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儒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日本国家的意识形态，虽然儒家伦理很长时期里还曾是日本百姓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虽然不少日本人推尊周公、孔子，但在日本人潜意识深处，以儒学为代表的“汉学”一直只是“他者”，他们只是将华夏儒、道作为可供汲取的外来文化，对儒学并没有精神上的皈依，更没有“误将他乡作故乡”，这从日本很早就喊出的“和魂汉才”口号就能窥见个中秘密，就是说华夏的儒学并非大和民族的灵魂。早在十八世纪，日本的“国学”学者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人就极力张扬“日本精神”“复古神道”。“真渊排斥儒教和佛教的理由也在于这些外来思想使人们有了小聪明，由于它们教导人为的礼和制度，使人们丧失了‘雄壮之心’‘直心’。”贺茂真渊还在《国意考》中指责“儒道真是只能乱国”，本居宣长认为儒学使日本人变得“慧黠矫饰”，倡导以复古神道来重新唤起日本“大丈夫雄壮之心”。中国有个成语叫“数典忘祖”，日本学者和平民既未忘“典”更未忘“祖”，笃胤在《古道大意》中提醒国民：“为人必须知人之道，知人之道必须先知其父母祖先，于国体有所认识。知国体不可不知国家之始，天地开辟的由来，君臣的差别，人所常守之道的顺序，一切治天下之道皆全从此起。又知国家之始，天地开辟的由来，不可不读我国神典。神典者，《日本书纪》《古事记》开始，及其他我国古典之谓。”
可见，儒学不过是日本暂时披上的一件文化外衣，只要时机成熟他们随时都可轻易将它脱下，以换上另一套更新更好的文化外衣。福泽谕吉对儒学的态度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日本要迈向文明就得摆脱儒学对日本的禁锢，日本人不能再做“汉儒”的“精神奴隶”：“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就要变成了禽兽世界，这是和用算盘计算数字一样准确。幸而人类智慧进步的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决不像儒者所想象的那样，不断涌现胜于古人的人物，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推翻了儒者的设想。这是我们人民的大幸。”他觉得在日本文化荒芜匮乏的时候，移植华夏文化是一种不得已的正确选择，当人快要饿死时连糠麸也可以充饥，当能够弄到美食的时候就应马上倒掉这些糠麸，所以他在《脱亚论》中提出日本“脱亚入欧”的口号，在《文明论概略》中他形象地说：“在西洋所谓Refinement，即陶冶人心，使之进于文雅这一方面，儒学的功德的确不小。不过，它只是在古时有贡献，时至今日已经不起作用了。当物资缺乏时，破席也可以作被褥，糠麸也可以抵食粮，更何况儒学呢？所以过去的事情不必追究了。从前用儒学来教化日本人，如同把乡下姑娘送到府第里服务一样。她们在府第里必然学会举止文雅，聪明才智也可能有所增长，但活泼的精神完全丧失，而变成一个不会管家务的无用的妇女。因为当时，还没有教育妇女的学校，所以到府第里去服务也未尝没有道理。可是在今天，就必须衡量其利害得失而另定方向了。”
福泽谕吉年轻时对汉学尤其是儒家文化下过一番苦功，据说《左传》他读过十一遍之多，可他不仅对华夏文化毫不领情，对儒学还有一种用过即扔的冷酷势利，成年后更对中国和儒学都充满鄙夷与不屑，在他的文章著作中常常批评儒学的固陋，嘲笑中国人的颟顸无知。福泽谕吉在其自传中称自己是一个“读过大量汉文书的人，却屡次抓住汉学的要害，不管在讲话或写作上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攻击，这就是所谓的‘恩将仇报’。对汉学来说，我确实是一个极恶的邪道。我与汉学为敌到如此地步，乃是因为我深信陈腐的汉学如果盘踞在晚辈少年的头脑里，那么西洋文明就很难传入我国”。《文明论概略》明确提出日本应以西洋文明为学习的目标，《劝学篇》指定所学的对象当然也不再是儒家经典，而是他非常向往的西洋文化。无论是《劝学篇》还是《文明论概略》，处处都流露出作者“厌弃”儒学和“羡慕西方文明”的价值取向，福泽谕吉要急忙脱下儒学这件老式“长袍”，匆匆换上西洋那套时髦“西服”，“和魂汉才”也一下子变成了“和魂洋才”。
自汉以后一千多年来，儒学逐渐成为华夏文化的主干，成为历朝历代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那些饱读儒家诗书的士人来说，儒学更是塑造了他们的文化心理，事实上已成了他们的“精神血脉”，而不是一件可以随便穿脱的外衣，更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外在装饰。当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猛烈冲击时，当儒学的核心价值受到严重威胁时，他们内心的焦虑、紧张可想而知，因为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准则一旦毁弃，那就不仅意味着国家的天崩地裂，个人也不知身寄何处，而且严重威胁着民族的认同与自我的认同。儒学是我国传统士人的“精神血脉”，士人是传统文化命脉之所寄，儒学精神主要不是保存在儒家经典里，而是活在士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的文化认同与士人的自我认同是统一的。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与个体的自我认同的重要依据便是文化，华夷之辨的准绳不是血统而是礼仪，“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辨别华夏与夷狄的标准既然是衣冠、礼仪、语言，那么“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反过来，诸夏用夷狄之礼则夷狄之。
因此，先辈对传统文化极度依恋甚至固执的心态，身为后人应有一份理解与同情。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割让台湾后，感到无比震惊、惶恐和困惑的士人，也只是勉强承认我们只在“淫巧技艺”上不如西方，而我国的纲常、名教、学问、文章这些圣人之“道”则优于西方，前者不过是“形而下之器”，后者则属“形而上之道”，“器”可随时而变，“道”则万古不易。即使变法也只能变科技、工艺，最多也不过变一变权宜的法政制度，而绝不可变孔孟之道。这不仅是保守派人士的主张，也是许多改良派同仁的共同看法，如邵作舟的《邵氏危言·译书》说：“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夐然出于万国之上。”士人也普遍明白国家必须学习西方以自强，但自强不能以废“道”弃“本”为代价，郑观应是清末一位十分清醒理性的士人，可他在《盛世危言新编》中同样说：“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而非孔孟之常经也。”
中国人自古就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并将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完全等同，这导致我们学习西方文化就难免产生“以夷变夏”的焦虑，面对先进的西方文化就有一种被夷所化的恐惧。为了缓解这种焦虑，为了消释这种恐惧，也为了民族和个人的自尊，当时走在时代最前列的梁启超也常引孔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名言作为论据，论证西方现在的科学技术、法律制度、学校礼仪等，中国古已有之，天子失官后才流落四夷，“有土地焉，测之，绘之，化之，分之，审其土宜，教民树艺，神农后稷，非西人也”，所以学习现代文化并不是向西方学习，不过重新找回老祖宗过去创造而现在失传了的东西。这些在今天看来近似痴人说梦，在当时却是社会精英的共识。
儒学和西学对日本来说，都是其他民族的舶来品，所以他们能以实用理性的态度进行取舍。当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儒学只是“半开化”“半落后”的文化时，福泽谕吉便能够轻松地脱掉来自中国儒学的“长袍”，换上当时刚刚引进的西方文化这套“西服”。张之洞和那时许多士人一样，很难坦然地承认华夏文化落后于“泰西”。张之洞在民族和文化都处于危难时刻，还要打肿脸充胖子，自称华夏为“神明胄裔种族”，“其地得天地中和之气，故昼夜适均，寒燠得中。其人秉性灵淑，风俗和厚，邃古以来称为最尊最大最治之国。文明之治，至周而极”。如此“神明”的种族，如此“灵淑”的人民，如此“文明”的国度，何必谦卑地学于“四夷”？更何苦要“以夷化夏”？即使不得不承认现实的落后贫弱，仍然还要不服输地说：“老子从前比你们阔多了。”我们民族在历史上长期扮演文化输出者和教化者的角色，久而久之，对自己文化便由自信变为自大，由自大变为虚骄。这样，传统文化资源事实上成了文化更新的负担和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