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目前最权威的语言学流派的看法，人类一生下来就有认识和形成语言的遗传天赋。这一定意味着，我们有接受一切信息的基因，有着一条条特殊的、人类所特有的DNA，能够认知语句的意义。我们必须想象，在我们的深层结构中有一种形态发生，它根植于我们的大脑，象按遗传密码构成蛋白质一样产生出词类。正确的语法（逻辑上正确，并不是说流行的意义上正确）乃是我们这一物种的生物学特征，正象鸟类有羽毛一样。
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意味着从某种本质意义上讲，人脑能产生词类以外的东西也是预先编码的。由于我们认识的属于人类行为的其他一切都派生于语言这一中心机制，那么，这同一套基因也至少间接地制约着这样一些令人惊讶的行为：音乐厅里，几百人挤在一起，不声不响地、侧着耳朵、若有所思地在听着音乐，好象在接受什么指令一样；或者，人们在一个画廊里，慢慢往前移动着脚步，眼盯着画面，无暇旁顾他人，那么全神贯注，好象在读着什么指令。
这种观点跟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相符合，那就是，对于意义的理解力似乎在我们一生下来就植入了我们的大脑。我们一生下来就带着一些模版，随着生命的继续，把所有适合的东西都嵌入这些模版。有一些神经中枢自发地产生关于各种生命事实的无数假说。我们积累信息，就象细胞积累能量一样，当我们碰巧找到一个与感受器直接匹配的事实，那么，我们的大脑深处就发生一次爆炸，那一观念突然扩大，收拢，充满新的能量，并开始复制。有时会产生一连串的连锁爆炸，摇撼了一切，就象我们平时所说的，想象受到了震动。
这一系统似乎只限于人类。因为只有我们才有语言，虽然黑猩猩有能力按照某种句法使用一些符号。我们与其他动物之间的一大区别，可能是由语言造成的质的差别。我们的生活靠的是把能量转换成话语，加以贮存，再以受控爆破的方式释放出来。
没有语言的动物做不来这样的事。它们办事局限于一锤子买卖。它们也象我们一样，东游西荡寻找与假设相符的事实，但当感受器碰着对号的事实时，只有嗒的一声响。没有语言，象弹簧一样卷曲在信息里的能量只能使用一次。独居蜂即土蜂在临近产卵的时候，高高地在天上飞舞，头脑里只有一个概念：找一只毛毛虫。这时候，它实际上是一只长翅膀的毛毛虫感受器。找到了符合假设的一个时，它飞扑而下，刺之，使之瘫痪，攫之起，飞下，把它准确地放在圆形洞穴的门口（那洞穴，是它着迷于同一概念的不同版本时早就准备下的）。它放下毛毛虫，钻进洞穴，最后视察一遍洞里有无异常，然后出来，把毛毛虫拖入洞中以便产卵。看上去，它的动作深思熟虑，井井有条。但是，如果在它钻入洞中作最后检查时，你把毛虫移开一点距离，它重新考虑这事时就不是那么聪明了。它钻出来，找一会儿，找到，拖回到原先放的地方，放下，又钻进洞中作那最后的检查。如果你再次拿开毛虫，它就会重复先前的程序。假如你有耐心并且忍心，这套把戏你爱玩多久就可玩多久，可以一直让它专心干那一件事。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本质上是神经质的行为，象尤内斯库（Ionesco，Eugene，1912～，法国剧作家）描写的人物一样没头脑。可土蜂就是想象不出干这事还有另外的做法。
跟土蜂一样，淋巴细胞由遗传的程序规定的任务是巡察，但它们每一个似乎都只获准有一个各不相同的意念。它们在组织中漫游、感觉和监测。由于它们数目太多，所以可以作集体的猜想，能够觉察到地球表面任何抗原性的东西。但它们干起事来都是一次只能完成一个意念。它们在体表的感受器里携带着特殊的信息，表现形式是一个问号：那边有没有我要找的那种特别的分子构型？生物信息大约是本质如此吧，它不但把自己象能量一样积累起来，还怂恿大家去找寻更多的信息。这是一个不知屠足的机制。
淋巴细胞显然熟知它们周围所有的异物，而有些淋巴细胞有着特殊的装备，使之适合一些原来并不存在、后来由有机化学家在实验室里合成出来的聚合物。这些细胞能做的不只是预言现实；它们显然还有作出大胆设想的程序。
可以想见，并非所有动物的淋巴细胞都有同样的信息范围。象语言一样，这一系统是由基因制约的。在不同物种之间，在同一物种的近交系之间，都有着遗传上的差异。有些聚合物能适合一个种系的脉鼠或老鼠的感受器，但不适合另一个种系的感受器；有响应者，也有不响应者。
一旦联系建立，一种装有特殊感受器的特殊淋巴细胞跟一种特殊的抗原相遇，大自然中一种最了不起的小小奇观就出现了。细胞增大，以极大的速度制造出新的DNA，转而发生极其恰当地被称作的细胞爆炸。它开始分裂，按原样复制出新的细胞，每一个都带有同样的感受器，带有同一个问题。新的群体是不折不扣的记忆。
这种机制要想有用，这些细胞就得准确无误地紧扣要点。任何意义不清，任何游移不定，都会给这些细胞带来严重的危险，而给它们的主人带来的危险更大。只要有一点点误差，就要引起一些反应，邻近的细胞就会被视为异己而卷进反应。有一种理论说，衰老的过程可能就是由这种误差的累积造成的，是信息质量的逐渐降低。这个系统容不得半点偏差。
也许就是在这个方面，语言跟其他生物通讯系统最不相同。用言语从一处向另一处传播重要信息时，模糊性似乎是至关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成分。为传达意义，经常需要有一种微弱的奇异感和扭曲感，没有语言的动物和细胞做不到这一点。淋巴细胞表面被按种别跟踪抗原，不能派该细胞去寻找完全不同的抗原；当蜜蜂使用偏振光追踪蜜源，象我们看手表一样观察太阳时，它不能分心四顾，去发现一朵花的动人魅力。只有人的大脑能这样做，面对被跟踪住的信息，也还能骋目他顾，不断寻求新的、不同的旨趣。
假如我们没有感知所有语言的字词所具有的这种模糊性和奇异性的本领，我们就无法识别意义中多种声部的层次，我们就会整年整月坐在石墙上抬眼望着太阳出神。的确，那样我们就会永世使用那二十六个字母讲讲柴米油盐，大概还会达到能够闲聊的程度，却不大可能从简单的词语进化到巴赫式的复调。人类语言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能防止我们停留在手边的事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