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的作者通常都被称为“文人”。古代文集如恒河沙数，文人当然也就多如牛毛。是什么样的文化土壤有利于文人的产生呢？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思想学术的百家争鸣从此就变为儒家的一家独唱。两千多年来，朝代虽然走马灯似的不断更迭，但儒家思想差不多是历朝官方的意识形态。经学一旦成为士人的进身之阶，士人对经学自然也趋之若鹜。许多人一生就消磨在六经或十三经中，“穷经皓首”现在看来有些辛酸，过去却意味着尊严和学问。《四库全书总目》中，十三经的传、注、疏占了总目的四分之一。经学这种长期的一花独放，造成了思想学术的百花凋零。《四库全书总目》中，子部只有儒家“一家独昌”，墨家、道家、法家基本上都名存实亡。其实，经学和儒家的繁荣也是一种“虚胖”。儒生宗经从不疑经，释经更不敢驳经，“注不驳经，疏不破注”是必须遵守的解经原则，对经书稍存异议就可能成为“名教罪人”。要是只能信奉不能怀疑，任何思想都将僵化萎缩，儒家思想自然也不能例外。一种只能信奉而不能质疑的思想，对大多数人都不会有什么吸引力。只要国家的控制力减弱或放松，好学深思的人都会将它抛弃，像魏晋玄学家那样公开声称“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人虽然极少，但内心不喜欢儒家名教的人肯定很多。至于从事经学研究，士人大多不具备这种学术功力，更没有这种学术兴趣。
春秋战国时士人讨厌儒家可以逃于墨家，不爱名家可以亲近道家，鄙视阴阳家可以崇奉法家，甚至自己还可以开宗立派，汉以后士人就失去了这样的思想空间，他们要么做谨守礼法的淳儒，要么就是蔑圣非礼的异端。“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被东汉另一大史家班固指责为“其是非颇谬于圣人”。“立言”一直是志士追求个体生命不朽的冲动，可汉以后只能“代圣人立言”，“成一家之言”不仅是一种个人思想的历险，更是一种身家性命的冒险。自汉至今的两千多年来，独立思考给读书人带来的乐趣，远远抵不上给读书人造成的灾难。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交代自己为什么研究文学时说：“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于是搦管和墨，乃始论文。”过去只觉得他的学术选择非常英明，现在才明白他的人生选择非常精明。像刘勰这样有思辨才能的天才，无疑不愿意像鹦鹉一样注经，又不敢像先秦诸子一样立说，于是就选择不容易犯“政治错误”的文学领域进行研究，而且研究文学之前还要申明文学本源“莫非经典”，这就等于给自己的研究工作加了双保险。顺便说一句，自《隋书·经籍志》后，所有史志目录和私家目录，都将《文心雕龙》入集部，其实，这部名著从性质上说应入子部，它研究的对象虽然是文学，但它本质上是立言的子书。
谨小慎微地注经心有不甘，大胆地创立新说又实属不敢，加之孔子告诫“君子不器”，这使古代读书人既不愿做鹦鹉学舌的经学家，也不敢做不依门墙的思想家，更鄙视做某一行当的专家。《汉书·艺文志》中属于“形而下”的《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尚能与“形而上”的《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并列，到《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的时候，后三略就完全并到了子部中。唐宋以后的知识界越来越轻视“见闻之知”和实用之学，汉志中的《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这类属于实用技术的知识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空间。宋代理学家更高扬“德性之知”而贬抑“见闻之知”：“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张载认为“见闻之知”是与物相交而产生的外在知识，“德性所知”则属于尽心知性的内在道德自觉。“见闻之知”容易导致人们追逐外物而丧失自我，沉溺形器则“心丧于象”，放纵耳目则便神溺于物。程颐在《伊川先生语十一》中说得更加明白：“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闻见。”后世儒者把先儒反求诸己推向了极端：“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朱熹虽然偏向于“道问学”，虽然强调“格物致知”，但他的“学”和“知”只“就自家身上推究”，“就自家身上理会”，“只就自家身上讨道理”。外物的客观知识不仅没有价值，“博物多能”反而成为德性之累。在这种价值取向的社会中，最要面子的士人怎么会去从事方技一类的职业呢？
这还涉及我国古代的学术分科和知识分类问题。从《七略》到“四部”的知识系统建构中，中国古代只有学派而没有学科。与孟子大体同时的亚里士多德，已经具有非常明确的学科分类观念，与我们先秦诸子笼统的《老子》《孟子》《韩非子》《荀子》大不相同，他的著作名称就标明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形而上学》《范畴篇》《大伦理学》《政治学》《物理学》《气象学》《动物志》《经济学》《修辞学》《诗学》等。春秋战国虽然有诸子百家，但各家的研究对象基本都是人际社会，差别只是各家各派对人际社会的认识不同。南宋后期郑樵才有点模糊的学科意识，开始着手重新建构当时的知识系统，打破《七略》和“四部”的成规，把知识分为十二大类。可惜，他分类的标准也不统一，很多知识大类并非按学科划分。再说，郑樵在古代人微言轻，清代的四库馆臣绝没有把他看在眼里，即使他完全按学科进行分类，对我国古代学者也没有什么影响。我国古代知识分类的集大成者非《四库全书总目》莫属，经史子集四部分法每一部的分类标准都不同，这使经史子集四部具有丛书的性质，而没有任何学科的踪影。
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产生任何学科分类，加之“君子不器”在价值取向上鄙视专家，读书人当然不可能选择做某学科的专家。唐代科举最重以诗赋取士的进士科，宋代进士科仍考诗、赋、论。从唐宋笔记小品就不难看出，会吟诗作赋最受世人崇拜，登进士后也容易进入官场，应验了《诗经》毛传所谓“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名言。因而，才智之士多挤着去做墨客骚人，难怪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感叹说：“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韩文公《符读书城南》诗曰：‘文章岂不贵，经术乃菑畲。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而宋刘挚之训子孙，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则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不管学者和显宦如何轻视文人，魏晋以后的文人越来越多。唐代有文才显然比有学问更吃香，在唐代“穷经皓首”成了嘲讽的对象，连书生王维也高喊“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舞文弄墨是那时读书人从小养成的兴趣，也是他们成人后人生的出路，更是他们仕途的终南捷径。
其实，魏晋南北朝以后文人与学者就开始分离，最显著的标志是《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另立《文苑传》，文人也对自己的身份越来越自觉，更对自己的身份越来越自豪。世上学者轻视文人的现象固然不少，历史上文人轻视学者的例子也同样很多。学者认为文人“其兴浮，其志弱”，文人则觉得学者“懦钝殊常”，“了无篇什之美”。学者鄙视文人没有学问，文人则讥讽学者了无才华，彼此相轻由来已久。萧统甚至将老庄等诸子著作排除在文学之外，称它们只是以“立意为宗”，而文学创作则必须以“能文为本”，而“能文”的唯一标准就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学创作要求以“能文为本”，并非要以“立意为宗”，这一新奇的文学观念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唯美主义”文学观。文学作品可以不在乎“意”，但它绝不能没有“美”，“能文”的落脚点是章法与语言上的形式美。这一点从朱熹评价韩愈就能看出学者与文人的差异：“韩退之、欧阳永叔所谓‘扶持正学，不杂释老’者也，然到得紧要处，更处置不行，更说不去。”为什么“更说不去”呢？“缘他不曾去穷‘理’，只是学作文，所以如此”。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说：“盖古之学者以学为文，未尝以文为学。汉、魏而下，经子之学衰，而文章之术盛，作者如林，不可殚述。”从“以学为文”到“以文为学”，也就是从“以立意为宗”到“以能文为本”，它是学与文的分离，也是子与集的分际，当然也是“作者如林”和文集繁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