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静穆:超越生与死的结晶 二

在我国古代屈指可数的几个伟大诗人中,最能把陶渊明与其他诗人分开的就是他的静穆。正如屈原的幽深、李白的豪放和杜甫的沉郁一样,静穆是陶渊明诗歌最鲜明突出的特征。

最早以“静穆”许陶的是朱光潜先生。1935年他在《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文中说:“这里所谓‘静穆’(Serenity)自然只是一种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诗里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形艺术——常使我们觉得这种‘静穆’的风味。‘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以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此论一出,马上遭到鲁迅先生的批评:“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称“陶潜浑身是‘静穆’”似稍嫌绝对化和简单化了一点,陶渊明不至于整天只拿一副恬静的面孔迎人,“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十年以后,朱先生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渊明则如秋潭月影,澈底澄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不过这次他对自己观点的阐述比先前要全面妥洽得多,首先他肯定陶渊明身上“侠气则有之”,陶渊明心中还长期“盘旋”着“迟暮之感与生死之虑”。在这一前提下他再探讨陶如何臻于“静穆”的境界:“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显然,学贯中西的朱光潜先生许陶以“静穆”是受到德国温克尔曼评古希腊艺术的启发和影响,温氏在《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摹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中说:“希腊杰作有一种普遍和主要的特点,这便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正如海水表面波涛汹涌,但深处总是静止一样,希腊艺术家所塑造的形象,在一切剧烈情感中都表现出一种伟大和平衡的心灵。”但朱先生论陶并非对温克尔曼评古希腊雕塑的简单套用,而是来于他自己对陶诗的精微体验,温氏仅为他提供了“静穆”这一概念,提供了一种艺术的参照。早在宋代就有“陶渊明高简闲靖,为晋宋第一辈人”之说,清代潘德舆也认为“陶公诗”的主要特点是“天机和畅,静气流溢”。

也许是担心与鲁迅先生的观点相左,也许是有碍于其他顾虑,也许是对陶诗缺乏深至的感受,近几十年来大家不愿或不敢或竟不能谈论陶诗的静穆了,不少有关陶渊明的研究论文和论著还矢口否认静穆的存在。其实,鲁迅先生并没有否认陶的“静穆”,只是不赞成将它绝对化,将陶渊明丰富的精神生活及其文字表现片面化简单化,相反,从陶渊明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中,鲁迅敏锐地把捉到了其静穆平和的主导风格:“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做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从家丁处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称陶潜“代表平和的文章”与说“渊明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不是语异而意同吗?当然,不管两位先生的观点如何深刻,只知一味重复先生们的宏论究竟不是有出息的表现,只用先生的名言来代替自己对陶诗的体验和发现,对鲁、朱二先生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不肖的呢?静穆是陶诗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否认它并不等于取消了它,与其把笔墨浪费在有没有静穆的无谓争论上,不如直面陶渊明诗歌本文,去捕捉他诗风静穆的特质及其成因。

在追踪他诗歌静穆的成因时,我们很容易误入歧途,把陶诗的静穆看成是诗人生命之树枯萎凋零的象征。幸好诗人的《闲情赋》会纠正这种认识上的偏差。陶渊明看到“倾城之艳色”后,那“待凤鸟以致辞,恐他人之我先”的迫切激动,那“意惶惑而靡宁,魂须臾而九迁”的魂不守舍,那“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的浪漫幻想,足以证明诗人生命之火的灼热与旺盛。《读山海经十三首》中的有些诗章也会使我们放弃上述错误的观点。“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种“金刚怒目”式的面孔,显示了诗人的虎虎生气;“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同样也表现了诗人生命的冲力。从青年到老年陶渊明总是那么生气勃勃。因此,朱熹说“韦苏州……其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陶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清施山也说陶渊明“岂庸才弱质厌厌无血气之夫”?

同时,我们也很容易误将静穆当成诗人生存的麻木。他对人事与自然平静冲和的情感反应,处变不惊的节制和稳健态度,很可能被说成是以感觉和体验的迟钝为代价的。其实,分辨静穆与麻木并不是件难事:麻木是对于对象的无情无绪,是一种“司空见惯浑闲事”式的漠然;静穆则是诗人在对于万事万物具有高度细腻敏感的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自觉的超然态度和恬静的生命境界。陶渊明无疑属于后一种。他对生活保持着少有的童心和热情,对人生和自然都充满了精细而深刻的感受。如他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己酉岁九月九日》),“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九日闲居》),“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游斜川》),“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和郭主簿二首》之二),这些刻划细微入妙的诗句,不是一个麻木的人所能感受和写得出的,与其说他们来于诗人的“静察物理”,还不如说是来于诗人对事物的新奇体验。他对人生的感悟就更精妙了,如“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二十首》之八),“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二十首》之七),“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由此不难看出诗人对人生的执着与敏感。

那么,陶渊明静穆的诗风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供了一种社会学的解释:“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还有前文引到的“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先生的见解极为卓绝,不过,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还不足以解释陶诗静穆的成因。与陶渊明并世且并称的谢灵运,与陶渊明交情不浅的颜延之,照说也像陶渊明一样看惯了乱和篡,但他们的诗文并不像陶渊明那样“平和”。由于鲁迅先生的文章不是专论陶诗风格的,自然不便更多地涉及陶诗静穆的成因。陶渊明自己也对他的诗风间接地提供了一种纯个人的解释:他多次表白自己的个性偏于内向恬静,如“我爱其静”(《停云》),“闲静少言”(《五柳先生传》),“抱朴守静”(《感士不遇赋》),“少学琴书,偶爱闲静”(《与子俨等疏》)。他还很喜欢品味一个人独处的恬静之乐,如“陶然自乐”(《时运》),“怡然自乐”(《桃花源记》),“逍遥自闲止”(《止酒》),“闲饮自欢然”(《答庞参军》),“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二首》之一),“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杯尽壶自倾”(《饮酒二十首》之七),“被褐欣自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等诗句,表现了他厌嚣喜静的性格特点。就是称赞别人他也更多地提到温和平静的一面,如赞美外祖父孟嘉的为人“冲默”“色和”“温雅平旷”(《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说自己的妹妹天性“靖恭鲜言”“能正能和”(《祭程氏妹文》),说自己的从弟为人“其色能温”(《祭从弟敬远文》)。不过,诗人的自白只能作为一种参考,不能放心地拿来作为立论的依据,因为诗人们说话常常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说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在《杂诗十二首》之五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在《咏荆轲》中也说:“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这种雄豪悲壮大似江湖侠客。可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陶渊明并不是“浑身静穆”的,他既有“磊落性情温”的一面,也有“酷似卧龙豪”的一面。即使再“冲默”“闲静”的人也不可能在乞食时,还能与馈食的主人“谈谐终日夕”,对自己的遭遇没有半句埋怨和牢骚,更何况“世界上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持久的宁静”,因此,陶渊明的静穆只能解释为:销壮心于闲心之中,敛豪情于温情之内。

通过他的精神生活我们将不难发现,陶渊明诗风的静穆是诗人经过长期的灵魂搏斗后赢得的,《咏贫士七首》之四、五、六为我们展露了诗人内心矛盾与斗争的一个侧面: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

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

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

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

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

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

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

刍藁有常温,采莒足朝餐,

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

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

至德冠邦闾,清节映西关。


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

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

举世无知者,止有一刘龚。

此士胡独然,实由罕所同。

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

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


这三首诗中对黔娄、袁安、张仲蔚的描写不就是诗人的夫子自道吗?“贫富常交战”正说明在致富还是受穷的问题上他内心充满了激烈的斗争。贫穷可以说是诗人的一种自我选择,以他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和自身的才干,决不至于会落到沿门乞讨的地步;要是他不扔掉彭泽令这顶乌纱帽,也可无忧无虑地“安食公田数顷”。他最后“解印绶弃官去”,在人格节操与荣华富贵之间,他主动选择前者的过程不会那么轻松容易,“贫富常交战”的“常”字便透露了他心灵较量的激烈与漫长。富贵的欲望和诱惑可能时时袭击诗人,因而才会有“贫富常交战”的心态,但最终他战胜了这种欲望的冲动和利禄的引诱。伟大的诗人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伟大就表现在崇高最后镇住了卑劣——“道胜无戚颜”,并且终于达到“所乐非穷通”的人生境界。

在陶渊明的心灵中,不仅存在着“贫富常交战”的精神现象,而且还有更为尖锐激烈的生与死的困扰。迟暮之叹与生死之嗟是陶诗抒写得最多最动人的主题。他对光阴倏忽和人生短暂的体验非常敏感。重阳节有感于世人“爱重九之名”,他在《九日闲居》并序中说:“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并由“露凄暄风急,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的季节变换,发出了“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的叹息。从“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这些感情浓烈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对生命的执着与珍惜;从“严霜结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还复周,我去不再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杂诗十二首》之三),“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洏。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崑华,邈然兹道绝……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这一连串的喟叹沉吟中(《形影神》),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诗人对死亡的焦虑不安。他不是幻想灵魂进入西方净土以获得永恒(释),也不是希图通过服药养生以求得肉体长生(道),并以此来驱除、消释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以返回自然的方式超脱生死,将一己的生命融入宇宙大化之中,与万物共枯荣,随大化而永在(参见本书《论陶渊明的生命意识》《再论陶渊明的生命意识》两章)。这种生命取向与诗人开朗达观而又沉潜渊默的天性有关,但本质上是来于他对生命的深度体验。他体认到人的生死是万化相寻的一个过程,就像花开花落冬去春来一样自然,“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形影神》)。既然生死是一个自然过程,我们就应该回归到自然中去,“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形影神》)。而要回归自然就必须“心远”世俗,将自己提升到与天地同流的高度,这样才能做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不喜亦不惧”不是对生死的冷漠麻木,而是超越生死后的那种“静穆”的心境。死亡最容易扰乱人心境的平静,使人惶恐不宁,乃至怨愤哀号,或绝望沮丧。由于他对生命的深度体验,由于他那委运自然的人生态度,他才能以“不喜亦不惧”的恬静来面对死神。他的心灵世界像昭昭天宇,任云去鸟来过留无迹;又像那浩瀚大海,任它海面波连浪接,而海底永远渊静深沉。任何人生的变故、得失都不能搅扰他心灵的平静,即使是死亡也不能在他心灵深处掀起巨浪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