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中有一书的叙录，一人的叙录，还有总类或小类的类序，刘勰早就说过“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类序比一书一人的叙录更有难度。不管是七略分类还是四部分类，不管是史志目录、国家图书目录还是私家目录，大类（略或部）的总序固然要高屋建瓴以总揽全局，小类的小序也同样须深宏大气，因为“小类”只是相对于大类而言的。事实上，不管是总类还是小类，都涉及巨大的时空跨度，涵盖了众多的作者和书籍，更要论及流派的盛衰和学术的消长。加之每一类源流往往衍生繁杂，典籍也可能出现真伪相参，作者更难免高下不齐，没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对材料高度的综合能力，怎么可能在一篇千把字的类序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我们不妨看看经类总序。除少数朝代外，儒家思想自汉代以后一直是官方的意识形态，经学成了士子的晋身之阶，因而经学自然便是历朝历代的显学。要在一篇不到一千字的类序中，阐述各时期经学的演进、特点、利弊，还要对经学各科进行学术分类，经部总序可以说是类序中的“宏文”，《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序堪称典范之作。总序一起笔就交代该篇类序的论述范围：“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太史公《史记》而后，孔子删《诗经》《尚书》和定《礼记》《乐经》已成定论，所以四库馆臣对经书不得任情褒贬，他们所能评述论析的只有后世解经之说。接下来序文便将二千年来的经学史进行分期论析：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
这段序语几乎是二千多年的经学史纲，它提出了每个时期经学的特点、长处和局限，我们可以看到各阶段的经学中，某种学风的长处同时又是它的短处，优点同时又是它的缺点。如汉代经学因其“递禀师承”而“笃实谨严”，也因其“递禀师承”而拘谨狭隘。正始而后，王弼等人开始排斥汉儒独标新学。王弼注《易经》弃置汉儒象数阐释玄理，王肃另出经书新注批驳郑玄，到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不苟同旧注，啖助、赵匡等人释《春秋》与三传立异，再到宋初孙复撰《春秋尊王发微》，更以攻击三传自傲，一方面推倒权威，一方面又互不相袭，导致几百年经学风气十分驳杂。洛闽继起理学大昌之后，宋儒解经一空依傍无所顾忌，朱熹《诗集传》悬置大小序，解析《诗经》让人耳目一新；程颐作《易传》既屏弃象数也摆落玄理，其下者王柏、吴澄等人更删削经文，这种自信带来了放肆和强悍。清初诸儒以训诂考证矫明代的臆断空疏，一生或治其一经，一字或音训数百字，使学风“征实不诬”的同时，也使学风繁冗琐碎。没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视野，绝不可能在二三百字的段落中，勾勒二千多年经学的发展历程、概括各历史时期的经学特点及其弊端。
《隋书·经籍志·诗类》小序虽仅有五百来字，同样堪称类序中的“大手笔”。序文前半部分阐述《诗经》产生的朝代、发展的历程和成书的经过。“夏、殷已上，诗多不存”，《诗经》中的诗歌为周代作品，接下来再将周诗分为三个阶段：从周氏始祖后稷肇兴到周公化成天下，此时的诗歌以“诵美盛德”为主，到“幽、厉板荡”之后，诗歌便变为“怨刺并兴”，最后周室衰王泽竭，诗歌因而也逐渐走向消亡。阐述孔子删定《诗经》之后，分析汉代鲁诗、齐诗、韩诗、毛诗四家学派的兴衰，揭示三家诗衰微的过程和毛诗兴起的原因。这篇小序阐释了《诗经》的产生，《诗经》学派的更替，有诗史的追源，也有诗学史的溯流，这五百来字的序文把隋前《诗经》史的本原讲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