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数上的劣势，有情报上的先机，王守仁当即调遣商船排列阵势，扬旗鸣鼓，伪装成官军水师荡寇平叛的作战姿态，直冲流贼阵营。数百流贼猝不及防，一下子慌了手脚，纷纷在岸边拜服，高呼自己只是受饥荒所迫的流民，不敢作乱，只企求官府赈济。
这些话即便只是权宜脱困的手段，王守仁此时此刻也只能顺水推舟，以假为真。他将空城计唱到极致，施施然泊岸下船，遣人宣谕贼众，数百流贼竟这样恐惧散归。于是是年正月十六日，王守仁顺利抵达赣州，正式开府办公。
万安的遭遇似乎使人觉得所谓流贼不过是些无组织、无纪律的饥民，只要开仓赈济便可以轻易招抚，如果动用武力，那更是指日可下了。
但是，当地的乱象远没有这样简单。
今天在大城市里养尊处优的读者很容易有一种感觉，即相信贫穷天然具有一种道德力量，弱势群体天然就值得同情。《悲惨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让是一个很具有典型意义的“贫穷的犯罪者”，但倘若雨果不是以悲天悯人的姿态俯视人间，而是出身于伦敦东区之类的地方，他眼中的悲惨世界绝对会是另一种颜色。甚至他很有可能会发出米兰·昆德拉式的感慨：“我要告诉你我一生最悲哀的发现：那些受害者并不比他们的迫害者好。”（《为了告别的聚会》）
依古代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相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平民百姓往往“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只有士人阶层。知识分子对普罗大众既有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有着很强的戒备心理，因为后者不仅“喻于利”，还有“比而不周”的特点，喜欢抱团扎堆，而越是抱团扎堆便越是穷形尽相。
正如勒庞在群体心理学的开山之作《乌合之众》里所揭示的那样，道德会在这样的群体中迅速失效，而群体的某些特点，“如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等，几乎总是可以在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看到，例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
这样的言辞会使我们联想起孔子那句在现代社会饱受攻讦的名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当然，这在相当程度上不是出于天性，而要归咎于旧时代不公正的教育制度。
早在庐陵任上，王守仁就已经深深领教过“刁民”做派了，而南、赣、汀、漳的“刁民”早已经进阶为暴民，在打家劫舍、对抗官军的生活里无法无天惯了。虽然在“父母官”的传统政治哲学里，“民之父母”理应为此承担养育和教育失职的责任，但“父母”对于那些业已顽劣成性、以作奸犯科为家常便饭的“子女”，赈济和感化显然不能使浪子回头，合理且有效的办法只有恩威并施、剿抚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