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庶族的刘宋统治者既然打抑世家大族，寒门子弟是否能如颜延之所说的那样“出粪土之中而升云霞之上”呢？的确有不少“武夫皂隶”因军功位至卿相，傅亮以“布衣儒生侥幸际会”而位居宰辅，武帝病危时还成为顾命大臣，颜延之也以寒门官金紫光禄大夫。一方面由于新朝害怕“权移臣下”，一方面由于豪族日渐腐朽无能，从宋文帝开始实权已转到寒族手中，皇室觉得寒族“身卑位薄”不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加以他们处事干练而又顺从，将实权交给寒族比较放心，这使得寒族巢尚之、戴法兴等人“执权日久，威行内外”。沈约在《宋书·恩幸传》中分析寒族得势原因说：“夫人君南面，九重奥绝，陪奉朝夕，义隔卿士，阶闼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幸生，信由恩固，无可惮之姿，有易亲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寄，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途结轨，辐凑同奔。”《南齐书·幸臣传》也说：“宋文世，秋当、周纠并出寒门。孝武以来，士庶杂选，如东海鲍照，以才学知名。又用鲁郡巢尚之，江夏王义恭以为非选。帝遣尚书二十余牒，宣敕论辩，义恭乃叹曰：‘人主诚知人。’及明帝世，胡母颢、阮佃夫之徒，专为佞幸矣。”像中书侍郎、中书舍人这样的官职过去一律都由士族名流出任，宋文帝开始便士庶杂选，如“孤门贱生”的鲍照就曾在宋孝武帝朝任中书舍人。这大大刺激了寒士从政的热情，也激起了他们干世的雄心。可是刘宋王朝仍要仰仗世族的声望来维持政权，清显的职位还是得留给世家子弟，而士族为了保住既得的地位和利益，为了挽救日渐衰微的宗风与势力，有意高自标置，处处以门第自矜，表面看来士庶之隔的门槛比过去更为高峻，寒门子弟入仕的道路仍旧艰难。鲍照在《赠傅都曹别》一诗中就感叹道：“短翮不能翔，徘徊烟雾里。”当时的寒俊很少有人能直冲云霄，大多数只好“徘徊烟雾里”，这使寒俊之士愤怒而又无奈。元嘉前后寒士的人生际遇相当微妙：既给他们带来希望，又使他们十分失望；既使他们欢欣鼓舞，又让他们垂头丧气，因而元嘉寒士诗歌的情感基调也以“忧愤”和“激荡”为主，只是他们“忧愤”的对象和“激荡”的原因与士族诗人不同罢了。鲍照是寒俊之士的代言人，他的诗歌抒写了寒士的希望与失望，表达了他们的痛苦与忧伤。
鲍照年轻时气冲牛斗，立志做展翅云天的鸿鹄而不做俯仰随人的燕雀，第一次干谒临川王刘义庆就受到冷遇后毫不气馁，不顾他人劝阻决心再次“贡诗言志”：
照始尝谒义庆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郎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奏诗，义庆奇之，赐帛二十匹。寻迁为国侍郎，甚见知赏。
他决不甘于贫贱，更耻于平庸，害怕“终日碌碌”，更不愿“与燕雀相随”。他的《飞蛾赋》就是这一情怀的艺术再现：
仙鼠伺暗，飞蛾候明，均灵舛化，诡欲齐生。观齐生而欲诡，各会住以凭方。凌燋烟之浮景，赴熙焰之明光。拔身幽草下，毕命在此堂。本轻死以邀得，虽糜烂其何伤。岂学山南之文豹，避云雾而岩藏。
“飞蛾”只要能“拔身幽草下”，不惜“毕命在此堂”，只要能“轻死以邀得”，即使“糜烂”又何妨？同样，诗人自己也宁可再次俯身干谒，而不愿就此“沉没而不闻”；宁可拼死一搏做人间“大丈夫”，也决不“遂蕴智能”而“使兰艾不辨”。
为了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临川好文，明远自耻燕雀，贡诗言志。文帝惊才，又自贬下就之。相时投主，善用其长，非祢正平杨德祖流也”。他的志向不可谓不大，意志不可谓不强，才华不可谓不高，然而在那个仍旧以门第取人的时代，绝不是志大才高就可以成为“鸿鹄”的，最终他还是沉沦下僚穷愁潦倒，不得不与自己讨厌的“燕雀”为伍，不得不在强大的士族势力面前承认“人生亦有命”。他在《瓜步山楬文》中绝望地叹道：“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他在《拟行路难十八首》之六中对门阀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元嘉前后特有的社会氛围，士人面临奇异的人生际遇，士、庶双方都愤愤不已、牢骚不平，因而“忧愤”与“激荡”成为了元嘉诗歌最突出的情感基调。
原刊《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