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伤痕文学是对疼痛的本能反应的话，那么反思文学就是对疼痛原因的追问。但是文学不能永远沉溺在对文革灾难的声讨和痛苦的抚摩上，“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带领人民追赶时代前进潮流”。(3)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社会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让人目不暇接，作家们也不可避免地投入到改革的大潮中去，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新星》、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士光的《乡场上》等一系列反映城市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作品应运而生，作家们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发展的种种思考和设想，从而形成了风骚一时的“改革文学”思潮。凡反映我国各个领域的改革进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变化、人的心理命运的变化的文学作品，都应属“改革文学”。(4)《乔厂长上任记》创作于1978年夏，当时的蒋子龙在天津重型机器厂锻压车间当主任，《人民文学》约稿，他恰好因病在家休息，就用三天时间写成了这个短篇。小说是虚构的，但有生活背景和作者对现实的思考，他所在的车间问题很多，诸如：有图纸没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找齐，机器设备又出故障，等把设备又修好了，人心又不整齐，等等。他感到“自己像天天在‘救火’，常常要昼夜连轴转，身心俱疲”。30年后，他追述到：小说“写得很容易，就写我的苦恼和理想，如果让我当厂长会怎么干……”“‘乔厂长’是不请自来”，“当时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现代管理学，只有一点基层工作的体会，根据这点体会设计了‘乔厂长管理模式’”。小说1979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7期，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首先是企业界，某些基层领导甚至把小说当成中央社论或企业管理的教科书来使用，还有个天津企业家为“乔厂长”称号的归属而找人理论，还找到蒋子龙要求为之正名。一篇虚构的小说引起这样大的社会反响，就在于它拨动了现实中最为敏感的一根神经，揭示了旧的经济体制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矛盾，记录了改革事业艰难曲折的历程。后来有人将改革文学分了几个阶段：《乔厂长上任记》标志着改革文学的开端与发轫期，这一时期的作品格调比较明朗；1981年底张洁的《沉重的翅膀》问世，“改革文学”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剖示了改革进程的繁难与艰辛，透射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特别是思想、道德和伦理观念的变化；1985年以后，作为思潮的“改革文学”逐渐结束。
改革文学塑造了一批开拓进取、不畏艰险、顶天立地的“新英雄”形象，乔光朴就是改革者形象的一个代表，他临危受命，去整顿一个被称为烂摊子的重型机器厂，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很快使工厂的生产步入正轨。张洁在《沉重的翅膀》中塑造的重工业部副部长郑子云性格刚直，敬业奉献，与旧传统格格不入，陈咏明在改革中以人为本，作风严谨。《花园街五号》(李国文)中的刘钊在过去由于出身问题经受了许多磨难，在新时期，又为改革事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也被坎坷命运和宦海沉浮铸造成了当代的改革英雄。张贤亮在《男人的风格》中，塑造了一个风度儒雅、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另类英雄陈抱帖，他崇拜权力，仕途一帆风顺，处处显示出男性的雄风和人生的力度，表现出作者对改革英雄理想人格的期盼和对改革前景的乐观想象，虽然有悖于生活的真实，却很能振奋改革精神，激励人们的斗志。这些改革者为了改变国家或企业的落后局面，克己奉公、义无反顾地投入改革的洪流中，与各种反对势力、落后思想和不良习惯坚决斗争。年轻的县委书记李向南(《新星》)自愿放弃优越的工作环境，到偏僻落后的古陵县工作，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招致了以副书记顾荣为代表的反对派的重重阻挠，从而陷入矛盾纠葛与困境之中难以自拔。《祸起萧墙》中的傅连山为使省局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得以贯彻实施，触犯了地方保护主义者的局部利益，他因此遭到冷嘲热讽和人身攻击。但是这些改革者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会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或者在党的政策关照下排除一切困难，取得改革的阶段性胜利，他们身上带有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他们在精神上是与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崇拜相通或延续的。尽管有些小说写到了改革的艰难和阻力，但改革必胜的结局却几乎成为千篇一律的叙事模式。这些表现城市或工业改革进程的小说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上至国家要害行政部门、国有大中型企业，下至街道小厂、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体现出作家对社会、时代的广泛现实的思索与关注。
与时代一致的是，农民的生活和精神在改革中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在许多农村题材的作品中都有所表现。贾平凹《鸡窝洼人家》中的禾禾和烟峰在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时期，依靠政策扶持，从单一生产结构转变成多项经营，走上致富道路的典型。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看到改变命运的希望，他对现代文明的城市生活充满向往，因此他紧紧把握融入城市的每一次机遇，虽然他的奋斗以失败而告终，但时代毕竟给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改革开放带来的富裕生活也为底层农民赢得了“人”的尊严。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由于贫困被人瞧不起，在群体中处于被排斥状态，没人愿意与他进行交流。改革开放使他有机会进城卖油绳，在此过程中他获得许多城里的新信息，加上与权力象征者吴书记的偶遇使他成为村人眼中的能人，完成了他对尊严的寻找。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何士光小说《乡场上》中冯么爸的身上。从高加林到陈奂生再到冯么爸，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农村的经济体制，而且促使农民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其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传统农民也迈入了进取者的行列。改革开放改变了安于现状、满足现状的传统意识，进取者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才华在时代舞台上奋力拼搏。同时，开放的社会环境使普通农民能够走向自由发展的广阔天地，成为自身命运的主宰者。虽然进取者缺乏改革者才具有的献身精神，也没有英雄气概和远大的理想，他们行动首先想到的是自身利益，而不是改变祖国贫弱的面貌，但正因为有无数平凡而伟大的进取者，依靠他们踏实的作风和辛勤的劳动，改革开放才能够加快前进的步伐。改革文学受到主流文化和读者的热烈欢迎就是因为它的“当下性”，因为人不能永远停留在对“过去”痛苦的回忆和反思之中，人类“健忘”的劣根性，追求“当下”快乐原则的自然本性使人们更加注重当下的生存境遇的改善，而1980年代的经济中心的转移，“四个现代化”的提出，“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都为国人描绘了一幅美好的生活图景，一味揪住“过去”显然不符合主流文化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有悖于人性的自然发展，加之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矛盾也亟待解决，改革文学应运而生，成为新时期以来“功利话语与审美话语结合得较为完美”的小说思潮。
改革文学终结了“对伤痕的反思”，短短几年之后，改革文学作家就忘记了过去的伤痛，转而开始了对于国家“政策”的强烈认同和热情歌咏，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高晓声和蒋子龙。《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在农村改革春风的召唤下，迅速“忘记”了文革的伤痛，精神抖擞地进城去交易，在经过一系列的奇遇之后，他做事更加起劲了，这一切改变的根源就是“坐过县委书记的汽车”、“住过五块钱一夜的高级房间”，这实际上是权力崇拜或偶像崇拜的变形，作家的文学想象不是建立在现实生活及其内在发展逻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农村包产到户现行政策的由衷的崇信上，作家主观预设了农民即将来临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转变，小说写出了作者意念中的“应该如此的生活”和人物“应该如此的精神面貌”，那时的作者恐怕无法预设20几年后《秦腔》中出现的凋敝的乡村图景吧。《乔厂长上任记》非常巧妙地将文革“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和叙事模式置换到新时期文学中，小说的故事模式与十七年那些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的作品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故事背景置换为1980年代的改革前沿，革命英雄、抗日英雄置换为“改革英雄”，但英雄的高大形象和完美品质并未改变，不仅如此，小说还采用了改革者与阻碍改革力量相互博弈的斗争模式，浪漫主义的改革正义力量必胜的理想结局(大团圆)，在改革初期，这种叙述迅速与人们日益高涨的社会改革愿望接轨，论证并宣传了国家政策，迎合了人们建国后所形成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心理定势。若按小说的内在发展逻辑来推理，改革者遭遇的主要障碍是观念、习惯、思想保守之类的旧体制表面上的矛盾，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在改革初期是需要的，随后的《沉重的翅膀》、《新星》等作品对改革的艰巨性进行了客观的叙述。蒋子龙以回归文革传统叙事模式和美学风格的方式确立了“改革文学”在新时期文学叙事的现实合法性。
改革文学强烈的社会功利性特征与文革叙事模式与审美风格的回归，及其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色彩也引起了理论界与批评家们的关注和批评，改革文学试图对急剧变化的现实作出同步的、明确的价值判断的愿望是良好的，但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将主要英雄人物人为拔高，将反面人物小丑化、漫画化的二元对立模式的运用，却使“改革者形象的性格特征存在着明显的雷同”，“在雷同化的背后是理想化”，“而在这些理想化的改革者形象背后，却是清官主义——一个陈旧的理想模式”(5)这是改革文学的根本缺陷，当然也是历史性的局限。“清官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早已成为深厚的文化积淀，是集权制宗法制社会的产物，而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改革者和作家们将改革困难的最终解决和对改革的信心与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而作家们的问题在于没有在现实中注入现代民主政治的神光，过分沉溺于对现实的书写上，刚刚从文革噩梦中苏醒的作家们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对改革现实进行理性的批判。这一任务有待后来的作家们来完成，如今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对知青问题进行又一轮的反思与阐释，相信会有作家对改革文学所表现的那段历史进行新的解读和阐释，站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高度把那段历史放在中华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去考察。
改革的激情在现实中不断遇到新问题、新阻力，作家对现实的思考也随之深入，关于个体精神的残缺和失落的沉思已经逐渐浮现在字里行间。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浮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柯云路的《京都三部曲》、王润滋的《小说三题》、矫健的《小说八题》等作品所表现的改革已经明显减少了理想浪漫的色彩和激情，他们更多地关注和表现普通劳动者对改革的自觉要求，描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需求，作品中交织着新与旧、正与邪、现代与传统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作品的基调也不再是盲目乐观，而是客观冷静地反观现实，对之进行深入地思考。在创作手法上，也不再固守传统的现实主义法则，而是在坚持现实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一些现代主义的表现技巧和手法，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
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土地”，所以1979年后，土地承包和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在农村掀起了一次经济和精神上的巨大变革。许多敏感的作家都对拥有土地支配权后的农民生产方式与精神世界的变化进行了广泛的关注。有论者认为《黑娃照相》和《陈奂生上城》中农民形象的改变是“由于经济上的变化而带来精神上极大振奋”(6)阎纲认为陈奂生就像“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农民的美质和弱点的一面镜子”，(7)但高晓声自己却认为主人公陈奂生“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8)他始终专注于普通农民在物质与精神生活变化过程中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相对滞后的现实，没有一味地应和主流话语的现代性期盼与想象，因为精神的现代性与农民物质生活的富足并不是同步的，普通农民的生存境遇和文化心理被某些书写者用现代性话语图解并叙述着。《鲁班的子孙》中，作者对新旧伦理的冲突和矛盾进行了细致而又深刻的揭示，小说中的老木匠并不排斥小木匠的现代生产工具和生产技能，他也承认“机器干活快”，“抽袋烟的工夫干的活足够两个壮木匠干一整天”；但是，他不能接受的是小木匠的“谁富谁有理”的现代价值理念，这种建立在“商品交换原则”之上的现代伦理观念与老木匠传统的价值伦理观念严重背离，老木匠笃信坚守中国传统社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他相信“人哪，走到哪一步都得讲良心”。这种价值伦理的内在冲突构成了小说的内在张力，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曾镇南认为“《鲁班的子孙》存在着为了宣泄作者道德方面的主观义愤而牺牲了社会冲突孕含着的历史内容的缺点。也就是说，作者在表现他纯洁竣烈的道德感的同时，在某些重要的方面稍稍失去了历史感”。(9)那时受指责的地方，现在看来恰恰是小说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所在，世纪末以来，道德沦丧所带来的精神困惑和社会问题让我们痛惜之余更感无奈和无力，文学也开始关注，难道经济发展、生活富裕一定要以道德沦丧、精神迷失为代价吗？这与改革之初的急功近利和改革文学的缺乏质疑精神和反思意识难道就没有任何关系吗？改革文学在推动改革进程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影响了人心的变化。传统乡土伦理与现代西方伦理如何对话，改革文学的选择在今天看来确实有点急功近利。
改革激发了人们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铁凝的《哦，香雪》、路遥的《人生》、何士光的《乡场上》等作品都表现了人们对新生活的热切向往，对现代化的美好想象，但改革带来的人们内心世界与精神层面的变化，以及农村人思维模式的变化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说被有意识地忽略或悬置了，寻根文学虽有校正的愿望，但隐晦的表述方式与作品思想力度的欠缺却无法抵挡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给人的强大诱惑，世俗化浪潮和新写实对世俗人生的肯定让人倍感亲近，并很快融入到追逐物质的虚假的现代化图景之中。
改革文学中，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相互交错，当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利益是神圣的，它必然地与代表现代化的科学理性相结合，并最终战胜集体的或区域的利益(《祸起萧墙》)；集体处在国家与个人的夹缝之中，那时的作家还缺乏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来质疑“国家”，于是在叙述中巧妙地将集体的对立面转换为假借国家名义徇己之私的个人，或者是障国家耳目、玩弄权术的小人(如《燕赵悲歌》、《赵镢头的遗嘱》等)。高晓声和何士光的创作是“侧面描写改革的作品”，“更注重改革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普通人精神生活领域的影响”。改革文学基本的叙事模式是“改革—保守”、“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改革的价值体系构成是国家意志(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与四个现代化的美好前景的描画)、科学、理性、效率等，改革英雄代表的是国家意志，他们的英雄品格是国家赋予的，改革的英雄壮举是国家支持或默许的，国家在改革文学叙述中始终是隐含在文本背后的最高合法存在，而最终压制的是人的自私自利，忽略的是人的个体存在的神圣。由于过于急切的现代化渴望和社会功利目的，“改革文学”乃至整个80年代中国文学主流最缺乏的就是个人化的话语表述，也就是说具有主体性的人在这一时期是迷失了，改革文学中的人是被体制化、概念化(现代化)、集体化的人，改革文学有力地促进了改革的发展，其社会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其文学价值却一直受到质疑，因为改革文学最缺乏的就是对国家话语的有力质疑，及其对个体人的价值，特别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忽略，人的精神现代化的程度还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