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诗歌
作者：郭小川
发表时间：1979年
1、生平与创作
郭小川（1919—1976），诗人。原名郭恩大，又名郭伟倜、郭健风，笔名郭苏、伟倜、健风、湘云、登云、丁云、晓船、袖春等。河北丰宁人。先后担任《天津日报》社编委兼编辑部副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长兼文艺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文艺处副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秘书长，《诗刊》编委，《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等职务。出版作品17种。其中有诗集8种：《平原老人》（新华书店中南总分点1951年出版）、《投入火热的斗争》（作家出版社1956年出版）、《致青年公民》（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血与山谷》（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1980年出版）、《鹏程万里》（作家出版社1959年出版）、《梁都颂》（春风文艺出版社196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甘蔗林—青纱帐》（作家出版社1963年出版）、《昆仑行》（作家出版社1965年出版）；长诗单行本《痛悼敬爱的周总理》（河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长篇叙事诗《将军三部曲》（作家出版社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诗选集8种：《月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郭小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郭小川诗选续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文集4种：《中共需场地委的宣传工作》（中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出版）、《针锋集》（北京出版社1958年出版）、《谈诗》（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1984年出版）、《思想杂谈》（与陈笑雨、张铁夫合著，中南人民出版社1950年，武汉通俗图书出版社1951年、1952年出版）。郭小川的当代抒情诗创作有着由暂时的激动到长久的深思的发展轨迹：五十年代的《致青年公民》气势豪放，鼓动性强；六十年代前期以《甘蔗林—青纱帐》、《东北林区三唱》、《乡村大道》为代表，多以感物咏志的方式表述革命哲理，诗意含蓄高远，他还深入基层，体验生活，并写下《平炉王出钢记》、《鞍钢一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门峡》等许多优秀诗歌，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面貌；七十年代前期的《团泊洼的秋天》、《秋歌》则显露出锋锐之气。他在当代的叙事诗创作集中在五十年代后期，主要作品是《将军三部曲》、《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严厉的爱》、《一个和八个》，题材是革命军人的战斗生活或爱情生活，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感情细腻，抒情性强。诗人的当代诗作充满着对革命、人生的深刻理解和战斗激情，展现了革命战士的战斗风貌。诗人还特别注意学习中国民歌和古典诗词曲赋的表现手法，倡导和实践新格律体诗歌的创作，在诗歌形式的探索方面作出了贡献。
郭小川建国后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⑴1955年到1956年，是郭小川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阶段。他写了包括《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等诗在内的《致青年公民》组诗。这些诗感情热烈豪迈，以“阶梯式”的形式表现斗争、建设、进军的主题，倾吐着澎湃的激情，以政论家的头脑和战土的姿态鼓舞人民投入火热的斗争。但在艺术方面却不够成熟，政治性的议论往往代替了艺术形象的创作。
⑵1957年到1960年，是郭小川进行探索的一个时期。他在努力克服议论多于形象这一缺陷的同时，开始向复杂的生活内容和新的题材挺进，不再满足于诗的表层鼓动作用，而追求深沉的情感内蕴。有三类创作代表这一时期的成就：一类是为配合政治工作创作的“政治抒情诗”，包括“致青年公民”组诗（包括《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等7首市）和《县委书记的浪漫主义》，这些站在时代的政治高度和“大我”立场、抒发共产主义浪漫豪情、以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楼梯体”写成的诗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同时也使郭小川名声鹊起。另一类是由于较多表现诗人的个人化情感受到批评的抒情诗，主要是《山中》、《致大海》和《望星空》少数作品。这些作品一发表，立刻招致激烈的政治性责难，《望星空》更被指责为“主导的东西，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的东西”。还有一类是同样引起争议并遭批评的4篇叙事诗，包括《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严厉的爱》（有时被称为“爱情三部曲”），《一个和八个》。这些叙事诗不仅在内容上对生活作了具有深度的思考，同时在形式上也表现出刻意探索的努力。句式上初步形成后来那种长于铺陈的长句，诗节则在同一首诗礼保持统一（如《白雪的赞歌》、《严厉的爱》为四行体，《一个和八个》为六行体，《深深的山谷》为八行体。此外，《将军三部曲》大体为十二和十四行）。
⑶ 60年代前期是郭小川诗歌创作的第三个阶段，是郭小川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时期，他开创了与时代精神相协调的两种抒情体式“新辞赋体”和“新散曲体”，代表性作品有《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帐》、《青纱帐—甘蔗林》、《祝酒歌》、《昆仑行》等。此时的抒情诗，似乎又恢复到统一于“时代大我”的情感模式当中，不过由于艺术上的成熟，时代的豪情通过较为个人化的有节制的表达，显得蕴藉深厚。
⑷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是郭小川诗歌创作的第四个阶段。这时，诗人受到严重的摧残和迫害，被剥夺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但他仍然写出了《万里长江横渡》、《江南林区三唱》等作品。特别是写于1975年的《团泊洼的秋天》、《秋歌》等，抒写了诗人对当时社会矛盾的严肃思考和战斗激情，标志着他这一时期的创作高度。
2、作品分析
郭小川在50年代末期，创作了一批叙事诗，写于1957年的三首是《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1979年才得以发表）。
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写于1957年，在郭小川的所有诗作当中，这首诗尽管在形式上可能不如他的后期诗作新颖、高超，但却最具有内在的张力和人性的魅力。
这部诗作的主题在中国革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讲的是，在抗日战争中，我军政治教导员、共产党员王金蒙冤受审，被投入战时监狱，和一个奸细、三个惯匪、四个逃兵这八个“人渣”关在一起。一边是匪兵们对他的漫骂侮辱，一边是来自革命同志的怀疑与仇视，面对这双重的折磨，王金忍辱负重，宁愿牺牲自己也要顾全大局。“真理的巨大力量”，“能给一切黑暗的角落以亮光”，“仿佛有一只神秘的温柔的手，抚慰着他们那残破的心胸”，王金以自己圣徒般的言行感动了匪兵，唤醒了沉潜在他们心中的人性，启发了他们的民族觉悟。最后，在寡不敌众、我军伤亡惨重的危急关头，王金带领匪兵奋勇杀敌，终于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无辜，大部分匪兵也用行动甚至生命赎回了自己的罪过。
冤屈和忠诚
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冤屈和忠诚”，是“关于一个人的忠诚受到怀疑，在极度危险和冤屈中，用血和生命去证明自己清白无辜”。郭小川说：“远在二十年前，我就听了这样一个故事：‘王明路线’或‘张国焘路线’肃反时，押了一批犯人，都是被冤枉的好同志。一次，敌人围攻时，这批‘犯人’就起而抵抗，大部分壮烈牺牲，只剩下几个人逃生。这同样的故事，后来还听说过几回。我在延安参加审干时，就有意写一篇文章(小说或散文)，企图用以说明那些被斗错了的同志，一直没有动笔。”1957年4月，好友剧作家海默给郭小川讲了一个故事，一个郭小川“屡有所闻的”革命者受冤屈的故事，使郭小川一开始就“迷住”了，使他“打算写一个坚定的革命家的悲剧”。
这个题材是如此大胆，如此犯忌，写作这样的题材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郭小川落笔之时却毫无预见，这是为什么呢？首先，这要感谢当时出现了较为松动的一段时间。从1956年初到1957年上半年，周恩来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主席“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方针的提出，文学界就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现象对“教条主义”的抨击，以及苏联“解冻”文学潮流传来的信息，构成一股“开放性”的思维和环境潜流，给文艺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尽管许多知识分子表现出顾虑与谨慎，但郭小川的反应是兴奋而热烈的。他是根正苗红的革命作家，他要表现的是真正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这与“资产阶级作家”“反动作家”毫无共通之处，他有什么可顾忌呢？
他甚至认为，革命者的悲剧也是可以写的。1957年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老舍提出：我们这时代的悲剧有什么规律？是不是可以把一个好人写死？”听了老舍、茅盾等人的发言以后，郭小川也提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农村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者可否把它的害死人事件写出来？”
另一个原因，这时的郭小川已经不满足于过去的成就，他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成为一个“大作家”。他说自己前期的作品包括《致青年公民》等成名作“都是‘急就章’，说不上有什么可取之处”，是“浮光掠影”“淡而无味”的“粗制滥造”；他说“我越来越有一个顽固的观念：一个诗作者，一定要有独特的风格”，“在形式上，甚至在体裁上都可以有和应该有独创性”，要“发掘我们的伟大的人民的心灵之美”，尤其要有“新颖而独特的”“作者的创见”；他说，在“发表了《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以后，我在创作上的信心大为增长，我觉得我找到一条独特的创作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只要按照这条道路再探索下去，我可能有很大的成就……有成为大作家的希望了”；他还说：“作家要想奔向峰顶，就得敢于冒险，独创风格，突破常规，写人家不敢写的主题和题材，说人家不敢说的话。”那么，革命者受冤屈“这个题材新鲜、强烈”，可以“言人之所不敢言，写入之所不敢写”，一下子就激发起作者“诗的冲动”。
原因之三，用郭小川的话来说，他写这首诗“与当时的气氛分不开”，从鸣放到反右，1957年“是整个思想战线上斗争最尖锐的一年”，“是紧张而严竣的一年”。在文艺界这个思想斗争的主战场，身为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党组副书记的郭小川，亲身参加批、划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诸多“右派”的过程。他作为周扬的麾下大将，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紧跟上级战略步署，做党的斗争“工具”，他也确实积极参战，承担了很多具体的领导和组织工作。但是，他的心情既兴奋紧张，又困惑不安，日记中多见他的烦恼与矛盾，他说写丁、陈结论“简直是一种刑罚……困难极了，同时也烦极了……百端愁绪，一起涌来，久而不能成眠……真是最痛苦的一天！”(1957年2月17日)，“简直是无休止的劳役”(1957年4月9日)。反右斗争中，又常常感到“心中沉重，每一想到这次运动，就感到难、难、准。一个伟大的战士自然是不怕这一切的，但是怎样才能成为这样的战士？”(1957年6月10日)
他曾多次要求离开机关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深入生活，但一直未获批准。有人说，如果郭小川看到了底下的情况，很可能会上书，会划为右派，就不仅仅是一个“右倾”问题了。对于基层的情况，他只能通过间接的渠道得知，“海默对农村充满忧虑，主观主义作风似乎在农村十分风行，而农民生活又极其艰苦”，他们“看到的黑暗面如此之多”，使郭小川觉得“在前进的主流中，阴暗的东西很多”。而周围，有些人“很讨厌”，“这批人勾心斗角，追名逐利，有时又凶恶得很，残酷得很，简直没有什么好人……甚至像生活在土匪窝里一般。我想，在这样一种环境里生活，一定得有一种坚贞的出于污泥而不染的性格，一定要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从自己做起”——这段话写于“文革”检讨之中，对“十七年”的“旧作协”用词夸张，不过这种心理郭小川多次提到，而且是他后来离开作协的主要原因，所以基本可信。
因此，他想倡导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品格，这正是他在长诗中赋予男主人公王金的品格。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潜在原因，就是郭小川夫妻在延安审干中遭受冤屈的亲身经历。在延安抢救运动中，郭小川听人坦白说北平的“文艺青年联合会”是一个“红旗团体”——自己参军前曾参加过这个组织，便以为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托派”，所以“马上就急哭了”，到坦白大会上进行了坦白交代。过了近一年、写了十多次检查以后，这个问题才被澄清，得到一个“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
与此同时，与郭小川热恋一年半、新婚仅仅一个月的妻子杜惠，被怀疑为“特务”而遭拘押，被监禁在中央社会部的监狱里，长达两年零四个月之久。在此过程中郭小川经受的心灵的磨难，仅在一段日记里留下了痕迹：“我每夜都梦见你……梦见你成了鬼，真可怕，你的脸是白的，而雕浮着可怕的沉默……每天都想到你，想到你也许因病死去，想到你因为‘破坏’党而(被)处死，想到我们将不可能再见面……你不像是特务——人类中最阴毒的，动物中最污浊的——假如，你真是，那对于我，就犹如丢掉一个黑色茧子一样丢掉你。可是，你不会是的，你受了别人的牵连的可能居多，正确些，你可能是受了冤枉，然而，不能把这看作是冤枉，那是不对的，因为确有无数的敌人……”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革命和爱情的夹缝之间苦苦挣扎的年轻人，一方面他信任革命的一切理念，也自愿做革命伦理道德的实践者，同时，他又有着一般年轻人具有的天真和激情。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更可怕的是，一旦出现这种怀疑，就意味着一种“失贞”，所以他又连忙纠正自己说“那是不对的，因为确有无数的敌人”，革命伦理与人陆的冲突本身又给他增添了巨大的痛苦，或许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痛苦比失去爱人的痛苦更加深刻，而且难以找到出路。
尽管运动结束时郭小川夫妻都洗清了罪名，整风运动也以一个成绩为主的“普遍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或“伟大思想解放运动”载入史册，在郭小川心里，还是留下了“政治斗争‘太残酷’，把一个好好的共产党员搞成‘特务’，真可怕”的心理阴影。在以后的长时期里，郭小川抱着一种“肃反”“搞错了一些‘好人’，心中同情”的态度，听到别人谈起延安审干而发牢骚的时候，“总是采取劝解和同情的态度”。
所以说，郭小川对革命者受冤屈的故事不仅是“屡有所闻”，而且是屡有亲历，这种隐痛又被历次政治运动反复触及，始终没有完全消失，成为一股潜在的创作冲动。
郭小川和其他许多革命者能够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在尖锐而残酷的敌我斗争中，好人受冤屈的情况是很难避免的，也许他会同意贺敬之多年后所说：“拿这种例子来攻击革命是不人道的，拿抽象人道主义来攻击革命是残忍的、是不好的，那就不要革命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受了冤屈应该如何对待？
事业成败与个人生死
为了使王金受屈显得理由充分，作者在诗中是这样写的，一开始，王金因为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虽受严刑拷打而宁死不当奸细，在敌人要把他们扔进海里淹死之前，一个难友咬断他身上的绳索，使他得以逃生，回到根据地。党组织虽然对他有怀疑，但是“没有轻下结论”，还委托他以“重要的责任”。这时，敌人玩弄阴谋，一个叛徒指控他在狱中也有叛变行为，而他作为唯一的幸存者又找不到证人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时才把他关押起来进行审查。作者在诗里反复描写战事的紧迫环境，即使是在敌人扫荡的情况下，组织上也在尽量地“进行周密的调查”，同时让锄奸科长与王金谈话，告知情况、讲解政策。这说明：第一，组织上怀疑他是有根有据的；第二，组织上丝毫没有把党员干部的生命视为儿戏。
王金对待冤屈的态度，既大度又合作，他得知叛徒的指控时有点儿“惶乱”和“惊恐”，听到锄奸科长的愤怒声讨“像刀子般割着……心”，但他立即以“严肃的负责的态度，陈述了这个事件的全部内因”，然后就耐心地等待着组织上的处置。
就在马上要作为叛徒被处死的关头，王金“从容地”走到科长面前说：“我完全想通了，我接受党和军队的任何宣判。”这时，科长又进行了长时间的解释，说“我们当然要防止坏人漏网，但也要避免好人受到冤屈”，说曾经“极力寻找反面的证据”，“多次地讨论了你的申诉”，但还是未能证伪他的罪行。听到科长怒斥他这个“无耻的叛徒”，王金的“嘴唇颤抖”了，“每条神经都感到疼痛”。我们看到，他的痛苦，主要是因为他的革命者身份受到指责，而不是因为他的无辜的生命就要被毁灭。
在狱中和一同在押的罪犯们谈到可能来临的死刑时，王金用“柔婉的悄声”“谦和”地“微笑着”说：“我是有些冤屈／……我是多么应当活，／好在，就在临死的前一秒钟，／我也相信我以后还会活着。／／而我的心灵永远也不会死，／我的眼睛永远注视着这活跃的大地，／虽然，这以后的斗争的欢笑、／同志之间的爱、理解和友谊，／我永远永远也不能亲眼看见，／但这一切还是属于我自己的。／我活着的一生值得我死后欢愉，／因为我没有辜负作为战士的声誉……”
作者在此塑造了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一个共产主义信徒，一个怀着宗教式迷信的视死如归者。当个人的生命面临危机的时刻，他想到的是党的事业、集体的荣誉，不但在理智上接受自己被冤屈的合理性，甘愿自己的生命被无价值地牺牲掉，而且在感情上也没有表现出痛苦、眼泪、甚至足够的遗憾。他那“柔婉”“谦和”“微笑”的神态，刻画出一个毫无一己之念的圣徒形象。由此，矛盾和痛苦都被悄然抹杀了，个人与事业完成了绝妙的融合。
在王金心里“也有另一种战争，在他的灵魂中打得正火热”，不过这丝毫不是为自己的处境担忧和难过，而是“按捺不住心中”对“这群旧世界的渣滓”的“敌意”，却又必须“隐藏”住心中的“憎恶”，克制自己“把他们痛骂一顿”的冲动，这样做，是“为了达到一个崇高的目的”，就是为了事业启发、改变这些罪犯，让他们如果活下去，“就该用行动赎回你们的罪恶”，“结束这一生的时候，真正了解做一个人的意义”。因为，王金“是一个为党工作惯了的人，／没有工作做，比死还难受！／当我还能够有所贡献的时候，／一切痛苦都不会在我心中停留！”这是郭小川自己的心声，正是他处理一切个人委屈的态度，在他心里事业成败重于个人生死。
秦晖认为，长诗中的土匪“大胡子”是“八个”人中仅次于王金的另一个最丰满的形象。他从反抗本村地主起家走向反抗道路，作者在他身上表现了人性中闪光的一面，基本上是把他作为一个正面形象来塑造的，但是他却在就要参加革命队伍的关头跑掉了，说自己“不能老老实实地服从命令”。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些最质朴的正义等等价值理念在一个成形了的组织体系之下，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它本身的面貌保存下来？
在郭小川的笔下，组织控制和个人自由并不构成绝对的矛盾。经过王金的教育和感召，大胡子的态度从“粗野”的挑战和捣蛋变成了衷心的佩服，他“啸聚成伙、骚扰民间”的“残暴”行为变成了“一不跟老百姓作对，二不捣乱咱们的八路军，三不饶过该死的日本鬼”的誓言，这时，他就可以游离于八路军的紧密纪律约束之外，当一个勇敢不怕死、有正义感的散兵游勇了。显然，在作者的心目中，组织严密的部队和松散的民间武装都有存在的理由，都可以作为抗日的积极力量。
人性善恶与多面性
长诗中的“八个”，是关在我军监狱中的逃兵、惯匪和奸细，他们应该是我们的“敌人”，但作者并没有把他们当成誓不两立的死敌，相反，却写了他们的耿直、勇敢和正义感，还让王金向他们诉说自己的案情，和他们谈心，甚至帮他们扛背包。最后的结局，除了一个通敌的奸细被处死，一个逃兵再次从战场上溃退被击毙，六个人都是好样的：大胡子带着对王金的承诺独自走开，“粗眉毛”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他的死被写得英勇悲壮，像一个真正的好汉——剩下四个人都参军入伍成了抗日战土。长诗把他们作恶的原因归于社会，说“你们并不是生下来就干恶事，是罪恶的社会把你们惯坏”，说“如果有一支钥匙，打开他们的心灵的门扉，他们在生活的真理面前，也未尝不可能有一点愧悔”，在真理的启迪下，他们中的多数都良心发现、弃恶从善了。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想表现的，第一，人不是生来就恶的，他们的恶有外在的原因，在适当的条件下，他们的恶可以转变为善；第二，民众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带着他们各自的毛病和缺点，也就是说，人不是单一性而是多面性的，人性中既有恶的一面，又有善的一面，“当罪恶的念头隐伏起来，他们的心就忽然变得平静和清洁”，尤其是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枯死的心灵”有可能被唤醒，焕发出人性的光芒；第三，人格的力量是伟大的，王金的“温暖”可以把“罪犯的心”“烘热”，“生活的潮流”“激荡”着他们“沉重的枯萎的心”，作者“总相信真理的巨大力量，它能给一切黑暗的角落以亮光”，在王金的感召下，一切力量都被动员起来团结起来了，也就是说，在革命者的精神引导下，所有的人民都可以拧成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八个”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概念化的人物。而“一个”王金完美得难以置信，不难看出已有英雄人物的模样……
总而言之，《一个和八个》是郭小川“真正用心写的诗”，主人公王金是他精心塑造的一个英雄，尽管他已经把这个英雄“拔高”得超凡脱俗、无私无畏，远离了真实的人性，罩上了圣徒的光环，这个人物还是不能被容忍，这部作品还是得“枪毙”。尽管诗作根本就没有发表，“晴天霹雳”临头而且余音无穷，延续了终生。从1959年到“文化大革命”，郭小川的后半生始终没有逃出这次批判投射在他心上的阴影，以至于他说，为了这首诗，“背了十年包袱”，是心上的“一个伤疤”，一“想到就有一种恐怖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