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隆寺讲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听众，自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王守仁的门人弟子，人多则见解各异。正德六年（1511年）正月，就在王守仁刚刚调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之后，弟子王舆庵、徐成之争论起朱学和陆学的是非来了。王舆庵尊陆，徐成之尊朱，既然莫衷一是，便请王守仁出面裁决。
在我们看来，王守仁当然会站在陆九渊的一边，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设身处地来想，公然支持“异端邪说”，与官方意识形态唱反调，这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王守仁之前各种讲学论道，其实从不曾直面过这个问题，他和乔宇的那番对话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而王舆庵、徐成之这一次等于逼着王守仁对朱陆异同做出明确表态，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忽然变成了生死攸关的抉择。
王守仁以一封长信作答，概而言之：“认为朱学是真理、陆学是谬误，这是长久以来的天下定论，怎是轻易撼动的？就算徐成之不站在朱学的立场上争辩，难道王舆庵的见解就能一下子被人接受吗？”
这怎么看都像是一种和事佬打太极的态度。多年之后，王守仁检讨自己曾经有过乡愿习气，这一次折中王舆庵、徐成之的辩论正是乡愿之一例。
辩论当事人当然不会满意折中的、乡愿腔的答案，尤其是徐成之，他认为老师表面上虽然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其实还是偏向王舆庵的。王守仁被逼得紧了，只好又给徐成之写了一封长信，用的是语重心长、剖肝沥胆的口吻，讲出自己对朱陆异同的看法。
所谓朱陆异同，正是思想史上聚讼纷纭的话题。简言之，两人的不同是所谓“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不同。这六个字出自《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在《中庸》的逻辑里，圣人之道遍布天地之间，化育万物，博大精深，具体内容多到数不清，所以普通人没有能力施行圣人之道，只有至德之人才行，所以君子才需要“尊德性而道问学”云云。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尊德性”是指推崇道德，提高道德修养；“道问学”是指学习具体而客观的知识；那么“尊德性而道问学”简言之就是品学兼优的意思，这是在奥卡姆剃刀的原则下最贴合上下文的解释。但朱熹将《中庸》从《礼记》当中独立出来，给予相当程度的重视，用他的理学思路来做解读，求之唯恐不深。
在朱熹的解释里，“尊”是恭敬奉持的意思，“德性”是人心中的天理，“道”则是经由的意思，于是“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意思便是经过学习而敬奉心中的天理，这就与朱子版的“格物致知”合拍了。
如何体认天理，达到以至德推行至道的程度呢？陆九渊主张从大处入手，这个大处就是自己的内心，功夫做足就可以一通百通；朱熹主张从细节入手，穷究一个又一个细节，不断地积累最终会由量变而质变。在著名的鹅湖之会上，陆九渊当众吟诗，诗句有“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听得朱熹变颜色。陆九渊这是把自家学问称为“易简工夫”，符合《易经》“大道至简”的道理，简单直接的才是真理，却贬斥朱熹的学问是“支离事业”，意即支离烦琐，费力却不讨好。
陆学要人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不断磨炼道德，这便是“尊德性”的一途；朱学要人在万事万物上下功夫，不断求知，这便是“道问学”的一途。换言之，朱陆异同的核心在于方法论意义上的“向内”还是“向外”。近现代的思想史称朱熹哲学为客观唯心主义，称陆九渊哲学为主观唯心主义，概念移植虽然有些生硬，却也道出了几分真谛。而王守仁悟道，悟出来的是圣人之道——吾心自足，不假外求，这显然是“向内”的一途，和陆九渊站在同一条战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