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 Man In Havana
●Graham Greene／著
一、一本去过太空的小说
在葛林的书架上，有一本非常破旧的平装本《哈瓦那特派员》（Our Man in Havana）。一九八七年，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在出访苏联时，遇到一位苏联太空人，太空人告诉他说，他们进入太空时，只允许带三本书，他的三本之一就是这本小说。那次航行中，他把此书读了三遍。葛林听了非常感动，更让他感动的是这位太空人把这本书送给他做为礼物。太空人在扉页上题写道：“有些书你读过之后很快就忘记了，但有些可以让你读两遍三遍。这本书，我读了无数遍，在地球上读，在太空里读。里面的话我都能记住，在哈瓦那时我特地去参观了你书中写到的所有的地方。这本书是我最珍贵的东西，现在，我满怀敬意把它送还给您。”
二、谍中的反英雄
葛林是二十世纪最为多面的一位作家，他的三十多部长篇小说中，有的是极为严肃认真而充满哲理的纯文学，属阳春白雪；有的则是惊悚探险的侦探间谍故事，虽不乏人生的思考，但比较轻松，属通俗文学。《哈瓦那特派员》属于后者，书名之下标着“娱乐小说”的字样，可以归为间谍小说类。
但是它又不是传统意义上充满动感富于惊险刺激的间谍小说，如果说小说家佛莱明（Ian Flemming）笔下的OO七庞德是间谍中最着名的英雄，那么葛林的《哈瓦那特派员》中的主角伍尔摩则完全是在庞德的反面，在天平的另一个极端，他非但不是英雄，他其实是一位颇为窝囊的“反英雄”。
伍尔摩人到中年，囊中羞涩，婚姻不顺，事业无成，长得既不英俊，也不潇洒，走起路来一脚高一脚低，更说不上雷厉风行举止干练。他是哈瓦那的一位吸尘器经销商，对他来说，生活的中心是一位十七岁的女儿，其他的他已经没有想头和盼望了。他的乐趣是每天能和老朋友海斯巴契医生喝上一杯酒，他的梦想是有一天能与他的女儿回到英国，在乡下买一个小房子。然而，女儿是会花钱的主，伍尔摩常常捉襟见肘，也想不出更好的赚钱的办法。然而天上掉馅饼，英国特工霍索尼找上他，要录用他做英国情报局驻哈瓦那的特派员，除了每月薪资之外，他还能报销所有花费。伍尔摩茅塞顿开，伦敦远在千里之外，谁又能来核实他的帐单，这正是赚些额外收入的好办法。他开始释放自己的想像力，发挥无中生有创造力，编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假情报，不想竟然获得情报总部的信赖与赞赏，甚至发生了对号入座的效应。然而他所精心制造的假机密情报，却在真实谍对谍的世界中发酵，他的周围仿彿瞬间生出巨大的蜘蛛网，他被夹缠其中无法解脱，甚至累及无辜之人，引来杀身之祸。为了阻止这无法控制的局势继续发展，他开始学习间谍的思考方式，甚至扮演了一回真正的间谍……
葛林的这本书是喜剧，是闹剧，即使有人丧生，还是掩盖不住喜剧的调子。也正是伍尔摩的这种无能更让他充满了人性，招人喜欢，让人对他充满同情，希望他有一个圆满结局。而葛林在这部份亦未让读者失望。
三、为间谍的葛林
葛林写的虽然间谍中的反英雄，但是《哈瓦那特派员》却是一本地道的间谍小说，伍尔摩的行径虽然谈不上报效祖国、智勇双全的英雄壮举，但是小说本身的情节环环相扣，险情重叠相生，比起其他的英雄类的间谍小说并不差。更因为葛林本身就曾经是一位间谍，他有着丰富的第一手生活经验，所以，《哈瓦那特派员》虽如葛林在初版本中小心声称的那样：“本书故事纯属虚构，故事发生的世界在不确定的未来，书中人物与任何真实人物一概没有关系。”然而，透过这层幻想，读者却能读到许多事实。
《哈瓦那特派员》的故事的基本情节来自于二次大战时期两位德国间谍的故事，他们都住在葡萄牙的里斯本，足不出户就为德国情报局提供过无数关于英国的情报。其中一位是捷克商人，他谎称他在英国有多名线人，经由英国情报局拦截下的情报就有几十份，其中关于英国的资讯全是从报纸上抄袭而来，或完全是凭空捏造而成。英国人知道是假，德国人并不知。另一位是西班牙人，他也向德国情报局提供无数关于英国的假情报，靠的是一本地图册，一本英国旅游手册和一本英法军事字典，他向德国人提供假情报的目的是要帮助英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但是这并没有让他羞于到德国情报局那里去领取他和他的许多假线人的报酬开销。葛林当时在英国情报局工作，就亲手下载过这两位间谍的许多假情报。这是小说中主要的故事框架，小说中的许多细节则来自于葛林自己的间谍经历。
葛林的间谍身份向来神秘莫测，有人说葛林天生就是当间谍的材料，因为他是最神秘的一个人，如果他有什么秘密，别人就绝对不会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葛林的妹妹伊丽莎白在英国军事情报六局（MI6）工作，经过她的介绍，葛林也于一九四一年加入了 MI6。当时MI6正在物色人选到在塞拉里昂的西非办公室里工作，葛林非常合适，因为他曾经于一九三三年与表妹一起去过赖比瑞亚，出版有游记《没有地图的旅行》（Journey Without Maps），所以对西非很熟悉，在英国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他就被派到塞拉里昂的首都弗里顿，做了“弗莱顿特派员”。
我们的“弗莱顿特派员”的代号正是59200，他所征募的线人，也都是以59200之1，2，3等来代表。《哈瓦那特派员》中伍尔摩的上司霍索尼的代号就是葛林自己的旧代号，可能葛林怕用其他的代号，真会有人对号入座。葛林在弗莱顿接受上级指示，报告情报用的密码也是一本书，但是不是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莎士比亚故事集》，而是英国二三十年代一位三流小说家鲍尔斯（T· F· Powys）的作品，他曾经这样写道：“我选择鲍尔斯的一本小说做我的密码，因为里面有充足的色情文句可以供我娱乐。下一次货车到来时也会运来一个大保险箱，还有它的使用说明书和我的密码。”所以，伍尔摩所写的密码报告，正是葛林所驾轻就熟的。
“弗莱顿特派员”的工作并不繁忙，每天早饭之后他先去集市逛逛，然后去警察局（算是他的工作单位）拿取伦敦发过来的密码电报，回到家里后根据密码书解密，回答有关问题。他的工作应该还包括雇用培训当地线人，从他们那里收集情报，向敌方提供假情报等等。葛林很快就学会了最能让上级高兴的是多征募当地线人，在情报局的档案里扩大名单。当然，线人的水平参差不齐，收集来的资料良莠相杂，但是伦敦总部一概全收。例如，葛林当时递交过一份关于在法属几内亚法国维琪政府的飞机场的报告，资讯的来源是他在当地的一位线人，这个线人大字不识一个，数位只能数到十（他的手指头），而且他也根本不会使用指南针，他所说的飞机场上一个藏着坦克武器的建筑，葛林后来从其他资料中发现，其实里面堆满了旧靴子。葛林在写这份报告时，一再强调了他的这位线人的资历实在不怎么样，但是他从上级得到的评价是说他的这份报告“极富有价值”。后来，葛林在回忆录《逃避之路》（Ways of Escape）中写到：“伦敦办公室中的人肯定不会在一张白纸上算出一加一等于二——这是唯一的解释。”这里，伍尔摹编造出的古巴军事基地秘密武器一说，几乎就是这个小插曲的翻版。
葛林当时还有一个宏大计划，他曾经向他的上司提议开一家妓院，并且说他已经找到了一位非常能干的鸨母，因为通过妓院可以收集到许多很有价值的情报。很可惜英国军事情报局没有采取他的建议。但是，在小说中，我们的哈瓦那特派员就有了雇佣脱衣舞女的自由和权利。
一九四二年底，葛林回到英国，在MI6圣奥本的办公室里工作，他的顶头上司是双料间谍费尔比（Kim Philby），他们那个部门的工作主要是反间谍活动，也就是收集敌方的情报，向敌方的间谍提供假情报，最终目的是要深入到敌方间谍的内部，变成他们的一部份，知道他们的企图，进入他们的系统，控制他们的行动。所以，在发布假情报上，葛林当然也是富有经验的。故事的最后，伍尔摩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了皇封，并且被派到培训部去工作，就像费尔比曾经接受过皇家勋章。所以有人开玩笑地说：“如果MI6真在他叛逃苏联之前抓住他是双料间谍的身份，他肯定不会被送进监狱，主席会说，让他去培训部吧。”书中的MI6的头头戴着黑色单片眼镜，门外走廊上亮着红灯，只有等绿灯亮时在外面等的人才能进去，这些都与MI6总部的情形一样，唯一的区别是真头头的办公室在四楼，葛林把它搬到了地下室。
葛林当时的一个同事，英国间谍马格律支（Malcolm Muggeridge）后来说：“在处理与其他的间谍的关系，设计遮掩的方案和自圆其说上，他相当出色。从他的小说《哈瓦那特派员》就能看出来他对这一行非常精通。这本书可以说是关于间谍活动最出色的一本书，因为它真正切入了这个职业幻想的一面。他让你真正感觉到了做间谍是怎么回事，它荒唐可笑的一面，还有人们如何不知不觉就会卷入其中。虽然小说是想像的作品，但是你还是得很严肃地读它。”
世界上诸事的成功，靠的常常是“天时地利人和”，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也是这样。二次大战刚刚结束时，葛林就想依据那两位德国间谍的故事写一部电影剧本，把故事的发生地点放在欧洲北部，时间框架是大战的前夜。但是他把剧本大纲提交给英国电影管理局时，立刻遭到拒绝，电影管理局说他们无法给这样一部片子拍摄许可证，因为它取笑官方的情报机构。直等到五十年代，葛林来到哈瓦那，才找到了最合适于他的故事发生的城市和时间。
四、小说前后的哈瓦那
葛林第一次去哈瓦那，纯属偶然。
葛林一向反美，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特别是在麦卡锡的反共高压时期。四十年代末好莱坞要请葛林去商量剧本时，葛林就特地告诉美国移民局他大学时期曾经参加过六个星期的共产党，所以，从那时起，葛林就一直是美国移民局黑名单上的人，每次赴美国都得经过美国最高法官的特别许可，也正是通过这种办法，葛林保持着他在媒体中的高清晰的反美形象。
一九五四年八月，葛林去海地旅行，行程结束后，他飞往当时美国的自由邦之一波多黎哥的首府圣胡安，打算从那里转机纽约回伦敦。他曾经在海地向美国大使询问过签证事宜，大使说如果他不在乎在飞机场的小屋子里过上一夜的话，他应该不需要过境签证。但是等葛林到了圣胡安之后，海关官员问他“有没有参加过共产党”，葛林回答“参加过”，其结果当然是不能在美国自由邦过境。当局派了两个便衣在当地一个小旅馆中看管葛林一夜，第二天一早，就特地派了架飞机把他送回海地。葛林居然说服了飞行员调整了飞机的航向，把他载到了哈瓦那。着名作家葛林被驱逐出美国，当然，这条消息一下子就上了所有的报纸，当时，葛林在给他的情人凯瑟林的信中得意地写道：“你现在肯定已经听说了在反对美国的战争中，我上了头版头条。”以后，葛林再谈到此事时，还是挺洋洋得意，他说：“一九五四年我被驱逐出波多黎哥，我永远会带着满心欢喜记起那件事。”当然，他在哈瓦那逗留了好几天，遍访那里的酒巴夜总会，替《哈瓦那特派员》选景打下了基础。在《逃避之路》中葛林写道，在上海俱乐部“花上一块二毛五，就能看到最下流的脱衣舞表演，还有最最黄色的电影。”也就是在那里，那两个德国间谍的故事重新浮现出他的脑海。以后，葛林又去古巴为此书的写作准备材料，他写道，哈瓦那是一个“任何恶癖都能被允许，任何行当都能生存的城市，这里是我的喜剧的真正的背景。我意识到我以前所计划的是一个错误的局面，选择的也是一个错误的时间。一九三八年充满了战争的黑暗阴影，这阴影让喜剧完全不可能。读者们不可能对一个在希特勒时代欺骗他的祖国间谍抱以同情。”
当时的古巴还在独裁者巴帝斯塔（Fulgencio Batista）的统治之下，巴帝斯塔通过军事政变夺得政权，他的政府受到美国的许多支援，进行的是高压独裁的统治，残酷而腐败。巴帝斯塔当时根本就没有在意那个在山里战斗的小游击队领袖卡斯楚（Fidel Castro），所以，《哈瓦那特派员》中的古巴是革命之前的古巴，其中警察局的瑟古拉大队长的原形就是巴帝斯塔政府中最会施加酷刑的凡楚拉大队长（Captain Ventura）。
葛林的小说写尽五大洲，他写到哪里，书中就充满了那个大洲的色香味，他笔下的哈瓦那也不例外：
这个长长的城市沿着广阔的大西洋而建，浪潮翻飞至玛索大道上，模糊了车辆的挡风玻璃。
一度是贵族豪门的廊柱如今已斑斑驳驳，黄的、灰的、红的，有如饱受侵蚀的礁岩。
一面形体模糊、脏污褪色的古纹章，立在一家寒伧的旅馆门口；夜总会的百叶窗漆着俗丽鲜艳的颜色，以免受到盐份与温度的摧残。往西看，新市镇的钢筋骨架摩天大楼比灯塔还高，直入清朗的二月天空。这城市适于游览而不宜久居，但它是伍尔摩初恋的城市。他的爱是一齣悲剧，他却坚守不渝。时间为那场战役添加了诗意，而梅莉宛如悠悠古垒上的一朵小花，见证着当年惨烈的历史。
还有哈瓦那无数的夜总会和妓院，总是葛林最爱流连的地方：
夜总会外面张贴着大幅彩色美女裸照，还有一个它们通用的国际语汇，用霓红灯大大写着：“脱衣舞”。廉价睡衣风格的条纹状阶梯，引领他们通向烟雾瀰漫的地下室。这是个进行处决的大好场所。
如同葛林所写过，所去过的所有大洲，他虽然都只是过客，但是，他下笔之处，对当地风土人情经济政治总能入木三分，笔下的人物性格，也总有着多面性，很少有单面的硬纸板的形象。例如《哈瓦那特派员》中的那位瑟古拉大队长，最擅长施加酷刑，若其他人写来，很可能把他卡通化，把他写成一个大魔王，葛林则不，他笔下的大队长有着一种奇怪的幽默感，他关于施刑的阶级分析真是非常精辟。伍尔摩问瑟古拉他是否对他的一位线人进行拷打：
瑟古拉大队长笑了起来。
“不，怎么可能。他又不属于可折磨的阶级。”
“我不晓得折磨还有阶级之分。”
“亲爱的伍尔摩先生，你应该明白，有些人生来就习惯受折磨，有些人却对这种事深恶痛绝。除非双方有达到某种共识，否则我是绝不会折磨任何人的。”
“折磨有精神与肉体之分。他们闯入海斯巴契医生的实验室，那也是种折磨吧……”
“业余人士总是不按牌理出牌。警察就不会那么做，海斯巴契医生并不属于可折磨的阶级。”
“谁又属于呢？”
“我们国家中的穷人，还有拉丁美洲的穷人，中欧和东方的穷人。当然囉，像英国那么幸福的国土上是没有穷人的，所以你不属于可折磨阶级。在古巴，警察可以对拉丁美洲和波罗的海诸国的移民肆行为虐，但对于来自贵国和斯堪地半岛的访客则不能如此。这种区辨是一种直觉，天主教徒就比基督徒更可以折磨，好像他们比较罪恶似的……”
一九五六年十月，葛林开始写作《哈瓦那特派员》，一九五八年六月写完，同年十月，本书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好评如潮。小说出版一个月后，葛林的好朋友，批评家西特维尔（Edith Sitwell） 写信给葛林说：“真是一本完美的书！我从来没有大声笑过这么多！”
此书进书店之前三个月，已经有许多人想购买此书的电影版权。悬念大师西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是第一个把价钱放到桌面上的，但是葛林向来不喜欢西区柯克，对于这位大师的电影葛林一直觉得不怎么样，他当时还是想与瑞德（Carol Reed）合作。瑞德曾经导演过由葛林编剧的电影《堕落的偶像》（The Fallen Idol，1948） 和《第三个人》（The Third Man，1949），特别是后者，非常成功，到现在为止还是电影史上悬疑片的经典之作。最终，电影《哈瓦那特派员》是由葛林自己编剧，由瑞德制片并导演，幽默，好玩，别具一格。
《哈瓦那特派员》出版后不久，美国撤离了对古巴的军事援助，巴帝斯塔逃离古巴，把舞台留给了卡斯楚和他的游击队们，古巴逐渐从美国的附庸变成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的敌人，也成了葛林最喜欢的国家之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葛林多次去古巴，起先是为《哈瓦那特派员》的电影做研究，挑外景，后来是为各种报纸做采访。他写了许多支援古巴的文章，被卡斯楚视为知己，是他们的座上贵宾，得到的是国家元首级的待遇，不仅可以任意旅行，还有一架军用飞机可供他使用。一九六七年，葛林受《星期日电讯报》之约再次去古巴，葛林在那里的最后一个晚上，英国大使为他准备了道别的晚宴，但是宴会还没有开始，卡斯楚派人来接葛林，葛林与卡斯楚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大使非常嫉妒，因为他总共还没有与卡斯楚说过两句话。
葛林，瑞德和剧组于一九五九年三月正式去哈瓦那拍摄此片，哈瓦那与葛林书中所描写的已经很不一样了，赌场和夜总会都关了门，脱衣舞也早就被取缔，许多脱衣舞女都被关进了监狱。新政府对剧本中的有些细节不喜欢，例如瑟古拉大队长的大胡子形象（因为大胡子是革命者游击队员的专利），所以，他们提出了三十九处需要改动的地方，还派了一个监察员随处跟着他们。所以，电影拍摄的并不很顺利。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打消葛林对于古巴的热爱和激情。
五、《哈瓦那特派员》的言外之意？
虽然葛林向来不畏权贵，他的书中触犯嘲笑各类权威的并不少见，但是传记作家文学史家们还是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哈瓦那特派员》如此嘲弄英国官方的情报机构，MI6难道就如此宰相肚里好撑船？他们为什么会放过葛林一马，没有去找他的麻烦？
有人解释说，虽然葛林早于一九四四年就正式从MI6辞职出来，但是他与MI6的关系一直就没有中断过，在他去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无数次冒险旅行中，英国情报局或是外交部都与他联系过，请他收集情报。葛林去哈瓦那写这本书，编电影剧本，拍电影，每次动身之前，总是要与MI6或外交部的人见面。回来后，会向他们汇报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古巴人的所思所想。所以，葛林向来是MI6很有价值的一位自己人。
还有人的解释更玄，他们认为葛林在书中嘲笑旧雇主，是在藉此书向苏联和卡斯楚刚刚掌权的古巴在放信号，在表明他的立场，他在暗示他们：如果他们需要他替他们说话，他会挺身而出。特别是书中伍尔摩捏造的导弹基地，葛林是在向苏联透露英国向革命前的古巴政府出售导弹这一珍贵情报。也许正是葛林这本书给了苏联灵感，才导致一九六三年美苏冷战期间最紧张的一次较量：古巴导弹危机。持此观点的人又说，一九六九年，在德国汉堡的一次演讲中，葛林谈到“背叛的美德”，他重申了英国作家E·M·福斯特（E· M· Forster）所说的名言：“如果要我在背叛我的国家和背叛我的朋友之间做选择，我希望我有胆量选择背叛我的国家。”所以，也许葛林如同他的好友费尔比一样，也是位“双料”甚至是“三料”的间谍。
葛林是最为神秘的一位作家，他极少接受别人采访，他对自己的隐私守口如瓶，一般人总是以为他保持隐密主要是为了保护他所爱过的人，但是依据有些传记作家的猜测，更大的原因是他与各国情报局的关系，做为间谍的葛林，有没有停止过他的活动，他究竟又有过几家主人？从他的日记书信中，人们不难看到他和情人们的关系，但是，他的间谍身份和活动，竟然是在他的日记书信中也很少提到的，难道连对他自己，他都得保密？
在我看来，无论葛林是否曾经是位多料间谍，他第一重要的身份，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所以，对于他的其他面目，无法捕风捉影也罢，我们也许就不该从这本幽默好玩的书中读出任何资讯。如同葛林副标题所写，这是一本“娱乐小说”，读者觉得自己确实是读了一个好故事，被娱乐了，这就足够了！
二〇〇五·一·十八于约翰内斯堡
作者简介：
恺蒂，本名郑海瑶，一九六六年生于安徽省，上海复旦大学比较文学硕士、伦敦城市大学电子资讯硕士。曾任职伦敦圣马丁艺术学院、伦敦维多利亚暨爱尔伯特博物馆、伦敦西敏大学等机构。2001年移居南非。业余嗜好写作，文章散见中国报纸期刊，着有《海天冰谷说书人》（敦煌文艺）、《酿一碗怀旧的酒》（浙江文艺）、《书缘·情缘》（辽宁教育）、《书里的风景》（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