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要求通过诗歌对个体心灵的陶冶，以达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目的。忠君后来成了封建社会评价诗人最重要的价值尺度，东汉王逸认为品评一个诗人的首要标准应“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伟大诗人屈原之所以受后人推崇首先是他“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是他“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政治操守， 连文论家刘勰也是首先肯定他“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的忠贞，然后才赞叹其“惊采绝艳”的文采。前人对陶渊明的赞美也多集中在他“耻事二姓之验”，“眷眷王室之心”。史家说他“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一直是后世诗论家的美谈。唐代的大诗人杜甫更是被塑造成了“每饭不忘君”的忠贞典范。在过去诗论家眼中，一部中国诗歌史就是一本历代诗人的“精忠谱”。对于这种将诗中字字句句胶绕牵扯到故国君父之思的解读方法，甚至在封建时代就有人觉得“几无复理，俱足喷饭”。 明许学夷激烈地主张不能以忠君这一政治尺度来评论诗歌：“靖节诗，唯《拟古》及《述酒》一篇，中有悼国伤时之语，其他不过写常情耳，未尝沾沾以忠悃自居也。”赵凡夫云：“凡论诗不得兼道义，兼则诗道终不发矣。如谈屈、宋、陶、杜，动引忠诚悃款以实之，遂令尘腐宿气勃然而起。且诗句何足以概诸公，即稍露心腹，不过偶然，政不在此时诵其德业也。”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人民性”作为评诗的价值尺度以后，扫尽过去诗论中动辄引忠义以论诗的陈腐气，过去那些备受推崇的伟大诗人呈现出全新的面目，那些受到冷落的诗人引起了人们的重视，那些被贬斥被忽视的诗歌重新焕发出光彩，这五十多年的确是中国诗歌“价值重估”的时代。衡量一个诗人地位高低的主要标准已由是否“忠君”转为是否“爱民”。郭沫若在《历史人物·序》中的一段话极有代表性：“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
一旦“人民本位”成为批评的准绳，屈、陶、李、杜、苏、陆等千古传诵的诗人便须重新解释，他们为人传诵不是由于忠君，而主要在于他们爱民。郭沫若《屈原研究》一文中说：“我们感觉着屈原是注重民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离骚》）‘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哀郢》）‘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像这样太息掩涕念念不忘民生的思想，和他念念不忘君国的思想实在是分不开的。他之所以要念念不忘君国，就是想使得民生怎样可以减少艰苦，怎样可以免掉离散。特别是《抽思》的那两句，表明了他的爱民心切。他本是打算放下一切朝别处跑的，但一念到老百姓的受苦受难便只好自己沉静下来。”在郭沫若看来，屈原“念念不忘君国”的出发点是“爱民心切”，“忠君”不过是他“爱民”的一种手段而已，而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他为了人民的利益还敢于咒君，“通过对历史上暴君不同方面的评述，全面揭露了楚国的暴君——怀王和顷襄王”。陶渊明是否忠于司马氏一家一姓已不是研究者注目的中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学界围绕陶渊明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彼此争论的焦点是：陶渊明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如何？他的创作是否真实地表现了人民的情感与愿望？他的归隐是对现实的消极逃避还是对黑暗的无声反抗？他的躬耕陇亩与农民的田园耕作有没有相通之处？在新一代的古代文学研究者笔下，“每饭不忘君”不仅不能给杜甫增色反而使他损誉，是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导致他“愚忠”。杜甫的伟大在于：“他对于人民的灾难有着深切的同情，对于国家的命运有着真挚的关心，尽管自己多么困苦，他总是踏踏实实地在忧国忧民。”杜甫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总是向人民看齐，觉得自己比人民还是好得多。但是，不论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杜甫是一刻也不曾忘记国家、人民和政治的”，因而，他被推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民诗人”。李白从永王璘一事再也不是有亏大节的“历史污点”，他的伟大也不在于“飘然有超世之心”，“而是他的歌唱和人民紧密的联系”，“以最深厚的同情心叙述劳动人民和他们的悲哀的命运”。正是由于他真实地表现了“人民的愿望”，所以“人民到处欢迎他”。白居易创作的四类诗歌——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中，一向被认为在艺术上不太圆熟的讽喻诗，因其广泛地反映人民的疾苦，尤其是表达了“对农民的关切”，在这一历史时期陡然身价大增，被学者们推许为“价值最高”的作品。它那“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写作手法，被过去的诗论家说成一览无余的弊病，这时则成了“主题的专一和明确”的艺术优点；它那常被人讥为“浅俗”的语言，这时则因其“语言的通俗化”而备受青睐。
总之，诗论家换了一种眼光，诗人们也随之换了一副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