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在王守仁进京朝觐的一个月后，即正德五年（1510年）十二月，便有了新的任命，升王守仁为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前文述及，南京政府基本都是闲职。湛若水很希望王守仁留在北京，于是和黄绾商议，通过户部侍郎乔宇走通了杨一清的关系，使王守仁改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此时已是正德六年（1511年）正月了。
乔宇，字希大，号白岩山人，长王守仁十五岁。王守仁曾经在诗中谈到“柴墟吾所爱，春阳溢鬓眉。白岩吾所爱，慎默长如愚”，意即储巏（柴墟）、乔宇（白岩）都是自己爱慕的人，前者精神矍铄，后者大智若愚，“度量较齿德，长者皆吾师”，论年岁的话，两位长者都是我的老师。（《忆昔答乔白岩因寄储柴墟》三首之三）
然而在大兴隆寺讲学的日子里，乔宇这位长者兼高级官僚反而很像王守仁的弟子。就在这一年里，乔宇调任南京礼部尚书，临行前特地找王守仁论学，而在这一番对话中，王守仁才是那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
大宗伯白岩乔先生将之南都，过阳明子而论学。阳明子曰：“学贵专。”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弈，食忘味，寝忘寐，目无改观，耳无改听。盖一年而诎乡之人，三年而国中莫有予当者。学贵专哉！”阳明子曰：“学贵精。”先生曰：“然。予长而好文词，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鸠焉，研众史，核百氏。盖始而希迹于宋、唐，终焉浸入于汉、魏。学贵精哉！”阳明子曰：“学贵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圣贤之道。弈吾悔焉，文词吾愧焉，吾无所容心矣。子以为奚若？”阳明子曰：“可哉！学弈则谓之学，学文词则谓之学，学道则谓之学，然而其归远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鲜克达矣。是故专于道，斯谓之专；精于道，斯谓之精。专于弈而不专于道，其专溺也；精于文词而不精于道，其精僻也。夫道广矣大矣，文词技能于是乎出，而以文词技能为者，去道远矣。是故非专则不能以精，非精则不能以明，非明则不能以诚。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专，一也。精则明矣，明则诚矣。是故明精之为也，诚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况于文词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将终身焉，而悔其晚也。”阳明子曰：“岂易哉？公卿之不讲学也，久矣。昔者卫武公年九十而犹诏于国人曰：‘毋以老耄而弃予。’先生之年半于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愧于武公哉？某也敢忘国士之交警！”（《送宗伯乔白岩序》）
王守仁说：“学贵专。”
乔宇答：“没错！我小时候爱下棋，废寝忘食地研究棋艺，一年之后技压本乡，三年之后打遍全国无敌手。学习确实贵在专一。”
王守仁说：“学贵精。”
乔宇答：“没错！我长大之后爱好文词，字字句句都要精心雕琢，文章出唐宋而入汉魏。学习确实应当精益求精。”
王守仁说：“学贵正。”
乔宇答：“没错！我在中年以后爱好圣贤之道，后悔从前都把时间、精力花在下棋和文词上了。如今我全不在意棋艺和文辞了，你觉得这样还好吗？”
王守仁接下来做了长篇大论式的阐发，强调“道”才是一切的根本，只有学道才谈得上专、精、正；道既广且大，一切文学、技能皆由道而发，舍道而专求文学技能就会去道日远。专则能精，精则能明，明则能诚，所以才有“惟精惟一”的说法。“惟精惟一”之“精”正是精于道之“精”，“惟精惟一”之“一”正是专于道之“专”。
现代读者不易理解这段话的深意。“惟精惟一”语出《尚书·大禹谟》，舜有心禅位给禹，于是对他有一番告诫，其中有一段至关重要的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宋儒极其重视这句话，称其为圣人的十六字心传。后来阳明心学的信徒更加推崇这十六个字，因为王守仁称其为“心学之源”。（《象山文集序》）
至于这十六个字的含意，朱熹的高徒蔡沈奉师命为《尚书》做注，即后世定为官版教科书的《书集传》，解释这句话说：“人的思想凡发于形气的是为人心，凡发于义理的是为道心；人心充满私欲，故而危殆，道心容易被私欲遮蔽，故而微茫难求；人必须精研、专注，以诚信的态度奉行中道。”
所谓中道，简言之就是既不过度，也无不及。这十六字心传以及蔡沈的注释，都是明代读书人熟读、熟背的内容。于是我们会发现，王守仁这是在用无人质疑的儒家经典与圣贤语录为自己的新理论做背书，正如他在后来一再所做的那样。至于“惟精惟一”是否真能这样解释，其实从蔡沈那里就已经阐释过度了。
王守仁所谓专则能精，精则能明，明则能诚，这又关涉到《大学》《中庸》“明”和“诚”两个概念：以《大学》言，“明”是要“明明德”，也就是使内心的善性彰显出来，“诚”是“诚其意”，也就是使意念的发动充满真诚；以《中庸》言，由诚而明是天性的彰显，由明而诚是后天的教化，诚与明相辅相成。依王守仁的逻辑理论，人应当专心致志地学习圣贤之道，然后善性便会彰显，心念便会挚诚，如此则会洞悉天地万物的终极真理，文章与棋艺这种雕虫小技也就不学而自会了。
这样的道理当然太小看客观世界的知识了，牛顿、爱因斯坦谁也不是先成为道德家再“顺带着”发现物理原理的。只是明朝人不这样想问题，王守仁更不这样想问题。阳明心学在今天总有点方凿圆枘、扞格难通，正是因为很多知识——譬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已经从道德哲学的统辖下脱身了。
不过，明朝人能够从王守仁的这段话里感到特殊的震撼，因为它虽然只字不曾提及陆九渊，虽然有来自《尚书》《大学》的处心积虑的经典背书，但它的含意、它的字里行间所藏着的纲领性的遗憾，完全属于“陆九渊异端”，与朱子理学背道而驰。
读者只要对朱熹、陆九渊的学说有一定了解，便很容易看到个中玄机。倘若朱熹有机会反驳的话，一定会说棋是一物，文章是一物，自不妨一物一物地去格，总有积少成多、从量变到质变的时候，这正是格物致知的功夫，有什么不好呢？直接从“道”下手，一通百通，连颜渊那样的人都做不到，也只有陆九渊那几个人会这么想！
是的，王守仁讲给乔宇的这番话，与陆九渊的思想如出一辙。
幸而明朝人熟悉陆九渊的并不很多，所以需要一段反应过程才能明白王守仁的思想其实多么“反动”。但是，一旦陆九渊的名字被明明白白地提出来，朱陆对立被明明白白地问出来，事情就会一下子变得敏感起来。这样的事情很快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