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释》“溯学术之流派”不仅表现在阐述五经六艺的经典化历程，探究儒家权力—知识话语的成因，还表现在作者对各家学派学术渊源的追寻。
章学诚称“《汉志》最重学术源流”，这是因为向、歆父子“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何则？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汉志》在其《诸子略》小序中都指出某家出于某官，如《儒家》小序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小序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小序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等等。《通释》指出：“自刘班论列诸子，谓皆出于王官。后之辨章学术者，率奉此以为定论。”可见除章学诚外，首肯诸子出于王官这一说法的学者大有人在。《通释》虽能见《汉志》深处，得刘、班用心，但对《汉志》这一观点并不随声附和。在张先生看来，《汉志》小序中沿流而溯源虽有辨章学术之功，但将某家某派的源头推本于先秦某一官守，从方法上讲未免有点胶柱鼓瑟，就事实而言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称道家出于上古史官，只因为老子曾任过柱下史，但是，道家所倡导的秉要执本、清虚自守、淡泊无为，与史官记言记事毫不相关。称墨家出于清庙之守更属凭空臆断，墨子主张兼爱、非攻、俭约，能与清庙之守扯上什么关系？张先生认为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蜂起是时代的要求：“余平生论及斯事，守《淮南·要略篇》之论，以为诸子之兴，皆因时势之需要，应运而起，不必有期渊源所自也。使徒牵于某家出于某官之说，则不足以明学术自身发展之因，而莫由推原其兴替，故其说必不可通。观《淮南》论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故有殷周之争，而太公之阴谋生；有周公之遗风，而儒者之学兴；有儒学之弊，而墨者之教起；有齐国之兴盛，而管仲之书作；有战国之兵祸，而纵横修短之术出；有韩国法令之新故相反，而申子刑名之书生；有秦孝公之励精图治，而商鞅之法兴焉。其所论列，确当不移。凡言诸子之所由起，必以此为定论，足以摧破九流出于王官之论也。”张先生所守之论或许更通达更近真，先秦诸子都是为了解决当下的社会和人生问题，是为了救时之弊而非为学术而学术。譬如就法家而言，大多数法家本人既是政治理论家又是政治家，“其职志端在富国强兵。而明法立制，特其致治之术耳”。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谈就说过：“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先秦诸子的勃兴是因为世乱，其宗旨也是务为治乱，在周王朝既已礼崩乐坏之后，此时诸子百家怎么可能出自早已消亡或根本不曾有过的某官某守呢？《汉志》说法家“出于理官”，看起来好像言之成理，法家和理官不都是以治理好国家为天职吗？细究则似是而非，儒家、墨家哪一家不是为了重整乾坤？哪一家不是为了治理国家呢？只是治理的方法不同罢了。如果说法家出于理官能够成立，说儒家也出于理官不同样可通吗？
古代文献学家特别看重叙录“解题”，文献学家学问的大小、眼界的广狭和见识的深浅，都能在簿录解题中表现出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只能经由簿录解题来实现。如《汉志》的《书类》首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这几个字只记了书名和卷数，如今许多读者看后肯定不知所云。我们来看看《通释》中此书目后的叙录解题。作者先训释书名：“此籍本但称《书》，不称《尚书》，‘尚’字乃古之编录者所加。‘尚’与‘上’通，谓其为上古之书也。”当代人不会将自己时代的著作名为“上古之书”，“《尚书》”书名显然是后世编者所加。《汉志》中所说的“古文经”又是怎么回事呢？还是来看看《通释》的阐释：“后历秦焚，此书损缺最重。汉初，伏生曰传二十九篇，用当时隶书写成，称‘《今文尚书》’；武帝末，鲁共（恭）王刘馀，从孔壁中得古代文字写成之竹简，称‘《古文尚书》’。孔安国以当时字体校读之，多十六篇，然此种《古文尚书》，虽曾献之朝廷，终未列于学官，不久即佚。东晋元帝时，忽有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孔安国作传之《古文尚书》，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从伏生所传诸篇中分出五篇，并《书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此本流行于世最久，唐初诸儒修《尚书正义》，陆德明《经典释文》，皆用此本，今日通行之《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中之《尚书》，悉此本也。此本除《书序》外，实有正文五十八篇。其中真伪相杂，必须去伪存真而后可读。自宋儒吴棫、朱熹首疑其伪，至清初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列举一百二十八条证据，于是此案乃成定谳。其后崔述撰《古文尚书辨伪》，条辨更为明晰矣。今据昔人所考订，其中较可信赖之史料，实止二十八篇。” 此则叙录对《尚书》书名的本意、古文《尚书》的流传和真伪，一一做了深入细致的阐述和考辨。《汉志》的《书类》次列：“《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通释》对此《经》的叙录解题重构了这三句话中所蕴含的学术史：“此即伏生《今文尚书》也。上云‘古文经’；此但云‘经’，则为今文明矣。”上文“《古文经》四十六卷”，《今文尚书》为什么只二十九卷呢？还是来听听《通释》是怎么说的：“《史记·儒林传》云：‘伏生者，济南人，故为秦博士。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汉书·儒林传》说同。而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言‘《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汉志》所云‘经二十九卷’，其时‘卷’与‘篇’同，二十八篇外，合《泰誓》计之也。” “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汉世传《尚书》者，有欧阳、大小夏侯之学。观《汉志》自注，知大小夏侯经本乃二十九卷。又云‘欧阳经三十二卷’，‘二’当为‘一’，写者误之。由分《盘庚》为上、中、下三篇，故为三十一卷。与下文‘《欧阳章句》三十一卷’正合”。
《汉志·六艺略》录书的顺序是经、传、章句、训诂等，《书类》在古文经和今文经后面，登录了“《传》四十一篇”“《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和“《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三书。《通释》循《汉志》顺序对三书做了叙录解题。解《传》说：“此即《尚书大传》也。《经典释文·叙录》云：‘《尚书大传》三卷，伏生作。’《隋书·经籍志》亦云：‘《尚书大传》三卷，郑玄注。’此后唐宋志以迄《郡斋读书志》，并著录三卷；而《直斋书录解题》则作四卷。盖其阙佚已久，叶梦得、晁公武皆言今本首尾不伦，是宋世已无善本，至明遂残。清儒从事辑录者多家，以陈寿祺《尚书大传定本》为善。是书虽由掇拾而稍存概略，然阐明大义，训辞深厚，除《诗传》外，为汉世经说之近古者。惟其义例，颇与《韩诗外传》为近，与《诗传》之详于训诂名物者不同耳。”《书传》为什么改名《尚书大传》呢？《通释》解释说：“其书本但名‘传’，《汉志》仍其旧题。后乃称为‘大传’，此‘大’字盖汉人所增，犹之《太史公论六家旨要》引《易系辞》称《易大传》也。”对《欧阳章句》三十一卷，清庄述祖《载籍足征录》解释说：“《欧阳经》三十二卷，《章句》三十一卷，其一卷无《章句》，盖序也。”庄氏的解释明显不通，假如经有三十二卷，其中一卷为序，章句即使不训释序文，章句照样还是三十二卷，其中包括一卷序文。《通释》力辨庄氏之非，并提出了更合情合理的考释：“伏生所传今文《经》二十九篇，自二十八篇外，连《泰誓》计之也。欧阳分《盘庚》为三篇，故成三十一卷，其时本无序篇，庄氏《载籍足征录》所言，非也。今本《汉志》所云‘欧阳《经》三十二卷’，‘二’字乃‘一’字之讹，已辨于上矣。经文三十一卷，故章句亦为三十一卷耳。欧阳生，《汉书》儒林有传。《经典释文·序录》云：‘伏生授济南张生、千乘欧阳生，生授同郡兒宽，宽又从孔安国受业，以授欧阳生之子。欧阳氏世传业，至曾孙高作《尚书章句》，为欧阳氏学。高孙地馀，以《书》授元帝，传至欧阳歙。歙以上八世，皆为博士。’”再看《通释》对“《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的叙录解题：“欧阳生、张生亲受业于伏生。张生再传得夏侯胜，是为大夏侯氏学；胜传至侄建，是为小夏侯氏学。始立学者唯欧阳《尚书》，至宣帝时乃立大、小夏侯。传至后汉，夏侯二家，亦不如欧阳之盛。及晋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故隋唐志皆不著录。”
《通释》对《汉志·六艺略》之《书类》中古文经、今文经、传、章句五部书的叙录解题，或阐述《尚书》古今文本的亡佚与流传，或考辨《尚书》学的学术渊流，或追溯各家《尚书》学的授受始末及各派的兴亡，依次读这些叙录解题，就像读一本《尚书》学的学术史。
这一特点也同样体现在《通释》其他的叙录解题中。如《汉志·六艺略》之《论语》类首列“《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通释》对此三书的叙录称：“汉时《论语》有三本，首列孔壁所出古文《论语》，是鲁恭王坏孔子宅时所得，为二十一篇。何晏《论语集解序》云：‘《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可知汉世治《古论》者，尚多名家。惟孔、马注说早佚，郑氏注本虽有残卷出于敦煌石室，上虞罗氏为影印行世，仅存《述而》（首缺数章）、《泰伯》、《子罕》、《乡党》数篇耳。”这些解题不仅指出了《古论》《齐论》“亡佚甚早”的史实，还告诉读者这两种亡佚《论语》有什么影印本和辑佚本。因《鲁论》是今天流传的《论语》，对此的叙录解题也更为详细，先指出《鲁论》是鲁人所传，因是汉张禹的传本，张禹封安昌侯，人们又称为《张侯论》。从《通释》叙录可知，张禹先从夏侯建受《鲁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最后他将两种《论语》择善而从，就成了至今仍然流行的《论语》。《通释》进一步考索了《鲁论》在汉流传的盛况和原因：“考《汉书·张禹传》称禹说《论语》，‘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浸微。’是《张侯论》在汉代，固一时之显学也。《鲁论》得传于后，张侯与有力焉。至魏何晏，集汉魏诸家善说，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这几则叙录解题是典型的“知识考古”，从《论语》的版本源流与存佚状况，到《论语》的师承授受和各家显晦，作者无一不原原本本地发掘呈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