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新时期文学来讲，仅仅完成对民族灵魂的发现尚远远不够，这只是对五四启蒙主题和国民性主题的延续，新时期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更进一步地精神探索，力图以文学形象来建构国民精神的理想化形态。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对解放区文学产生着指导作用，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代文学的初期，作家们纷纷响应甚至迎合《讲话》精神，自觉地以《讲话》为指针，规范着自己的创作活动。这一时期，在作家们的集体意识中，昔日被压迫被奴役的农民，已经从身体到精神都得到了彻底解放，翻身成为新型国家的主人，以一种全新的形象和精神境界参与着新生国家的建设。因此，在乡土文学特别是乡土小说创作中，作家们热衷于塑造理想的、崇高的农民英雄形象，自觉地对他们身上的落后习惯与精神痼疾进行遮瑕，而对他们的诸种优点，则进行了夸大和突出表现，对人物的整体性格进行了净化处理。这种新型的农民形象以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最为当时的批评界所称道。
《创业史》单行本出版于1961年，而梁生宝堪称那一时期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的典型代表。梁生宝作为互助合作带头人，心无杂念，一心带领全村人走农业合作化道路。他大公无私、道德完善、任劳任怨，甚至为了集体的事业可以一再搁置感情方面的考虑。作为作家心目中理想的农民形象，梁生宝是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完成对自己人格的修炼的。可以看出，作者在塑造梁生宝这一人物形象时，采取了理想化、英雄化、神话化、理念化等过滤和提纯方法，使人物毫无道德瑕疵。这种处理方法也是“十七年”文学中作家们塑造正面英雄人物的通行方法。这种塑造人物的方法常常会造成人物形象在“丰厚”和“生动”方面的明显欠缺，因为这种提纯方法抽去了人物身上复杂的人性内涵，省略了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观照和书写。尽管这里存在时代的局限，而且因为柳青杰出的文学创造才能，使人物靠着许多传神细节、精彩的心理活动和恰到好处的抒情的支撑而免于毫无生气，但多年后我们回过头来，重新解读梁生宝这一形象，客观公正地说，在一定程度上，“梁生宝”和大多数“十七年”文学中的正面英雄人物一样，是作家理念的荷载物，是缺乏真实性和丰满性的扁平人物。
正因为是以理想化的姿态建构的人物形象，梁生宝才堪称作家心目中完美的新型农民的代表。塑造这样理想的农民形象，当然与作家对榜样的力量的预期有关，实际上也就蕴含了改造现实状况下国民落后性的潜在意图。与此既有相似之处又有鲜明不同的是，1964年底和1966年初，浩然分别出版了长篇农村题材小说《艳阳天》的第一、二部分。《艳阳天》是比《山乡巨变》和《创业史》更具本质化写作色彩的文本，塑造了一位与反动地主不屈不挠斗争，带领“贫下中农”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人物：农业社党支部书记萧长春。由此，艳阳天被誉为“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领头人’”的优秀的文学作品。［11］随着历史的演进，这种塑造人物形象的理想化方法被推到了极致。“文革”期间，当时的文艺界领导人以条文的形式提出了塑造正面英雄人物的“三突出”原则，要求所有的作品必须主要表现英雄人物，塑造的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完美，没有思想性格方面的弱点和缺陷，在作品中居于绝对支配的地位。［12］与这种文学理念相呼应，浩然在后来发表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中，更加自觉和娴熟地运用“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和“典型化”的象征方法来塑造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显然，《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虽然也塑造了理想化的英雄人物，但由于小说将英雄人物置于虚拟的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漩涡之中，强化了人物身上的阶级属性，而导致了作品对人性和国民性探究的不足。
上世纪八十年代，宁夏作家张贤亮发表了一系列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灵与肉》、《绿化树》等。在这些小说中，作家在叙述自己的苦难生活经历的同时，留恋不已地写出了底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坚强、重情重义和柔韧强健的生命力。比如，在《灵与肉》中，许灵均在政治运动中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解除劳教后被留在农场放马，成了一位牧马人。一次，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放牧员问他：“啥叫右派？”他讷讷地说：“右派就是犯了错误的人。”“右派就是五七年那阵子说了点实话的人。”七队那个叫“郭蹁子”的放牧员说，“那一年整的就是读书人。”听了此话，老放牧员沉思地说：“说实话叫啥‘犯错误’，要都不说实话，天下就乱套了。”两位放牧员的对话充分说明，底层人民有自己看人看事的一套不同于官方的评判标准，那就是诚实、正直、善良。因此，许灵均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右派”而遭到放牧员们的孤立或歧视，相反地，他得到了他们慷慨真诚的同情、爱护和帮助。“郭蹁子”给他领来了要饭姑娘秀芝，想促成他们的婚事。秀芝脑子里并没有什么“右派”之类的概念，她只有庄稼人朴实的理智：她看得出许灵均是个好人，老实人，这就够了。知道许灵均要结婚的消息后，农场的放牧员们有的给他出一口锅，有的给他几斤粮，有的给他几尺布，而且又由一个年轻的兽医发起，每家送五毛钱，给他凑出一笔安家的基金，甚至支部会议上也出现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统一，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按制度给了他三天婚假。写到这里，作家按捺不住地发出了议论：“人，毕竟是美好的，即使在那些黑暗的日月里！”正是底层劳动人民朴实无华的爱护给了许灵均力量，帮助他度过了逆境。对此，许灵均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因此，当他那位在国外当资本家的父亲回国后找到他，表示可以帮他出国时，许灵均拒绝了。他已离不开那些和他朝夕相处多年的乡亲们，他明白自己这多年来，在人生的体验中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正是劳动者的情感。
在《绿化树》中，章永麟被摘掉了“右派”帽子，来到一个村子当上了农工，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这里他遇到了雄豪、剽悍而又痴情的车把式海喜喜，和调皮、开朗，多情而美丽的女人马缨花。这两位同样粗犷不羁的底层劳动者，一个给了他侠义的友情，一位给了他热烈的爱情。章永麟“抢”走了海喜喜暗恋的女人——马缨花，但海喜喜在准备放弃马缨花出外流浪的前夜，却找来章永麟，真诚地劝他和马缨花成家，并在干草堆里藏了一麻袋一百多斤的黄豆，送给章永麟和马缨花过日子。在马缨花贫穷而又温暖的家里，章永麟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肚子，终于体会到了吃饱的美妙感觉。章永麟从马缨花那里不仅得到了物质上的满足，而且在精神上得到了温存、同情和底层劳动者对于读书人的敬意。然而马缨花对章永麟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不求回报的，这是一种彻底“无我”的具有奉献精神的爱情。于是章永麟觉悟到：“无私的友情，善良、同情、怜悯…。。人的美好的感情，本不是像我原来认识的那样，被饥饿和艰辛的鞭子驱赶得一干二净了，而恰恰是在这种条件下，越显现出它的光辉。命运啊命运，既然把我从象牙塔里拽出来，难道就对我没有一点好处吗？我所接受到的最深切的温情，人生遭遇中最难得到的东西，不正是在这种时刻，这种条件下吗？”章永麟的慨叹，也恰恰是作家想要表达的自己对于人生的感悟。此外，作家对海喜喜的威武、剽悍，马缨花的奔放、开朗、坦荡、调皮，也都不无激赏之情。不言而喻，作家对底层劳动者的刻画，既有写实的成分，又蕴含着他对理想的乡土灵魂的合理性想象。
值得一提的还有山东作家张炜，他对乡土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在《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等作品中，张炜对乡土是持批判态度的，因为这里充满了以强凌弱和当权者对老百姓的剥削和压迫，对乡土的反叛与对丑陋国民性的厌恶取得了异质同构的共振关系。而以《九月寓言》为界碑，张炜在工业文明的喧嚣面前，在都市人心的浮躁与堕落面前，把大地当成了人类的永恒归宿，这缘于他血液中的田园情结和对乡村平和、恬淡、友善的诗意人性的想象。
除了对乡间生活和谐的美和健康人性的讴歌，老作家汪曾祺的《受戒》和《大淖记事》还传达出对一种理想的生活态度的欣赏与追求。在《受戒》里，明海为了谋生，小小年纪出家当了和尚。周围的人还是和他亲密无间地在一起，并没有谁歧视他，明海出家所在的庵里也没有什么清规戒律，和尚们可以娶妻、找情人、谈恋爱，还可以杀猪、吃肉，唱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酸曲，在当地的风俗里，和尚甚至可以和妇女私奔。在《大淖记事》里，锡匠们很讲义气，他们扶持疾病，互通有无，分钱也很公道；女人们像男人一样挣钱，和男人一样的走相、坐相走起来一阵风，坐下来两腿叉得很开。她们和男人一样赤着脚穿着草鞋，和男人一样嘴里不忌生冷，用男人们骂人的话骂人。做姑娘的还稍微文雅些，一旦做了媳妇，就姜太公钓鱼百无禁忌；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以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巧云被刘号长强暴后，并没有如丧考妣般寻死觅活，仍然从从容容、平平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乡邻们也没有谁在她背后议论纷纷、指指点点，大家只是为她感到惋惜，小锡匠并未嫌弃巧云，频繁地和她在夜里约会，甚至睡在了她家的床上。师兄弟们为他们在师父面前保守着秘密，晚上悄悄地给小锡匠留着门。凡此种种，都流露出一种通脱潇洒、宽容仁厚、率性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对生命自由的追求。而这种态度和追求，正是作家十分向往的，也是深受儒家礼教文化约束的中华民族非常欠缺和需要的。
与汪曾祺的追求相近的，还有陕西作家贾平凹。从1982年始，贾平凹陆续发表了“商州系列”作品，在这些为商州而写的小说和散文，尤其是《商州初录》和《商州又录》这类地方志式的笔记体散文中，作者以不无夸张的口吻不厌其烦地、如数家珍般地讲述了商州的地理位置之重要、物产之丰富、风景之美、历史之辉煌，以及不无原始意味和神秘色彩的边地文化。更其重要的是，作家捕捉到了商州内在的气质、精魂和整体文化氛围。这种气质和氛围与道家精神颇为契合：在《〈商州初录〉莽岭一条沟》中，莽岭人“稍稍长大，心性就野了，山上也去，林里也去，爬树捉雀，钻水摸鱼，如门前的崖上的野鹞子，一出壳就跑了，飞了，闯荡山的海，林的海了。长大成人，白天就在山坡上种地，夜里就抱着老婆在火炕上打鼾。”［13］这些生活在化外之境的商州山民，是真正的自然之子。他们保有着一颗赤子之心，在山水之间尽情嬉戏，没有功利思想，没有机心和诈巧，自由而快乐地生活着。他们保留和发展着人性中美好的因素。每一个人在半路上草鞋破了，换上新的，就将旧草鞋双双好生放在路边，后边的人走到这儿，草鞋或许也破了一只，就在前边人放下的草鞋里找一只较好的换上。更叫绝的是，“这条沟家家门前，石条上放着黑瓷罐子，白瓷粗碗，那罐子里的竹叶茶，尽喝包饱，分文不收。这几乎成了他们的家规，走山路的口渴舌燥，似乎这与他们有关，舍茶供水则是应尽的义务呢。假若遇着吃饭，也要筷子敲着碗沿让个没完没了。”［14］
显然，作家对商州的风土人情进行了诗意化描绘，渲染了商州人与世无争、淡泊淳朴、从容宁静的生活态度，把商州营构成一处不染尘埃的世外桃源，使人目醉神迷，心向往之。可以看出，贾平凹对这种边地文化过于陶醉，具有一种文化理想主义色彩，缺乏历史理性。这对于一个接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作家来说，不能不说是相当严重的缺失。从作家的创作意图来看，贾平凹是想为我们描画出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乌托邦世界，然而真实的乡土世界并非如此纯净，而贾平凹对此也并非一无所知。比如，在言说主体感情分裂的《〈商州再录〉题记》中，贾平凹心情复杂地写道：
“当然，也令我吃惊的有另一些发现和感受，是这次商州之行，亦有不同儿时在商州，甚至不同前年去年去商州，……只感到商州已经不是往昔的商州。……这不免使我愤怒。静心思索，又感到，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山民既保存了古老的传统遗风，又渗进了现代的文明时髦，在对待土地、道德、婚姻、家庭、社交、世情的诸多问题上，有传统的善的东西，有现代的美的东西，也有传统的恶的东西，也有现代的丑的东西。”［15］由此可见，早在《商州再录》时期，贾平凹已经存在言说主体感情分裂的问题。之所以在后来的“西京”系列都市题材小说，比如《废都》中，贾平凹一如既往地或者以甜蜜陶醉的笔调，或者以矛盾犹疑的情感来写他记忆中的乡土世界，是因为乡土世界极易与人情冷漠、紧张繁忙、虚伪狡诈、充满诱惑和陷阱的都市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这些作品对乡土生活的美化，无异于表明了作家对现代文明的逃避与厌倦，对人性异化、生命力萎顿的都市生活的讨伐与批判。这种对种的退化的批判，对雄强的生命力的向往在贾平凹的《怀念狼》中更加明晰。实际上，作家怀念的并不止于狼，他怀念的是蓬勃甚至粗蛮的生命力、健全的人性和无拘无束、无挂无碍的生活方式。
将这种生活方式推到极致的是莫言，莫言在发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中，以酣畅淋漓的笔墨，叙述了“我爷爷”、“我奶奶”狂野张扬、恣肆泼悍、奔放热烈、无畏无惧、无拘无束，充满原始野性和生命强力的传奇性经历。这样一种颇具酒神精神的生存状态，显然与传统儒家文化所倡扬的克己、复礼、忍让、谦恭等纲常伦理和做人准则格格不入，但与其说这只是作者的虚幻想象，勿宁说这是作家对于民族的强悍勇毅的那种理想状态的寻找与向往。而莫言的另一些小说，“写当代的乡村生活，农民的情感、生存状态，人的本性所受到的压抑和扭曲，如《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枯河》。这两部分作品似乎构成一种对比，而暗含着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后代的怯懦、孱弱的批判。”［16］
这种对雄强生命力的向往在陕西作家路遥的文本中表现得更加复杂。路遥出生于陕北清涧，陕北处于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的过渡地带，历史上又出现过几次大的民族融合高潮，因此陕北的民性和文化深受游牧文化的影响，路遥也不例外。游牧文化中张扬、率性的一面，使路遥的潜意识中形成了“英雄崇拜”的情结，外化为文本中一系列坚强、阳刚、百折不挠的“硬汉”形象。与贾平凹、莫言不同的是，这些硬汉生命力的强悍并非表现为一种近乎原始的粗蛮，或者无知无为的一种放旷与天真，而是表现为他们在苦难面前永不低头的生活姿态。
中国作家自古以来便具有强烈的苦难意识，尤其是20世纪以来，在多灾多难的民族现代化过程中，忧患心理和苦难意识成为作家们普遍的生命体验，并由此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典型的美学基调：“悲凉”［17］与此不同的是，路遥对苦难的叙述却给人一种“悲壮”的美感享受：苦难虽然无处不在，却并不会使人丧失斗志。相反地，它会给人一种愈挫愈奋的激励。因为路遥作品中的人物虽屡遭磨难而从不放弃信念，与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高度契合。这既是笔下人物对于苦难的反应，也是路遥面对苦难的一贯态度，同时也形成了路遥书写苦难的独特风格。
路遥不仅在小说中反复书写苦难，而且喜欢将人物的苦难境遇推到极致。因此，有论者认为：“路遥的小说属于典型的人生炼狱体验叙事。他是把人生的苦难体验当作小说的主题内容的作家。但他并不怨天尤人地渲染苦难，并不单纯地写苦难本身，而是通过苦难来写人的人格尊严、道德激情，面对苦难的不屈的精神力量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在热情。在苦难面前始终强调人的强健的生存意志和乐观的生存态度，乃是路遥的人生炼狱体验叙事的一个特点。由炼狱而顿悟、升华、获救，构成了路遥小说的完整的情节构织模式。”［18］应该注意的是，路遥对苦难的过于诗化和崇高化处理，使他笔下的人物带有一定的自虐色彩，这也是“十七年”文学中对苦难的流行态度。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喜欢将人物的苦难境遇推到极致的，还有一位被过高评价的作家——余华，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是这方面的典型文本。但是余华与路遥的巨大差异在于：余华让其笔下人物在苦难面前一味忍受、屈从，而不是不屈不挠地与命运抗争，似乎“活着”本身就是这些人物活着的终极目的，因此，这些人物是主体意识尚未苏醒的人，而余华欣赏的无非是一种“奴隶哲学”——鲁迅先生早在多年以前就大力批判过的国民劣根性。由此不难看出，余华不要说与文学巨人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就是与离他并不遥远的路遥，也还有着不小的差距。此外，路遥书写苦难，将苦难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却并不是为了展示和炫耀苦难，而是为了从苦难中挖掘普通人身上顽强不屈的生命意志和底层人民中的深厚情谊，发掘使人奋发与提升的精神力量。
另一方面，这些硬汉，比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在大家庭中，能够勇于承担责任，心甘情愿牺牲自己的前途，孝敬父母，友爱弟妹，很合于儒家文化中“合群”、“无己”、“仁义”、“孝悌”等做人风范，是路遥理想的国民形象的写照。何止这些硬汉，在路遥笔下，不管是《人生》中的德顺爷、刘巧珍，还是《平凡的世界》中的孙玉厚、少安妈、田小霞，都是那么的善良、宽厚，处处为他人着想，为了亲人和所爱的人，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毫不以自己为虑，身上闪烁着美好人性的光辉，陶冶和提升着读者的品味与人生境界，温暖和滋润着读者的心田。显而易见，路遥的小说叙事中带有强烈的道德化倾向。笔者以为，对文学现象不宜作简单的道德评价。问题是，虽然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具有多方面的空间表现，但文学一旦丧失了道德这个维度，嘲弄善和纯洁，对恶无动于衷，对堕落欣赏与认同，对底层人民的不幸漠然处之，毫无疑问，是无法进入伟大作品之列的。我们读路遥的作品，直到今天还会动容、流泪，深刻地体会到做人的尊严和高贵地活着的美好。那种崇高的审美体验有力地推动着我们，使我们不由自主地远离物欲与卑琐，朝着人性的自我完善前进。这种深沉的人性力量与优美的诗性质素，使路遥的作品具有了精神故乡般的祥和和温暖，在物质对人进行挤压和异化的现代社会，它还具有缓解现代人的精神焦虑、避免人性沦丧的“治疗”作用。
除了对苦难的反复书写和道德化倾向，路遥的小说叙述方式也很值得肯定——一种饱含激情的叙述方式。在阅读路遥作品的过程中，我们时刻感觉到路遥和他的人物在同呼吸共命运，他为他们悲伤、难过甚至流泪、惋惜，有时又为他们欢呼雀跃，但他又不胶着于他们的视阈，能从他们的世界中跳出来，不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予以评点。总之，作家的主体性格外凸显。凭藉有限的阅读经验，我们知道，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是镜，更是灯，不仅需要展示，更需要照亮黑暗。在这样的作品中，作者主体总会适时站出来，用议论点亮读者心灵，整合全书，这是路遥最为独特的修辞姿态。
路遥“修辞姿态”中这种强烈的主体介入意识，缘于路遥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那种希望通过文学来促进社会进步的“济世情怀”：“人在生活中应该有责任感，也应该有使命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为了吃点饭、穿几件衣服就准备离开。”［19］至于再三书写劳动人民的美好善良，也是因为生活中人们道德水准不断下降的现实状况严重刺激了路遥，使他忧愤不已，想要通过对比和理想召唤的方式使自己时代的人们更好地进行自我认知，以矫正这种浇薄的世风：“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物质财富增加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准却下降了：拜金主义和人们之间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在我们的生活中大量存在着……如果我们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克服这种不幸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很难完成一切具有崇高意义的使命。”［20］这种济世情怀通过写作得到了实现：路遥的作品净化和抚慰人的心灵，而且具有“励志”的作用，它被那些身在底层而又不安于现状的人奉为“圣经”，激励他们通过个人奋斗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是在今天，在玩世主义、消解崇高、认同废墟、逃避理想等大众文化理念铺天盖地将人们淹没的当下，重读路遥作品，也有助于重构这些价值关怀，对人的灵魂进行救赎。这些力量使路遥作品更容易达到鲁迅先生所说的“立人”效果，这是路遥作品直到现在依然深受欢迎的深层原因，也是当下流行叙事中普遍缺乏的力量。
在陕西文坛，陈忠实是与路遥、贾平凹三分天下的作家。1993年，陈忠实发表了具有轰动效应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这部长篇在当代乡土叙事整体式微的背景下取得了巨大成功，也奠定了陈忠实的文学史地位，不仅是因为它在历史叙事方面罕见的真实感和“复调”风格，还在于《白鹿原》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丰厚饱满的人物形象，如白孝文、黑娃、田小娥等，而其中朱先生和白嘉轩更是作家十分青睐的理想人物。朱先生自幼苦读，昼夜吟诵，苦心孤诣凿研程朱见解，终于成为白鹿书院知识渊博、上知天文下观地理的先生，朱先生不仅知晓天机、料事如神，在道德上也堪称楷模，他生活俭朴，善待乡邻，不畏权势，谦恭诚恳，被誉为白鹿原上的圣人。在朱先生身上，陈忠实寄寓了他的理想。白嘉轩的性格层面比朱先生丰富一些：他务弄庄稼时，能干精明；与长工鹿三相处时，仁义宽厚；对田小娥冷酷无情；使用计谋以自家的劣地换取鹿子霖家的风水宝地，让我们认识了他的城府之深和缜密、狡诈；对田小娥的迫害以及在其死后造塔镇压，暴露了他的残酷伪善；白孝文当官之后他强硬态度的转变，又让我们体会到了势利的含义。凡此种种，自然地集于白嘉轩一人之身，白嘉轩这个地主形象，的确是别开生面、血肉丰满、呼之欲出的。尽管如此，白嘉轩的弱点是瑕不掩瑜的，是作家为了使这个人物更加丰满真实而有机地加诸人物身上的。毕竟，从整体上说，他的勤劳质朴，仁厚正直的品德更让作家赞叹。在他身上，显然体现了作家对如何做人，怎样才算是“学为好人”的长期思考。因此，白嘉轩仍然是作家倾心礼赞的人物。可以看出，在这些乡土作品中，都蕴含着作家关于民族精神自救和民族灵魂更新的意愿和努力，不过，作家们的作品在济世效果方面不一而足。路遥作品因主体性凸显对现实的参与性最强，文学社会作用的发挥也最为有力。同属陕西作家的陈忠实，其《白鹿原》在对现代人的灵魂进行救赎方面，比起路遥来，是比较无力的。因为它所欣赏的生活方式和理想人格，比如朱先生、白嘉轩，已经遁入历史的暗夜之中，与现代人的生活理念相距太远，不符合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势。至于贾平凹，他在后期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病态心理、低级趣味、粗鄙化、游戏化笔墨等消极病象相当严重。他写这些并非是想藉世俗主义抵达理想主义，而是对此欣赏玩味、津津乐道，实属病入膏肓，不要说去对别人的灵魂进行救赎了，贾平凹自己的灵魂尚需救赎。不过，从贾平凹灵魂不可药救的堕滑中，笔者又分明感到灵魂救赎的艰难。灵魂世界的复杂性就在于：人很难成为自己灵魂的主人。因此，笔者有时又不无困惑地思考：如何守望与救赎我们的灵魂？“与灵魂对话”是可能的吗？通观中外文学史，有时文学的空间又似乎正在此处。尽管灵魂救赎的问题过于复杂，也很艰难，但惟此才更能看出路遥的可贵。当然，无须讳言，路遥对道德问题的认识，往往过多地停留在前现代的水平上，带有清晰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尚未自觉地用现代意识来烛照人们的道德观念与行为准则，这是我们应倍加注意的，这也是陈忠实、贾平凹共同存在的问题。
在对乡土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上，乡土作家们还存在一个相同的缺陷：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所显露出的现代意识和批判立场的空缺。让我们仍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例。路遥能够洞悉传统农民身上的弱点，但做不到像鲁迅那样毫不留情地剖析国民劣根性，或更客观地对农民灵魂进行双重思考，因此他笔下的乡土人物，包括《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平兄弟，都比较平面，缺乏人性的复杂与张力。他笔下的女人形象，比如《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润叶、田晓霞等，也不够血肉丰满，很多行为并不符合其性格逻辑和人性逻辑，作品带有浓厚的道德理性色彩和封建意识；陈忠实的《白鹿原》对行将没落的封建宗族文化与这种文化熏陶之下的理想人格是颇为欣赏与留恋的，这种留恋常常冲破历史的固有发展轨迹，显示出一定的主观性和挽歌性。在整个八十年代，文学的共名是新启蒙主义，强调解放个性、思想，倡扬人道主义，反对封建意识。如果说，路遥作品中的一些与时代不合拍之处，源于他对乡土、乡民的热爱之情，那么，陈忠实的《白鹿原》则无疑受到了九十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
贾平凹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他和路遥、陈忠实都有相似的从乡土——城市的人生经历，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还和路遥一样受过高等学府的熏陶，按道理，应该能够超越农民文化的局限，但是却没有。三作家一致缺乏对农民精神痼疾进行批判的自觉意识，即使有，也未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力度。有种观点认为，这是他们深受陕西前辈作家比如柳青等的影响的结果。这种说法并未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因为“不能否认陕西作家已经在某些方面从陕西那些完成了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使命的前辈作家的文学影响下脱离出来，正在庄严的完成新的历史和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但是由于他们尚未从与前辈作家相一致的农民文化的大背景下走出来，所以形成了审美情感和艺术方法的保守，影响了艺术的出新。”［21］的确如此，在深潜的文化心理层面，由于与农民文化的先天的血缘联系，使他们无法清除思维模式和审美趣味的农民性特征，因而不可避免地从农民文化的内部视角来思考问题，而无法从更加超越和俯视的外部视角来质疑和批判农民文化。当然，文化心理以及由此所决定的艺术思维惯性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不去改变，只能说明这些作家的主体心灵过于被动守成，没有发挥自己的主体创造性。
尽管三作家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其现代意识和批判立场的空缺是相同的，因此，陕西文学被称为怀旧型文学，面对历史，背对未来，时代气息薄弱。但这并不仅仅是陕西作家的局限，而是几乎所有乡土作家普遍存在的问题。
由于乡土作家们普遍缺乏对农民精神痼疾进行深刻批判的自觉意识，做不到对乡土灵魂进行双重性思考，在文化传承方面又多持保守主义姿态，从另一个向度上，使得他们所塑造的理想国民形象大打折扣：要么过于完美，不够饱满；要么缺乏时代气息，陈腐守旧，这是当下及以后的乡土作家们应该倍加注意的。由此我们又接触到一个延伸的话题：何谓理想的国民性？鲁迅先生曾经反对过“伪”和“诈”，其他作家对于这个问题的正面论述很少。笔者以为，在商业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诚”和“信”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追求人格的独立，摆脱奴隶根性，富于韧性的生存态度，对完全“物化”的警觉，对“异化”的抗拒，有敬业精神，自强不息，开放的世界眼光和强健的体魄，在巨大压力面前良好的心理素质等，恐怕都是理想国民性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