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喜欢曹雪芹的叙述方式，有的人把小说家如何进行叙述，叫做“文本策略”或“叙述策略”，你读古本《红楼梦》——现在咱们能看到的古抄本，这部书的书名都称《石头记》，但乾隆朝，跟曹雪芹同时代的一些人，说起这本书，却已经称做《红楼梦》——特别是甲戌本的楔子和第一回，那些句子流动得那么自然，但是，细追究，那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呀？却不那么好区分。
“红迷”朋友们都会注意到，第六回开头，把第五回的情节收束住以后，曹雪芹往下写，就有这样一段话：“按荣府中一宅人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事虽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没个头绪可作纲领。正寻思从那一件事自那一人写起方妙，恰好忽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有些瓜葛，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此一家说来，倒还是头绪……”于是，我们紧跟着就看到了“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生花妙文。曹雪芹真有意思，他把自己的叙述策略的形成，爽性独在花阴下穿茉莉花直接告诉读者。
我自己研究《红楼梦》，动机之一，就是跟他学习用方块字写小说，当然也不是仅仅学技巧，学文本策略，更重要的，是体味他那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我阅读、研究《红楼梦》，心得真是不少。但这回究竟从哪里说起？学一下曹雪芹写第六回的办法，就是那天忽有一白领女士来访，她是受我一亲戚之托，从外地出差回来，顺便给我带来一盒藏雪莲，说是可以改善我的身体状况。道谢后，留她茶话，她对我的《揭秘》讲座很关注，书也读过，就问我，关于迎春，能不能再作些分析？这令我颇为惊诧，因为一般“红迷”朋友，迷这个，迷那个，很少特别关注迎春这个角色的。我就问她：怎么会对迎春感兴趣？
那女士，让我叫她阿婵，微微低下头，多少有些羞涩地说：“我觉得，自己跟迎春一样地懦弱。像我这样的家庭、学历背景，又从事这份白领职业，可以说，比那些民工，不知强了多少倍，比您在《当代》杂志发表过的《泼妇鸡丁》、《站冰》里头那些底层人物，甚至算得是人在福中了。可是，我还是常常心里发慌、发怵……”我说了句：“时代完全不同了哇。”她抬起头，问：“那么，性格即命运，这话，难道不是贯穿于各个时代吗？”当时，我被她问住，一时无语。我们又聊了些别的，她告别，我送出，转身离去前，她还跟我说：“反正，希望能再分析分析迎春。”
阿婵的建议，一直响在我的耳边，关于迎春的思绪，也就在我脑海中旋转不已。是啊，何不多琢磨琢磨迎春这个形象呢？《红楼心语》就话说一下迎春，不也很有意思吗？
直到父母包办，被嫁给中山狼以前，迎春应该算是幸福的。
迎春的出身，我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在前面讲座，我曾指出，邢夫人是贾赦续娶的填房，有读者来信跟我讨论，他说，邢夫人没有生育，并不一定就是填房，因为贾琏和迎春可能都是妾生的。通行本上，说迎春是姨娘所生。但是，在甲戌本上，明确写着她“乃赦老爹前妻所生”。通过对第七十三回里，邢夫人数落迎春的一番话的细致分析，我的判断是：贾赦先有一正妻，生贾琏后死去；贾赦一个“跟前人”，又生下了迎春，但这个“跟前人”后来比贾政的“跟前人”赵姨娘“强十倍”，迎春完全可以比探春腰杆硬，可见，迎春的生母一度被扶正，在那种情况下，说迎春“乃赦老爹前妻所生”当然就说得通了；但是，这个填房夫人竟然又死了，于是才又娶来邢夫人为正妻，而邢夫人没有生育，自称“一生干净”。因为贾母喜欢女孩，迎春打小就被贾政接到荣国府来“养为己女”（至少两个古本上有这样的交代），一直在贾母身边生活，大观园建成以后，宝玉和众小姐奉元春旨意入住园内，书里交代迎春住在紫菱洲的缀锦楼。
第三回写黛玉进府，只带了一个自幼奶娘王嬷嬷，一个一团孩气的小丫头雪雁，贾母疼爱她，就把自己身边一个二等丫头鹦哥给了黛玉，后来这个丫头被唤作紫鹃。书里写道，除此以外，贾母的安排是：“外亦如迎春等例，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个教引嬷嬷，除贴身掌管钗钏盥沐两个丫鬟外，另有五六个洒扫房屋来往使役的小丫头”，可见对迎春的奴婢配备数量，已成了荣国府里小姐待遇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非常高的。我们从书里的交代又可以知道，迎春这些小姐，每月的零花钱标准是二两银子，第三十九回，刘姥姥感叹荣国府吃一顿螃蟹就费去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那么，光是迎春等小姐一个人每月的零花钱，就够刘姥姥那样的庄户人家过一个月的丰足日子了。逢年过节，迎春等小姐还会得到宫中赏赐。参加节庆活动的时候，家里还给她们准备好了一些昂贵的饰物，比如头上要戴攒珠累丝金凤。
迎春没有探春那样的因是庶出而形成的心理阴影，这当然是因为她的生母后来比探春的生母强了十倍，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说她“乃赦老爹前妻所出”，人们既然这样看待她，她也就没有遭遇到探春那样的一些尴尬事。
第二十三回，写贾政夫妇召见众公子小姐，宝玉去得最晚，“一见他进来，惟有探春、惜春、贾环站了起来”，为什么迎春仍然坐着？因为她年龄比宝玉大，是堂姐。根据那个时代那种宗法社会的伦常秩序，迎春即使性格懦弱，也无需站起来，并且不能站起来。荣国府的日常生活是按封建礼法组织起来的，在这个前提下，迎春不用自己争取，该享受到的礼遇她全能享受到。
迎春在那个社会里，是侯门小姐，亲父袭着一等将军爵位，养父在朝廷里担任有职有权的官吏，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悠闲生活，她没为社会生产出任何价值，却每天消耗着劳动者的血汗。这样一个生命，有什么好为她惋叹的呢？
阿婵又来做客。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
阿婵说，迎春属于社会强势集团里的弱势人物啊！
在这一点上，我们形成了共识：社会各族群各阶层，固然有强势与弱势之分，但在所谓强势族群和阶层里，也有其边缘人物，他们相对而言，可以说成是强势中的弱势。
阿婵说，她常有那样的联想，就是自己跟迎春有某些类似之处。从她自身的状况而言，在当前的社会里，属于职业不错、收入颇丰的中产阶层，她有时会接触到快递公司的快递员、快餐厅和超市的服务员、开出租车的“的哥”“的姐”、物业公司的保安和绿化工人等等，想想那些人的状况，她知足。但是，她却不能“常乐”，甚至于，常常陷于忧郁。她说她的心理状态还算好的，她的一位同事，同龄的“白领丽人”，就已经患上了抑郁症，虽然已经投入了治疗，但效果不佳。阿婵说很怕自己也跌入抑郁症的坑穴。
我理解，阿婵他们那一代都市人，之所以忧郁甚至抑郁，主要是社会的竞争机制，给予他们心理上很大的压力。阿婵在和我讨论中，常提及我近年的小说，她说我那发表在2004年《当代》的《站冰》，里面的几个底层人物，或者被历史的记忆所困扰，或者面对现实的阴暗面可以用比较粗糙的方式应对，但是，像她这样的“都市白领一族”，历史于他们而言淡如烟云，现实的刺激呢，却敏感得要命。虽然坐在星巴克咖啡馆品一杯卡布其诺，翻阅着一份时尚杂志，似乎是在轻松地阅读关于妮可·基德曼私人生活的一篇报道，其实，心里塞满的是苦杏仁，血管里流淌的是黄连汁。为什么往往是扔开那精美的时尚画报，而如痴如醉地翻阅朱德庸的《关于上班这件事》？个中原由，不必点破道明。
阿婵向我建议，今后无妨写写“当代迎春”的生活。她说，你写底层，哪位底层的人士能读到你的小说？当然，把底层写给中产阶层看，也有一定意义，但是，中产阶层自己也接触底层，何劳你来展示其生存状态？要说唤起同情与关注，那么，也不需通过小说来触动良知。那么，你竟是写给上层看？那就更会希望落空，大概看到你写底层人物小说的上层，比看到你那小说的底层人物，还要少，甚至于接近于零。你不如多写写中产阶层，读小说相对还多些的这个社会族群，让他们从亲切的文学场景里，去获得些启迪为好。阿婵跟我来往不久，就能这样坦诚建言，令我感动。不过她对题材的褒贬，我还不能马上认同，容当思考后细论。我对她说，听了你这些话，我对你为什么对迎春这个角色感兴趣，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咱们就细说迎春。
迎春在荣国府里，说她是强势群体（主子）里的弱势个体（懦小姐），当然说得通。曹雪芹实际上也是这样来给她定位的。
荣国府里的主子之间，有明争，有暗斗。邢夫人虽然不住在荣国府里，但是她每天要从自己住处到荣国府来，给贾母请安。邢夫人跟王夫人的暗中较劲，书里写得不少。贾政王夫人把贾琏夫妇请到荣国府来管家，按说，对贾赦邢夫人而言，是一桩体现家族和睦、弟兄互助的美事，但实际上出现的事态，却是贾政不问家事，王夫人把大权完全给予了凤姐，贾琏成了个被凤姐辖制的配角甚至傀儡。邢夫人怎能甘心自己作为长房长媳而毫无发言权、控制权的局面呢？她就常常通过给凤姐出难题，来扫王夫人的脸面。绣春囊事件，由邢夫人把那囊封起来交付王夫人而引发，邢夫人实际上就是对王夫人发难：你不是荣国府正牌诰命夫人吗？看看你当的什么家！看看你那内侄女拿权使势，把大观园弄成了什么样儿？
对迎春，邢夫人何尝有什么感情，本来那也不是她“身上吊下来的”（这是她自己使用的语言），但是，她也还是把迎春当做一张牌，必要的时候，也会算进赌注里。第七十一回，写贾母八旬大寿，来了贵客南安太妃，南安太妃提出来要见宝玉和小姐们，贾母随口吩咐，让凤姐去叫宝玉、黛玉、宝钗、湘云，“再只叫你三妹妹陪着来吧”，这显然是对迎春和惜春的轻视，两位小姐自己倒无所谓，“邢夫人自为要鸳鸯之后讨了没意思，后来见贾母越发冷淡了他，凤姐的体面反胜自己；且前日南安太妃来了，要见他姊妹，贾母又只令探春出来，迎春竟似有如无，自己心内早已怨忿不乐”，于是抓住荣国府两个值夜班的婆子说了“各家门，另家户”的话后，凤姐决定对其处罚一事，便“嫌隙人有心生嫌隙”，在贾母的寿诞庆典还没落幕的时候，当着众多的人，以所谓替婆子求情的幌子，给凤姐一个大没脸，当然也是“敲山镇虎”，给王夫人一点颜色看。
在贾氏家族中，即使身为千金小姐，生存也有艰难的一面，心气稍高，压力感就会越重。探春“才自精明志自高”，但是“生于末世”，又是庶出，她就常常因此不快乐，甚至于气恼、愤慨。探春在心理上，升腾点定得颇高，“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而承受点又非常之敏感，“我们这样人家人多，外头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小姐，何等快乐，殊不知我们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利害！”“我但凡有气性，早一头碰死了！”“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探春的性格，决定了她是抗争型、颖脱型生存。
迎春跟探春恰成鲜明对比。她在心理上，没有为自己设定什么升腾点，元宵节猜灯谜，只有她和贾环没猜对，因此没得到元春赏赐，她“自为顽笑小事，并不介意”；大家打牙牌，她说错牌令被罚，笑饮一口酒，全无心理阴影。她不仅满足于自己的生活现状，就是那应有的生活品质被外部因素所干扰导致降低，她也得过且过。她是知足型、将就型生存。邢夫人的侄女儿邢岫烟被派住到迎春处后，本来也每月发二两银子，邢夫人却让邢岫烟拿出一两银子给其父母，这样，邢岫烟的零花钱就不够用了，在缀锦楼里闹出许多或明或暗的纠纷，迎春呢，对之不闻不问，这倒也罢了，毕竟那是表妹的事情。可是，后来事态发展到她的乳母把她的攒珠累丝金凤偷拿去当掉，作为赌资，并且在荣国府里成为仆人中的大赌头之一，被查出来以后，乳母的儿媳不仅不去赎出那攒珠累丝金凤，还大摇大摆走进内室，催促迎春去贾母跟前为其婆婆求情宽免，这情景被探春等看到，探春就敏感得不行，首先认为这是违背了封建大家族的基本法规，“还是他原是天外的人，不知道理？还是有谁主使他如此，先把二姐姐制伏，然后就治我并四姑娘了？”“物伤其类”，“唇竭齿亡”，“我自然有些惊心”，但是迎春依然麻木不仁，她宣布她的处世法则是：“问我，我也没什么法子。他们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讨情，我也不去苛责就是了。至于私自拿去的东西，送来我收下，不送来我也不要了。太太们要问，我可以隐瞒遮饰过去，是他的造化，若瞒不住，我也没法，有个为他们反欺枉太太们的理，少不得直说。你们若说我好性儿，没个决断，竟有好主意可以八面周全，不使太太们生气，任凭你们处治，我总不知道。”于是，她就继续读《太上感应篇》，真个是心平气和。具有革命性叛逆性的黛玉，就批判她是“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
阿婵听我分析到这里，就问：您认为曹雪芹是在批判迎春吗？她说她自己，真的很像迎春，比如对公司里的一些积弊，对与公司有关系的某些政府职能部门里的某些“公仆”的腐败，以及公司同事之间的一些恩怨纠纷，她就采取了迎春式的态度和应对方式：坏的事我不卷入，但我也无力量无信心去杜绝它；“太阳下面无罕事”，就是辞了这里，到了另一处，甚至国外，“天下乌鸦一般黑”，哪位老板不是为利润而雇佣你的？哪家公司能真正跟宁国府门前那两个狮子似的干净？哪里的同事间能没有明争暗斗？哪个政府里全无腐败？联合国还存在“石油换食品”的腐败案哩！而且，现在的她，贷款买了房子，每月必须挣钱供房，目前又正在驾校考本，准备贷款买车，挣钱的压力很大，又哪里经得起折腾变化？眼下所在这家公司，好的一面坏的一面都是常态，自己靠自己的一份能力，可以挣到够用的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就无妨迎春式地得过且过，当一个善良的懦小姐足矣！
我就对阿婵说，你能看透，目前世界上任何一处地方，无论什么种族，什么文化传统，什么社会制度，哪一个具体的社会细胞，都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都没成为化作了现实的乌托邦，这是好的。这就可以不必焦躁，不必试图以爆破性的、一次性解决的、激进的方式，来改变世界。
我们所面对的种种社会阴暗，种种实际问题，实际上，最深处，都是人性的诡谲。我们活着，必须直面人性，不仅要直面人性的光亮与善良，更要直面人性的阴暗与诡谲。
我认为，曹雪芹他写这些人物，写金陵十二钗，很难说他一定是在歌颂谁批判谁，他写出了人生存的艰难。每一个人的性格跟别的人都不一样，像迎春和探春，反差多么大啊，但是，无所谓探春就对迎春就错，也不能说迎春就值得同情探春只值得叹息。
我对阿婵说，我很理解她的具体处境，以及她的处世策略。像她这样的中产阶层人士多起来以后，贷款所形成的社会链条关系，以及物质生活的优化，是社会生活的稳定剂，这样的人士很难再采取激进革命的方式来改变社会，因为那样的话，首先遭到毁灭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小康生活。迎春般的性格，以及迎春式的“我自己绝不坏，我也不故意纵容坏，但是坏的偏要坏，我也没有办法”的生活哲学，也就在这个中产阶层里获得了存活的空间。
但是，我们今天来读《红楼梦》，来研究迎春这个角色，除了承认这样的生命存在的某种合理性，也确实还需要从其悲剧命运里汲取教训。
我对阿婵说，你虽然自比迎春，但是，迎春在出嫁以前，她内心里，没有什么挣扎，而你呢，尽管采取了迎春式的生存方式，内心里却时时泛出苦涩。所以，迎春懦弱而并不忧郁，你呢，却在孤力无援的感觉中，常以自责而痛苦。阿婵承认，是这样一种情况。
曹雪芹写迎春，以拨动纷乱如麻的算盘象征她的不幸，那就是她始终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任凭命运的巨手随意拨弄她脆弱的生命。第二十二回，大家作灯谜诗，她那首的谜底就是算盘。第三十七回结海棠诗社，她和惜春诗才逊色，自身也没多大的诗兴，众人明知，也就给她和惜春各戴一顶高帽，算是副社长，迎春负责限韵。当时大家要咏白海棠花，不是木本的海棠树的那个海棠，是栽在花盆里的草本海棠花——大家让迎春限韵，她就说：“依我说，也不必随一人出题限韵，竟是拈阄公道。”后来，她果然以拈阄的方式，也就是一切托付给随机性、偶然性，先从书架上随便抽一本书，随手一揭，是一首七律，于是就确定大家写七律；再让一个小丫头随口说一个字，那丫头正倚门而立，说了个“门”，这就选定了“十三元”的韵，再让小丫头从韵牌匣子“十三元”那一屉里，随手抽出四块，是“盆”、“魂”、“痕”、“昏”四块，于是，她的限韵任务，就完成了。
曹雪芹的《红楼梦》，几乎是使用每一个细节，每一次人物的话语，来无休止地象征人物的性格与命运。脂砚斋在批语里多次告诉读者，“草蛇灰线，伏延千里”，是曹雪芹最擅长的技巧。有的当代读者不习惯这一叙述策略，当我指出这一点，并一再举例时，就总是疑惑：是吗？可能吗？那曹雪芹写得累不累啊？您让我这么去读，我累不累啊？您怕累，您可以不这么去读，但是，我越研究，就越相信，那就是曹雪芹呕心沥血所在，也是他慨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原由。他写下的这个文本不是那种直露的文本，或者是仅仅有些个含蓄之处而已，他就是埋伏下了无数的玄机，要我们去一一破解，深入内里，去进入“解味”的境界。
爱尔兰的那位乔伊斯，他的那部《尤利西斯》，据介绍，就是大象征套着小象征，每章一个隐喻，合起来则又是一个大隐喻；句子表面一层意思，内里却又暗含一层甚至数层意思。可惜我不懂英文，只好读中文译本，译本当然大失原味，却也能模模糊糊意会到原作的玄妙，很是佩服。不少读者都说，看人家乔伊斯，还有美国的那个福克纳，嗬，那文本多了不起啊！读起来费力吗？那才叫高级啊！当然高级。但是，为什么一到读我们自己老祖宗的《红楼梦》，却又总觉得未必有那么玄妙，不相信曹雪芹——他在世可比乔伊斯、福克纳早太多了——能做到文本里有多重喻意呢？
说到这里，不由得再多岔出去说两句。有的国人，一听《红楼梦》就烦，对有人研究“红学”，很反感。他们的意见，一是“《红楼梦》能当饭吃吗”？觉得社会现实中有那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存在，如官员腐败、矿难如麻、下岗失业、欠薪赖账、失学失医……读《红楼梦》、研究《红楼梦》，岂非“吃饱了撑的”？另一个说法，就是“一部《红楼梦》养活了这么些人，实在可笑、可悲”！持这种看法的人，他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是，我不能同意他们的观点和态度。一个社会应该是一种复合式的存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要求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以同样的方式投入社会的中心课题。比如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许多文学艺术家都参军去前线抗敌，但是斯大林那样一位政治家，却在那样的时刻，花很大的资金，把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搬迁到后方的阿拉木图，而且，也并不让迁去的电影艺术家全拍结合现实的抗敌片，他就批准拨出很大的一笔资金，让著名的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去拍摄古装文艺片《伊凡雷帝》。你可以批评斯大林这样不对那样不好，但是，他就懂得，一个民族除了最切近的事业，还有延续其文化传统的长远事业，即使是敌人已经打了进来，在全民抗敌的形势下，让爱森斯坦那样的电影艺术家仍去沉浸在古典文化传统里，去自由发挥其艺术想象力，去拍摄并没有隐喻抗击外敌内容的俄罗斯古代宫廷故事，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安排，因为这实际上也就是向人类宣布，俄罗斯的伟大，不仅在于能够战胜来敌，解决切近的问题，而且，更在于它有久远的传统，以及延续那传统的能力！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也有类似的例子，国民政府一方面以军队抗击日本，一方面花大力气把故宫博物院的主要藏品，迁运到后方秘藏，不使日本飞机轰炸掉；又组织几所著名大学，迁往云南，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大学里当然有浓烈的抗战气氛，但该研究的古典文化还要研究，还要传授。如果说，那时侯的斯大林和蒋介石，尚且懂得解决社会切近问题时，不能不特别地保持对非直接致用的古典传统和文化事业的尊重与保护，我们今天的人们，难道认识水平还能落后于他们吗？
2000年我曾应英中文化协会和伦敦大学邀请，到英国伦敦进行了两次关于《红楼梦》的讲座。英国也有许多的社会问题，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利益集团之间，也都时时刻刻存在摩擦冲突，在街上会看到示威游行的队伍，在报纸上会看到刚发生的灾难和银行抢劫案。但是，一位英国教授就告诉我，从英国女王到街头流浪汉，从银行总裁到银行劫匪，从流水线上的工人到摇滚明星，在莎士比亚及其戏剧是否伟大这样一个问题上，没有分歧，因为莎士比亚用英语写出的戏剧，是他们所有英国人的骄傲，是他们母语的胜利，对莎士比亚及其戏剧的尊重甚至敬畏，是他们在相互冲突中各方都能达成的共识。在英国，人们对有些剧团没完没了地演莎剧，对层出不穷的研究莎士比亚的论著，对有的人一辈子靠莎士比亚吃饭，不但毫不惊异，绝无讽词，而是觉得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没有莎士比亚，没有对莎士比亚的研究，英国还成其为英国吗？”这是那位伦敦大学教授的原话，他会汉语，用标准的中国普通话说给我听的。
因此，我要再一次说，世界上每个民族，无论它现在处在什么状况中，它的成员，都不能只是去解决最切近的问题，都还应该对支撑其族群生存的文化根基做加固与弘扬的工作，当然，在社会成员中应该有分工，那么，被分派，或者自愿投入对其民族文化传统的研究、承传工作的人士，理应得到理解、尊重与支持。
世界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其母语结晶出的文学作品为其民族骄傲，把那作家和那代表作当成民族和国家的“名片”，例子真是太多了，除了上面已举出的莎士比亚，还有如印度的迦梨陀娑及其戏剧，阿拉伯世界的《天方夜谭》，意大利的但丁及其《神曲》，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及其《堂吉诃德》，法国的巴尔扎克及其《人间喜剧》，德国的歌德及其《浮世德》，俄罗斯的列夫·托尔斯泰及其《战争与和平》，日本的紫式部及其《源氏物语》，朝鲜的《春香传》，丹麦的安徒生及其童话，美国的马克·吐温及其幽默小说，奥地利的卡夫卡及其《变形记》……而我们中国，古典文化里的叙事作品，我以为，能作为民族和国家“名片”的，就是曹雪芹和《红楼梦》。
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是治病；研究《红楼梦》，推广《红楼梦》，则有利于铸造国人的灵魂。
再回到我们原来的话题：《红楼梦》里的迎春。她是一个完全放弃了自主性的懦弱女性。结果，她就被她那昏聩的父亲，等于拿她去抵债，嫁给了孙绍祖，落入了“中山狼”口中。
阿婵注意到，我在谈论迎春的时候，说了很刻薄的话，就是说迎春养尊处优，没为社会创造财富，却终日消耗着劳动人民以血汗创造的事物。阿婵对我说，您太苛责了，难道宝玉和黛玉就为社会创造出财富来了吗？人们对他们俩，不都赞美有加吗？
确实，这样来评说大观园里的儿女们，太苛刻了。金陵十二钗们，即使贵为小姐，在那样一个皇权与神权、夫权结合的社会里，她们的性别，就已经决定了她们的“薄命”。大门不许随便出，二门也不许随意迈，像迎春这样的生命，不是她自己选择了那样的生活方式，是那样的生活方式桎梏了她。探春虽然有自主性，也只能保持一种向往：“我但凡是个男人……”她对外部世界的信息，也少得可怜，她发现外边有一些直而不拙、朴而不俗的民间工艺品，就央求宝玉帮她买些来欣赏；她一度代凤姐管理府务，展示出了自己的裁决能力与组织才干，管理工作也是一种增进社会财富的奉献。宝玉和黛玉虽然没有做任何生产物质财富的事情，但是他们“生产”出了新的思想，并通过自己的诗文加以了体现，书里说了，他们的一些诗作被传抄到了府外，向社会上渗透，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对迎春，确实不必那样苛责。她没有为社会生产出东西，物质的精神的都没有，但是，她毕竟也没有直接参与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与压迫。她不能对自己的那样一种生命状态负责，而那样的一种社会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婚姻制度，却应该为她如花美眷的生命陨落，负全责。
平心而论，光从外在的条件上看，贾赦为迎春选的夫婿，也并不差。那孙绍祖袭着指挥之职，生得相貌魁梧，体格健壮，弓马娴熟，应酬权变，年未满三十，且又家资绕富，并且还将提升官职，他此前又并未有正室，迎春过去并非填房，怎见得就一定是个悲剧？
“竟是拈阄的好”，迎春把命运被动地交付给了偶然性、随机性，万没想到，命运给她抓的阄，竟是一个下下阄！
第五回金陵十二钗册页里，关于她的那一页画着个恶狼追扑她，判词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梁。”中山狼是忘恩负义的代名词，那么，究竟孙绍祖怎么对贾赦忘恩负义了？从前八十回里，我们看不明白。有学者指出，现存的八十回，最后一回也并非曹雪芹的手笔，从第八十回最后的交代里，我们可以知道孙绍祖家曾放在贾赦那里五千两银子，贾赦一直没还给孙家，所以孙绍祖对迎春说，你等于是那注银子折变来的。但这样的交代，只能说是贾赦欠银不还拿女儿变相抵债可耻，却不能说明孙绍祖忘恩负义呀！从现在我们得到的信息，只能说孙绍祖是一匹色狼，此人肯定是性欲亢进，欲壑难填，家里的媳妇丫头几乎淫遍，对迎春没有丝毫的人格尊重，完全是皮肤滥淫，“觑着那，侯门艳质同蒲柳；作践的，公府千金似下流”，迎春的死因，是孙绍祖的性虐待与性放纵。
迎春是值得怜惜的，是那个时代作为女性，在那种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但是，有意思的是，曹雪芹偏写了迎春的大丫头，司棋，是一个性格泼辣，富于进攻性的生命存在。她为了争取大观园内厨房的控制权，使尽了心机。柳嫂子掌握厨房，这不符合她的心意，她让小丫头莲花儿去给柳嫂子出难题，要柳嫂子给她炖一碗嫩嫩的鸡蛋，柳嫂子抱怨了一番，莲花儿回去一学舌，司棋大怒，“伺候迎春饭罢，带了小丫头们走来……便命小丫头们动手，‘凡箱柜所有的蔬菜，只管丢出来喂狗，大家赚不成！’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七手八脚抢上去，一顿乱翻乱掷的……”这时候迎春在缀锦楼里作什么呢？午睡，还是看《太上感应篇》？她哪里知道，在她这懦小姐身边的一群大小丫头，竟是那么强悍，打砸抢抄，全挂子武艺，把平日心理上行为上的压抑，火山喷发般地宣泄了一番。这就说明，即使在大观园那样的世外桃源般的空间里，作为个体生命，仍可以找到张扬生命力的理由与方式。
司棋率众亲征厨房，大搞打砸抢的行为，不值得恭维。但是，在那样一个禁锢森严的空间里，司棋居然就敢把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潘又安，通过贿赂看门的将其招进园来，放胆享受情爱，这一行为，确实令人佩服。抄检大观园，事情败露，“凤姐见司棋低头不语，也并无畏惧惭愧之意”。司棋当然也曾希望迎春对她死保赦下，但迎春哪有那样的能力和魄力？不知司棋被撵出去之后，迎春是否多少有一些思想活动？恐怕她是永远也理解不了司棋。司棋对其情爱与生命的自主虽然仍以悲剧告终，但总算享尝到了一些自由支配感情和行为的甜蜜，这份自主性的甜蜜，却是迎春终其一生，所没有尝到过的。
我对阿婵说，同情迎春，但要以她为戒，那就是不能丧失自己对生命的自主性。
阿婵点头。她对我说，这正是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很像迎春，甚至采取了某些迎春式的生活态度与处世方式，一方面又很痛苦，很忧郁，时时发怵，自责自愧，总想从那状态里自拔的根本原因。
我就对阿婵说，我信奉中庸之道。对社会，一定要有责任心，要竭尽微薄的力量，推进它的公平度，但是，最好采取渐进改良的方式，一步步，一环环地，去通过做实事，来往前拱。对自己，也是这样，性格是无法改变的，不要太苛刻地自责自悔自惭自否，自己可能成不了社会改革家，多半还是在随波逐流。但是，在社会的潮流中，自己毕竟还算一票，自己做不到，可以用有形无形的方式，把自己那一票，那体现神圣自主性的一票，投向能够做到改进社会的力量一边。
吟菊花诗，这是《红楼梦》第三十八回里的重要情节。在做诗之前，书里有一段描写，非常优美：“林黛玉……自令人掇了一个绣墩，倚栏坐着，拿着钓竿钓鱼。宝钗手里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槛上，掐了桂蕊掷向水面，引的游鱼浮上来唼喋。……探春和李纨惜春立在垂柳阴中看鸥鹭。迎春又独在花阴下拿着花针穿茉莉花。”
我对阿婵说，我每当读到这里，读到关于迎春那一句，特别是沉吟那“独在”两字，心中就会涌出一种莫可名状的感慨……阿婵说，知道，你在前面讲座不就强调了这一句吗？迎春在她生命的那一瞬，总算有了自主选择，她不是随李纨、探春、惜春她们去看鸥鹭，她有自己小小的乐趣，她独在花阴下穿茉莉花！这确实是她那个生命最具有尊严和美感的一段时间，给你的书画插图的画家，根据这一句，画出了非常有韵味的新派绣像图……
独在花阴下穿茉莉花，这可以成为一种生命尊严的象征。大地上应该有公平的社会，有容纳弱势族群和懦弱个体的温暖空间，有更多的怜悯与宽容，有更多的供普通生命选择的可能……讨论《红楼梦》，议论迎春，到了这个份儿上，是我和阿婵都没有想到的。我们忽然都沉默了，各自朝窗外望去。窗外是深秋明净的蓝天，那上面仿佛有无形的字，无形的画，无声的乐音，正缓缓沁入我们的心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