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节我们阐述了余光中诗论中有关“现代诗中国化”的特征、途径和步骤，下面再看看他就“现代诗中国化”的主观条件所做的理论思考。
首先他论述了中国现代诗人应有的精神结构。十八世纪的西方诗人“抑激情而扬理性，十九世纪的诗人则反过来，抑知而纵情。于是作者的感性便分裂而不得调和”，“主知的古典，重情的浪漫，原是‘艺术人格’的两大倾向。抑知纵情，固然导致感伤，过分压抑情感，也会导致枯涩与呆板，终至了无生气”。余光中认为诗人的精神结构应保持统一完整，情与理应达致和谐平衡，既不能使理过于强大而压抑了情感的抒发，致使诗歌僵硬寡情；也不可让情过于放纵而导致非理性。今天“中国的新诗面临空前的危机”，就是由于诗人们跟着西方人起哄，“反理性，反价值，反美感，以至于反社会，反文化”，这些文化“虚无主义者”声言“要表现赤裸裸的人性，可是他们表现的人性实在接近于兽性”。他认为“诗人的生活，主要是内在的生活；诗人的热情，主要是感性和知性的成熟，以及两者的适度融和”，这样，诗歌就会“充溢着智慧，但是不喋喋说教；充溢着感情，但是不耽于自恋；富于感官经验，但是不放纵感受”。
其次，他阐明了诗人与时代的关系。他认为中国1949年前后的诗人“大都面临一个共同的困境：早年难以摆脱低迷的自我，中年又难以接受严厉的现实，在个人与集体的两极之间，既无桥梁可通，又苦无两全之计。……从徐志摩、郭沫若到何其芳、卞之琳，中国的新诗人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他认为一个诗人要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但又不能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让自己被大众削平为类的平均数，成为没有独特个性的“常人”。“真正的大诗人一面投入生活，一面又能保全个性，自有两全之计。”余先生还说“一个大诗人应该超越”“而不仅止于反映他的时代”，成为新时代的报春鸟。
最后，他论及诗人对待生活与生命的态度。在这点上他十分欣赏美国诗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情人的争吵’最能说明佛洛斯特对生活的态度：他是热爱生活的，但同时他也不满意生活，不过那种不满意究竟只能算是情人的苛求，不是仇人的憎恨。”人必须要有某种意义和价值作为自己生命的支点，“无论外在多么混乱、痛苦，一个人如果要活下去，仍然需要价值和意义”。余光中的情怀近于悲壮：“人生原多悲哀，写人生，往往也就是在写生之悲哀。可是悲哀尽管悲哀，并不就等于自怜自弃，向命运投降。”从古至今的诗坛大师“没有一个不是肯定生之意义的”，“混乱属于时代，但信仰属于个人”。他认为中国现代诗人应将寻找生命的“意义”作为自己创作“最严肃的主题”。
余光中先生的诗论既有诗人的敏锐直觉，也有学者的缜密分析，他将创造和繁荣“中国化的现代诗”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从少至老都念兹在兹，中国现代诗成长的年轮必将融进他的艺术经验和理论智慧，中国未来的李白和杜甫们必将仰承他的余韵流风。
原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