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阳明心学有了以上这些认识，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地理解那个最著名的岩中花树的故事：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下》）
岩中花树自开自落，从不同的立场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读。站在花树的立场，可以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自顾自地美丽就是了，至于旁人是否欣赏，全无所谓；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可以说“荆玉含宝，要俟开莹；幽兰怀馨，事资扇发”，一切不为人见的美善都有必要开发出来；站在阳明心学的立场，岩中花树便别有一番面貌。
王守仁后来宣讲“心外无物”，任何抱有基本常识的人都会感到大惑不解。如果说至善或天理只在心中，只能向内心求得，这毕竟可以理解，但是，山河大地、花鸟鱼虫，乃至我之外的所有人，甚至我的身体，都只是我心中的幻象不成？
那么，当王守仁知庐陵县的时候，该不该这样告慰自己：“各种所谓乱摊派，无非是我心中的某些幻象在欺压另一些幻象罢了，并没有任何真实的人因此受到真实的损害，那我何不置之不理呢？”把时间再往前追溯一点的话，如果他想到父亲和祖母也是自己心中的幻象，即孝心的对象并不真实存在，人生旅途也许从此不同了吧？
在王守仁游南镇的时候，一位友人指着岩中花树问出了这样一个完全基于常识的问题：“如果真的心外无物，那么这株在深山中自开自落的花树和我的心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是的，岩中花树自开自落，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是多么显而易见的事实，难道它不是长在岩中的，而是长在我心里的不成？
王守仁的答复很有一点狡黠：“你没看到它的时候，它与你的心同归于寂；你来看到它，花的颜色便一下子明朗起来，所以说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这样的解释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英国哲学家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命题，但两者只是形似罢了，因为正如我在前文里一再提到的，王守仁所关心的仅仅是道德问题，他完全没有西方式的纯粹智识意义上的哲学趣味。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里引述了这则故事，认为它所表明的是王守仁的一种独特的宇宙观：“宇宙是一个精神的整体，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经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世界。这样，当然就没有朱熹如此着重强调、抽象的理世界的地位。”
朱熹和王守仁虽然都用“天理”这个概念，但所指范围不同。朱熹的“天理”所指范围更广，不限于道德层面，譬如在世界上第一栋房子出现之前，建造房子的理便已经存在了，而在道德层面上，在人类出现之前，仁义礼智、孝悌忠信之理便已经存在了。王守仁持相反的看法——用冯友兰的话说：“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如此，则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
对这段话我们有必要打一点折扣，因为冯友兰本人的哲学趣味太强，以至于总是不自觉地将阳明心学往哲学上理解，而事实上王守仁对宇宙论、本体论这些问题全不关心，他所谓的“天理”仅仅是《大学》三纲领当中的“至善”，所以王守仁所谓的心往往不是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心，而是儒家传统下的道德的心。我们不宜从纯粹的哲学趣味出发来批评王守仁不能自洽——借用乔治·奥威尔评论莎士比亚的话：“但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批倒他，就像你不能以讲道的方法把一朵花毁掉一样。”
至于王守仁所谓的“物”，也并非我们一般概念中诸如一草一木那样的客观事物，而是从人际关系的意义上来讲的。王守仁对徐爱解释“格物”，有这样一段话说：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传习录·上》）
王守仁所谓“物”，即“意之所在便是物”，亦即心意所凝注的对象。“心外无理，心外无物”都是以这个为前提来说的，可见就岩中花树发问的那位友人显然会错了意，后人更把岩中花树这段文字孤立拿出来看，做出各种玄而又玄、似是而非的解读，营造一种神秘莫测的氛围，使阳明心学显出美丽的禅意。知识界的很多命题都有过这样的遭遇，久远者如各种佛学概念，晚近者如薛定谔的猫。
话说回来，当道德的心和万事万物发生关系，所发生的当然就是道德关系。而当任何一种道德关系发生的时候，其道德意义当然还是在心里的。所谓“心外无物”，无非就是这个意思，只是因为王守仁没有讲明他所谓的心是道德的心，换言之，他没有像现代学者那样按照现代学术规范做出明晰的概念限定，不严谨的表述造成了太多的理解障碍。
所以，当那位友人指着岩中花树发问的时候，问的是一个朴素的认识论的问题，王守仁却不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回答的。假使我们一定要他做一个认识论上的回答，他一定会说：“岩中花树当然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我们有没有看到它，它都是存在在那里的。难道我会以为它是我心中的幻象不成？当然不，只有佛教才会那么讲。”
佛教确实有这样的理论，《楞严经》就讲山河大地都是妙明真心中的事物，所以王守仁的敌人们以不求甚解的态度批评他是披着儒家外衣的佛教徒。其实儒家阵营里也有过这样的理论，陆九渊的弟子杨简著有一部《己易》，明明白白地说道：“天，是我性中之象；地，是我性中之形；《易经》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其实都是我自己的创造。”
儒家当然不会喜欢这样的“异端邪说”，所以杨简的“发明”后来不很为人所知。王守仁绝没有走上杨简的老路，所以，我们不妨将岩中花树替换为一个具有道德意义的事物，譬如庐陵县的百姓，当王守仁未知庐陵县之前，他完全不会去想这世界的某个角落有这样一群百姓，庐陵县的百姓也不会想到茫茫人世间有王守仁这样一个角色，我们可以说王守仁的心与庐陵县的百姓“同归于寂”；但是，自从王守仁到庐陵县上任，彼此发生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之后，庐陵百姓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便在王守仁的心里“一时明白起来”；而王守仁的心，倘若这时候已经彻底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极致处，那么天理流行，作为至善的天理发动于庐陵百姓身上，这便有了儒家亲民的仁政。于是，是由王守仁内心所发出的一条道德纽带将他自己与庐陵百姓联结在了一起。在这样一种道德意义上，便可以说庐陵百姓不在王守仁的心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