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儒家定于一尊后，刘向、刘歆父子以儒家思想整理古代的知识秩序，完成了综论百家之学和部次天下之书的伟业，这一成果保留在班固《汉书·艺文志》（后文简称《汉志》）中，该志主要是《七略》的节本。《汉志》称《七略》“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其中《辑略》是诸书的总要，所以《七略》实际上只将图书分为六部。这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分类，也是我国第一次系统的知识分类。“六略”的秩序首列“六艺略”以明尊经之旨，强调学术以六经为归，而人伦以孔子为极；其次是“诸子略”，因诸子十家“虽有蔽短”，而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再次是“诗赋略”，因诗、赋都源出于《诗经》，也可以说是经的“支流”；最后接下来依次是“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属于思想情感世界，向人们展示思想观念和道德诉求，而“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则属于技术层面，向人们提供当时人的知识范围和生活技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前“三略”属于“道”，后“三略”属于“器”。六略的排列秩序无形中凸显了汉人心目中知识的等级秩序。
对于汉代的文献学史可从三个层面阐述：一是有多少著名文献学家，有哪些主要成就；二是有哪些主要特点；三是为什么有这样的成就，为什么形成了这样的特点？已有的文献学史其笔墨主要都集中在第一点，其次是阐述第二点，而基本不涉及第三点，因而这样的文献学史停留于现象的描述，它们只能让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如果将《汉志》中的《诸子略》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文献学家的价值取向，不仅决定了典籍的分类，也决定了知识的等级。司马谈认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在六家诸子中，司马谈推崇的是道家而非儒家，认为道家集各家各派之大成，而班固则认为“儒家者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在《论六家要旨》中，儒家只杂于其他各家之中，在班固的《诸子略》中，儒家则置于各家之首。东汉定于一尊的儒家思想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儒家经典和思想都具有不容置疑的地位，难怪班固指责司马迁“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里可以看到文献学史与思想史的“纠葛”，我们无法撇开“思想”而谈“文献”。
同样，更不能撇开“知识”来谈“文献”。这一历史时期最著名的私家书目中，远绍“七略”流风的当数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七略》虽名义上称“七”而实际上只是六分，王俭的《七志》名义上称“七”而实分九类：“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 改“七略”中的《六艺略》为《经典志》，是因为“经典”更具有包容性，后来“四部”中的“经部”之名便源于王俭的《经典志》。改《七略》中的《诗赋略》为《文翰志》，是因为王俭所处的时代文体日繁，诗赋只是众体中的两种文体。不只分类因典籍而变，类名同样也因文体而改。特别是《七志》中的佛、道二志，可以看出道教在齐梁间的兴盛，也可以看出佛教在南朝的传播。阮孝绪自称《七录》的撰写“斟酌王、刘”，在图书分类上与《七略》和《七志》一脉相承。《七录》中列《经典录》内篇第一，名和序都依《七志》。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因而，突破《七略》和《七志》史附《春秋》的成例，列《纪传录》为内篇第二。“七略”中原有《兵书略》，南朝时“兵书既少，不足别录”，所以将诸子与兵书合为《子兵录》内篇第三。王俭将《七略》中的《诗赋略》改为《文翰志》，到阮孝绪时文集日兴，“变翰为集于名尤显”，于是他在《七录》中列《文集录》为内篇第四，列《术技录》为内篇第五。将《佛法录》列为外篇第一，反映了“释氏之教实被中土”的事实，列《仙道录》为外篇第二。《七志》中“先‘道’而后‘佛’”，《七录》中“先‘佛’而后‘道’”，便涉及文献学家宗教信仰的差异和对宗教的不同认知。
从《七略》及其嬗变的情况可以看到，书以类而分，类因书而明。有其学必有其书，有其书必有其类，因此，图书分类不可能“一劳永逸”，它必然随着知识的消长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