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各地地主豪强展开了激烈的兼并战争，完全破坏了秦汉以来形成的国家统一的局面。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直至隋代，近400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混乱时期。
在兼并战争中，最初形成了以曹操、孙权、刘备的魏、吴、蜀三国鼎立的封建政权。公元263年魏灭了蜀。公元265年曹魏政权落入大士族司马氏之手。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灭吴，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晋朝，史称西晋。公元316年西晋被匈奴贵族建立的汉国所灭，从此进入了“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公元317年，西晋宗室司马睿在士族支持下建立了偏安一隅的东晋政权。公元420年，东晋王朝被刘宋王朝所灭，从此开始了160多年的南北朝时期。南朝历经宋、齐、梁、陈四朝，北朝历经北魏、东魏和西魏、北齐、北周。公元581年北周政权为汉族大臣杨坚所夺，建立了隋朝，开始了中国封建历史的新阶段。
在这400年间，各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增强自己的实力，都比较注重法制建设，运用和发挥法律的作用。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法律思想比较活跃，法典编纂也很有成就，富有时代特色，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法律上。
蜀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是一个封建法治主义者，他善于运用法律来维护国家的统治。他主张“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他推崇封建正统的礼法结合思想，在执法上一贯提倡刑罚与教化相结合，先教后刑。他和法正等人共同制订的《蜀科》作为治蜀的基本大法。曹操也是一个封建法治主义者，他强调“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在平定中原后，曾颁行《甲子科》。
自东汉以来，律例浩繁，不便于司法机关援用。魏明帝曹叡令陈群等人删节律令，以汉九章律为基础，根据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情况，制订《魏律》18篇。这是一个带有总结性、具有代表性的法典，是三国时期立法方面的最大成就。《魏律》把过去法典中的“典律”改为“刑名”，放在第一篇。这是它的创造，为后世所沿用。《魏律》还将《周礼》中的“八辟”，直接吸收进去，使礼所强调的等级秩序法律化。
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元年(公元265年)，贾充、羊祜、杜预等名儒14人，受命以汉、魏律为基础，制定《晋律》。他们本着简约原则，对于相类似的条款分别加以合并精减，用了三年多时间，修成了《晋律》20篇。于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颁布，又称《泰始律》。《晋律》比《汉律》精简得多。《汉律》共有4989条，而《晋律》只有620条，体例、内容比《魏律》有重大发展。律学家张斐和杜预还以礼为指导原则为《晋律》作注解，使它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较为典型的儒家化的法典。
以鲜卑族拓跋氏贵族为主建立的北朝政权，比较重视法律的修订。北魏统治者进入中原之前既无文字也无法律，进入中原后注意吸收汉族先进法律文化，运用法律作为统治手段。北魏第七代皇帝孝文帝，是较有作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于大和年间，亲自组织几十名法律家，承用汉律，参考魏晋南朝各朝法律，修订了《北魏律》20篇。孝文帝主持定律，多次召集群臣议论，亲笔审定。程树德《九朝律考》中说：“魏律系孝文自下笔，此前古未有之例。”后人称《北魏律》为集汉魏文化之大成者。它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公元550年，东魏高洋执政，自立为帝，改东魏为齐，史称北齐。公元564年，北齐武成帝年间，经过长达15年的修订，在北魏律的基础上制订《北齐律》12篇。由于《北齐律》吸收了这一时期立法和司法的成功经验，显示出“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特点，并且具有创新精神。《北齐律》中规定的“重罪十条”，是后世立法规定的“十恶大罪”的前身，成为后世法典的重要内容。另外，《北齐律》根据“赦死从流”的原则，将流刑列为法定刑。在体系和内容上，《北齐律》对后世的《隋律》和《唐律》都有直接的重要的影响。程树德在《九朝律考》这本书中说：“隋唐二代之律，均以此为蓝本”，“故读唐律者，即可因之推见齐律”。可见，《北齐律》是我国法典编纂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