悦，刘谳立即休了妻。南宋时的陆游和妻子唐婉，也是“七出”制度下的牺牲品。所谓“三不去”，是下列三种情况下不能休妻：坚持舅姑之丧，娶时贱后贵，有所受无所归，女方无娘家可归。另一种离婚形式是“义绝”。丈夫对妻子的家族，或者妻子对丈夫的家族，犯有殴杀、奸淫、谋害等为，被认为夫妻情义绝裂，构成当然的离婚条件，不论夫妻双方本意如何，都必须离婚。第三种离婚形式是“和离”，相当于近代的协议离婚。《唐律·户婚律》规定：“若夫妇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不坐”即不处刑。这一规定对减轻妇女痛苦有积极意义。在封建夫权统治下，实际上“和离”并不多见。无论哪一种离婚形式，妇女单方绝无离婚的自由。女方提出离婚被认为违背纲常、有乖妇道的事，根本不能为社会所容忍。做妻子的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即使受到丈夫及其家人虐待，也只能忍受。
唐律以法律形式肯定封建家长制，一家之内，子必从父，弟必从兄，妻必从夫，全家都必须服从家长。家长由家庭中辈份最尊的男性担任，具有很大的支配权，子女的正当权利受到漠视。
封建法律规定卑幼对尊长负有种种义务，其中主要是扶养义务。不尽义务为“不孝”，而不孝是“十恶大罪”之一，要受到最严厉的刑罚制裁。夫与妻的关系也是尊与卑的关系，妻子必须从属丈夫，如果妻子控告丈夫，是“干名犯义”的犯罪行为。名指名份，义指情义，“干名犯义”罪是封建法律对卑幼控告尊长的行为规定的一种罪名。
总之，唐律以法律强制手段，确认封建的婚姻家庭制度和封建伦常关系，其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