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一下福泽与张之洞的《劝学篇》，不难看出福泽与张氏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浅深与对传统文化态度的差异。
西方现代社会是以个人优先的社会，个体概念蕴含着现代社会的大部分秘密。传统封建社会中的个人从属于宗族和国家，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则是自立的个体，因此个人的平等、自由、独立，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
福泽将个人平等、独立置于国家的平等、独立之上，可谓深得西方文化的精髓。他在《劝学篇》第十一篇《论名分产生伪君子》中，彻底否定了汉儒所提倡的“上下尊卑的名分”。他宣称不管是“身居宫殿”的“诸侯贵族”，还是“在陋巷暗室赁房居住”的“脚夫苦力”，不管是“身强力壮的摔跤壮士”，还是“体质娇弱的卖笑娼妓”，他们的“基本权利”是“完全平等”的。鉴于当时的日本“闭塞言路与妨害活动不只是政府的弊病，还普遍流行于全国人民之间”，便大力向政府和社会疾呼：“言论应听其自由，活动应听其自由。”至于培养全民独立的精神，更是《劝学篇》的中心论旨，上文已有所论述。
福泽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所谓外在文明，是指从衣服饮食器械居室以至于政令法律等耳所能闻目所能见的事物而言。”他所说的“内在文明”，则是指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他说仅仅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模仿西洋的样式，还只是猎得西方文化的皮毛，根本没有把握西方文化的真精神。他反复强调汲取西方文化不能只重外表：“一国的文明程度不能从外表来衡量，所谓学校、工业、陆海军等，都只是文明的外表，达到这种文明的外表，并非难事，只要用钱就可以买到。可是在这里还有一种无形的东西，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既不能买卖，又不能借贷；它普遍存在于全国人民之中，作用很强。要是没有这种东西，国家的学校、工业、海陆军等等也就失去效用，真可以称之为‘文明的精神’，它是一种极其伟大而又重要的东西。这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为此，福泽激烈批评中国只学习西方文化外表的做法：“中国也骤然要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巨舰，购买大炮，这些不顾国内情况而滥用财力的做法，是我一向反对的。这些东西用人力可以制造，用金钱可以购买，是有形事物中的最显著者，也是容易中的最容易者，汲取这种文明，怎么可以不考虑其先后缓急呢？”
其实，清末这种只知模仿西方文化外表的做法，不只是遭到福泽的批评嘲讽，连慈禧太后也看出了清朝学习西学的弊端：“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对西方文化“舍其本源”而“学其皮毛”，张之洞《劝学篇》是当时这种社会倾向的理论反映。
张氏毕竟是晚清“少有大志”的才智之士，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学习态度，比那些僵硬固陋的文化保守派高出很多，他不仅不再把西方的科技工艺看作“奇技淫巧”，反而视为使社会走向“教养富强之实政”，而且更认识到倘若“政治之学不讲，工艺之学不得而行”。他从模仿西方的工艺科技，进而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制，并在《劝学篇·序》中指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不过，他吸收的只是西方文化的外表，而绝不允许西方文化颠覆中国的等级制度，不允许改变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构，不允许人人平等、“男女平权”，不允许个体的自由与独立。他在《劝学篇·变法》中说得极为明白：“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他在该文中清楚地阐述了什么可变什么不可变：“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这就是说法制可以随时适变，器械可以日益更新，工艺可以不断进步，但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纪、圣道、心术则“不可不一”。可见，他和当时其他保守派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仍然排斥福泽所谓西方文化的“内在精神”。
福泽《劝学篇》启发人民的平等意识，培养人民的独立品格，鼓励人民的怀疑态度，激发人民的自由追求。张氏的《劝学篇》则通过宣扬“本朝德泽深厚”，鼓动臣民对清朝的愚忠；灌输三纲五常“出于天”的天理，窒息人民对平等的要求；宣称孔子是“集千圣、等百王”的至圣先师，“圣教”是判定华夷的准绳，加深人民对权威的轻信盲从。总之，张氏《劝学篇》之所劝者，主要方面无一不与西方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平等、独立、自由的个人，在张氏的《劝学篇》中没有任何存在的空间。
在“沧海横流”的清末，张氏从东边的日本和身边的现实断定，要不了多久“圣教儒书”将会“浸微浸灭”，他非常沉痛地喊出“儒术危矣”！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他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也就是后来所常说的“中体西用”。“中体西用”这一口号表明，张氏只接纳西方的工具理性而拒绝西方的价值理性，他认为在社会纲纪和人民心术都不改变的前提下，完全可以让西方的工艺科技为我所用：“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他所说的中西“会通”其实是要以中为体、以西为表，“以中学为内学，以西学为外学”——他要学的不过是西方文化的“外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