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oys From Brazil
●艾拉·雷文／著
如果你是一位晚来的推理小说作者，古典推理小说类型里已经是名作如云，各种千奇百怪的情节设计早已出笼，想要创造一个全新而出人意表的诡计真是难如登天；就连推理小说的“美国革命”也早已进展得如火如荼，各形各色的潦倒侦探与神经罪犯也像台湾的山坡地一样地被过度开发，你是一位“晚来的”推理小说作者，你怎么办？
有的作家朝内容的深刻走去，把推理小说的公式化格式当做一种手段，进一步探索犯罪的社会意义或人生的道德处境，我们以前介绍过的瑞典共产党作家玛姬·史菊华和皮·华卢（“谋杀专门店”里收了他们的《上锁的房间》与《罗丝安娜》），就是利用推理小说来探索犯罪的社会意义最深刻的作者，而着名的英国文学家葛兰姆·葛林（“谋杀专门店”里收了他的《哈瓦那特派员》和《史坦堡特快车》），则是在推理小说中呈现凡人众生的道德困境最令人深思的作家。这条路的确令推理小说更上层楼，迈入引人深思的艺术之境，但也相对地脱离了推理小说的“娱乐传统”，考验了平凡读者大众的阅读能力与耐性，把自己逼到“少众”的路上（当然，读书者也不该停滞不前，有一点新考验也是好的，不然我们怎么会说“开卷有益”呢？）。
将“深刻”做为部分的出路可能是推理小说的超越提升，但也许不能做为全部的解答，否则推理小说极可能会失去“大众娱乐”的角色，成为另一种知识份子的文学教养与认同，而它活活泼泼的野性生命力就未必还保得住，也许寻找其他的出路也同等重要。有些作家就想到利用“类型混合”的写作途径，来给已经过度成熟的推理小说一些新的元素和新的乐趣，却仍然可以保有推理小说传统的娱乐功能。艾拉·雷文（Ira Levin，1929- ）就是当中一位勇于实验类型混合的创作者，而他的《巴西来的男孩》（The Boys From Brazil，1976）正是其中一部混合了科幻小说与推理小说（或者是间谍惊悚小说）两种元素于一身的重要实验作品。
故事的结构是充满细节的，纳粹党人如何在战后隐姓埋名，从事高收入的行业做为再举大事的资本（这里的业务是钻石）？他们创造出来的新领袖一开始只是婴儿，他要如何熬过成长的阶段，又如何确保他成长的过程与他们从前的领袖相像呢？他们必须有一套周密的程序与方法。
放在推理小说的架构上来看，表面上是千山万水相隔、彼此不相干的谋杀案，实际上隐藏的是威胁全球安全的大阴谋。侦探是谁？侦探是一位又老又累，但锲而不舍一心要找出纳粹战犯余党的犹太人。他的任务就是要了解这些不相干事件背后的意涵，他要发现真相，看出阴谋的全貌，并且要以一人之力设法阻止这个世纪大阴谋的进行。
放在科幻小说的架构上来看，复制人类的生命科技如果落在“坏人”的手里，或者落在有意不利于世界的计画里，科技的价值与意义要如何来看待？有没有“坏的科学”这回事？这是典型科幻小说的文明寓言，充满了纯粹科学与道德命题的冲突，但也常常成了超乎时代的反乌托邦“预言”。
《巴西来的男孩》就是这么一本充满通俗阅读趣味，却又耐人寻味的类型混血小说。小说家艾拉·雷文久经好莱坞的洗礼，知道怎么样满足阅读大众的悬疑期待与阅读节奏；这不是纯粹文学作家熟悉或愿意采用的叙述策略，小说一步一步揭露线索，故事清楚易懂，但各种线索集结成有意义的拼图也还要经历两三百页的过程，你不会失去阅读耐性，但也不能门户洞开，直接猜到结局，这是典型的通俗小说写作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