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顺治皇帝第三子。八岁继位。史载：玄烨仪表英俊，声若洪钟，有智勇，经文纬武，崇儒重道。十六岁亲政后，设计捕杀了专权的鳌拜；平定了三藩之乱；降服了台湾郑成功政权，中国重新归于统一。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卒，葬景陵（今河北遵化）。
康熙是我国古代可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相比的封建君主，他在统一国家，抵御外侮以及团结少数民族和发展经济生产上都有着重大的历史功绩。在其执政期间，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出现了“康熙之治”，或“康乾盛世”之前期。
康熙极为重视汉族文化，创立宗学和官学，重用汉族知识分子，成立各种文化机构，并授意编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全唐诗》、《古今图书集成》等书籍，成为我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康熙雅好诗文，一生中写了很多诗作，有一定的认识和史料价值。
注释
①形势：险要地方。
②披猖：嚣张；猖獗。苏轼诗《次韵子由所居六咏》：“先生坐忍渴，群嚣自披猖。”
③整暇：整肃而又从容。
④鹰扬：威武貌。《诗经·大雅·大明》：“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⑤腾骧：飞跃；奔腾。《文选·张衡〈西京赋〉》：“负笋业而余怒，乃奋翅而腾骧。”薛综注：“腾，超也；骧，弛也。”黄庭坚诗《寄傅君倚同年》：“念君方策名，要津迈腾骧。”
赏析
这是一首七言歌行，当作于1696年康熙再次亲征噶尔丹于漠北之时。清时的漠北地区，东起黑龙江呼伦贝尔，南至瀚海，西至阿尔泰山，北至俄罗斯，“东西延袤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土地辽阔，是我国喀尔喀蒙古族长期居住和游牧的地方。其族部领袖乃元朝之宗室后裔。喀尔喀蒙古之西，又有我国蒙古族的另一分支一厄鲁特蒙古。噶尔丹即其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首领，“自称博硕克图汗，因胁诸卫拉特奉其令”（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他野心勃勃，自恃强大的割据势力，控制天山南北，威胁青海、西藏和喀尔喀蒙古，以至成为康熙一统天下的严重阻碍和顽敌。康熙三十四年（1695），噶尔丹勾结沙俄率骑兵三万，沿克鲁伦河而下，扬言“借俄罗斯鸟枪兵六万，将大举内犯漠南”（《圣武记》卷三），狂燃起叛乱的战火。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军“沿克鲁伦河进剿”，康熙“亲率禁旅，由独石出中路”，将至胪朐时，噶尔丹闻风丧胆，“尽弃庐帐、器械，乘夜逃去”（《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十二）。康熙以帝王之威，将帅之风，诗人之情，兴奋地弹奏了这样一曲激荡而欢快的胜利凯歌。
诗共十二韵二十四句，可平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写景，讽嘲“狡寇”；后半叙事，称扬“英武”。
胪朐河，又名龙居河，实即诗题中之克鲁伦河。其源出于蒙古大肯特山东南，屈曲东北流三千余里入呼伦贝尔之呼伦湖，复为额尔古纳河之上源，再为黑龙江南源而浩转斗折、东流入海。康熙之笔，并不着意于铺排藻绘，但其对源远流长、泱泱汤汤之胪朐来龙去脉的深情描叙，却一下在人们眼前展现了一个和平安定、富饶美丽的栖息乐园。确实，这儿过去正是一片“沃土”，自从“狡寇”来据，才变成一片荒芫。“其地不毛，间或无水”（《东华录》康熙朝），欲于此间讨叛灭贼，其又何以为战！然而“惊闻”二字，突兀而来，却既表现了清军伐叛的决心与神勇，又点明了叛敌的外强中干与日暮途穷。而诗之写：“我师英武”，却只侧重渲染了两个场景：一是截流网鱼，一是临河饮马。康熙此番远征塞外漠北，作战条件极为艰苦，“自古以来，所谓难以用兵者是也……至瀚海等沙碛地方，运粮尤苦，而雨水之际，樵爨为难”（同上引）。不过，作者诗笔，却省略了禁军裹粮长驱的一路劳顿，而突出了士卒中流网罾的上下欣跃。这不仅是轻骑绝河、浅水湔裳的自然过渡和发展，而且也是士气不衰、以苦为乐的形象体现。“鲜鳞”，乃指代河中之鱼。“泼刺”则拟鱼跃之声，宋沈与求《舟过北塘》一诗就曾有过同样的描写：“过雁参差影，跳鱼泼刺声。”显然，康熙之写鱼跃，实是写人欢，渲染了一派旺盛活泼的士气。再看“临河饮马”，极似速写，也好像是顺笔拈来，其实这正是妙手偶得之。胪朐河，又作驴驹河，明永乐八年（1410），明成祖曾率军与瓦刺作战于此，并改名为“饮马河”。因而，作者康熙此典的暗合化用，一面自然、顺畅地叙写了甲士战马的补给休整，一面又巧妙、形象地描画了诸部万骑的威武鹰扬。如此，诗中所写意象也就真正实现了对表象的突破，使诗人所表达的情志变得更为丰满和深刻。
此诗未有一句正面描写作者亲率禁旅与叛扰狡寇的坚阵对垒、沙场厮杀，但诗中对彼此战争性质的暗示、双方军容士气的对比，却无不喻示了“狡寇”的望风披靡与“我师”的所向无敌。这首七言歌行，写法上既一韵到底，轻快顺畅，又四句一节，对比层转，因而不仅富有那种滔滔向前的浑古气势，还饶具一种流动变幻的审美意态。诗中不仅只叙述了远征讨叛途中暂驻、休整的几个场景片断，而且将描写与抒情有机地结合，生动地表现了作者康熙促进民族团结、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雄心壮志！
作者：秉归智
赏析
此为康熙赐赠大臣徐元梦之作。徐元梦（1655——1741）是满洲正白旗人，字善长，又字蝶元。姓舒穆禄氏，因“舒”与“徐”，满音略同，故人称蝶园徐先生。《清史稿·徐元梦传》中有云：“（康熙）五十七年，（徐元梦）迁工部尚书，仍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又《清史列传·徐元梦传》记载道：“（康熙）六十年十月，上曰：‘徐元梦乃同学旧翰林，康熙十六年以前进士，只此一人矣！’因赐以诗，有‘常怀旧学穷经史，更得余闲力简编’之句。”康熙六十年为公元1721年，是时徐元梦六十六岁，而康熙长其一岁，为六十七岁。虽说在帝王之位亦已六十载，但面对桑榆晚岁，康熙确实颇多慨叹。
就诗中首联看，作者欲遣之闷怀在叹老嗟病。再结合诗题看，康熙病中偶尔问及徐元梦，方突然悟及：除徐元梦而外，“康熙十六年以前进士再无一人矣”。这似乎是他产生闷怀的主要原因。对四五十年以前之“同学旧翰林者”产生念旧之情亦属自然，但何至“对堪怜”、“一慨然”呢？一位赫赫帝王又何来孤闷之怀呢？康熙是一个很有文才武略的帝王，自其亲政以后，削藩、平叛、规取台湾、驱赶沙俄，东征西讨，终于换来了大一统的江山。他坚信“天下大权，帷一人操之，不可旁落”（《康熙政要·政体》），但围绕建储之事，长期纷争，闹得他愤怒抑郁、心力交瘁。早在康熙十四年（1675），他就立了胤礽（皇第二子）为太子，但时过35年，康熙有谕指责胤礽不法祖德，“窥伺朕躬起居动作”，“结成党羽，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之人，岂可付以祖宗宏业。”“谕毕，上复痛哭仆地”。权力的争夺使父子关系恶化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不可思议的是，未及一年，复立胤襈为储，其后不到三年，又再次废罢。胤礽是康熙第八子，才能出众，朝臣曾经众口一辞保举他为皇太子，但康熙五十三年（1714）有谕道：“胤襈与乱臣贼子等结成党羽，密行奸险，谓朕年已七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伊曾为人所保，谁敢争执，遂自谓可保无虞矣，朕深知其不孝不义情形……自此朕与胤襈父子之恩绝矣。朕恐后日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胤襈者，若果如此，朕惟有含笑而殁已耳……胤襈因不得立为皇太子”，“此人之险，百倍于二阿哥也”（《东华录》康熙朝卷94）。康熙其言已甚为绝情，其与胤襈之关系亦已水火不能相容。自此以后，朝中但有建议立嗣者，或则被谴（王掞、陶彝等）、或则被杀（朱天保），以至康熙直到病逝，再未册立太子。康熙对立储之事既然讳莫如深，当然在诗中也就不便明言。这是他晚年心头的一大隐痛，也正是他赐赠徐元梦诗中所谓的“闷怀”！同样，也正由于这一点，他才觉得老病“堪怜”、回思“慨然”！
颔联对仗较为自然，这也是他老来形象的自我写真。即以东宫立储而言，康熙作为一个长期位于权力顶峰的年老帝王，总担心大权“旁落”，唯恐另出一个难以驾驭的权力中心，因而处处提防，多疑善变，以至反复无常，勇敢果决的“少小精神”早已荡然不存，徒自老病孤闷、空叹岁月。
颈联是他对少年风华时光的怀想。前句切题，再点念怀之情。徐元梦是康熙十二年（1673）进上，少年时期，康熙尝与之同学旧翰林，研经穷史，学海竞舟。后句提转一笔，自励老当益壮之志。康熙对汉儒之学甚为推重，不仅大开博学鸿词科、明史馆，而且组织人力广泛辑编文化典籍。其在位期间有御纂《周易折中》、《日讲四书解义》、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全唐诗》、《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等多种图籍编成，所以诗中说到晚年也未尝忘弃涵泳于学术。
尾联结之以力不从心之叹。忆想那风华壮盛岁月，文治武功，何者未尝建树！俱往矣，虽诗情犹在，然老之且至，病痛加身！生老病死的哲学人人须修，天伦纲常的思辩虽帝王者亦终所难免。锐气磨尽矣，纵然拈毫又觉曾挥洒不易了。
康熙这首七律，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语淡词浅、不用一典，但意蕴沉深、真切动人。唐人白居易有诗云：“酒军诗敌如相遇，临老犹能一据鞍”（《和令狐相公寄刘郎中兼见示长句》），而康熙此诗同样是老来赠唱之什，但意气精神却有所不及。对比康熙以往的征战咏怀之作，其风格的伤感也自是另一境界。然而细致剖视一下康熙晚岁中的独特心理机质，我们也就能透过这首诗中表面的淡恨闲愁的遣诉，发现作者那深深隐埋的苦衷和久久郁积的闷怀。
作者：姜剑云
赏析
这是一首题画诗。画上题诗是中国诗画艺术高度溶合的结晶，体现了中国绘画艺术的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格。为画题诗始自唐代，当时只是以诗赞画，例如杜甫的《姜楚公画角鹰歌》、《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等；真正题诗于画，是在北宋以后，其目的在于阐发画意，例如苏轼的《虔州八境图》、《惠崇春江晚景》等。康熙这首七绝属于后一类作品。
诗据《班师图》而题。画已难睹，且看此诗。
“战马初闲甲士欢”，开头一句，写“马”，写“士”，分别一冠之以“战”，一饰之以“甲”，显而易见这是一支出征的队伍。但此时既不见烽火硝烟，亦不闻嘶杀呐喊。人们所看到的是马匹的悠闲自适，所听到的是士兵的欢声笑语。何来如此闲态欢情？下句点题：“挥戈早已破楼兰。”“楼兰”，《汉书·西域传》中说：“鄯善国本名楼兰。”其地约在今新疆婼羌县西北。前人诗中常以“楼兰”泛称滋衅番马或内犯胡族。唐人王昌龄即有诗云：“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五首之三）康熙此诗中之“楼兰”亦非实指，其所指称或即西陲准噶尔叛兵。诗至此句，方使读者悬念得解：巳破楼兰，所以士、马欢闲。诗之前两句乃倒装因果。果在前而因在后。奇怪的是前句中之“初”与后句中之“早已”两个副词所表示的时间关系似有矛盾：楼兰早破，为何欢闲方初？不过，如果作一番推敲也就能发现其中的奥妙所在：一个“初”字，说明一场激烈的战斗刚刚结束，战斗艰苦，此从客观实际而言；“早已”一词，则形容了这支兵马的所向无敌，这是夸张描写战士的主观信念。所以从凯旋者的情感心态来看，诗人这两个副词的选用表面上矛盾、实质上统一，而且恰到好处。
上两句描写人物情态，下两句则是渲染环境氛围。“销兵气”，比喻战事已息。古人又有“旄头星”之明灭能预兆战火之起熄的迷信说法，故旄头星落或即为弥天众星所销铄泯灭。“天山”，在阿尔泰山和昆仑山之间，横贯了整个新疆的中部。《九州要记》中说：“凉州武成郡有天山。”又据《西河旧事》载：“天山高，冬夏长霞，故曰白山。”“白”是雪的颜色，“寒”，则是雪的特性。所以诗中“五月寒”，实是说“五月雪”。因而“弥天星斗销兵气，照彻天山五月寒”两句，既描写了征伐与班师的地域景观，也点明了当时的季候特色。更富有艺术性的是，这些时、地、景、物等叙述要素的有机组合，巧妙而和谐地渲染了一种特有的环境气氛：烽烟消灭，天山依旧巍峨而安然，仲夏五月，夜犹微寒，峰岭的积雪映着满天的星光，融溶洁净。这是和平与幸福的象征，也是战马驰骋、甲士拼杀所努力追求的天、地、人的统一与自由。
题画于诗，是为了阐发画意，因而往往能收到诗情画意交互渗透、相得益彰的审美效果。康熙是一代帝王，但也不愧为一位艺术家。即使离开了原有画图，康熙此诗中传神的人物形象，情态的生动描摹、谐和的环境气氛的渲染，本身即富有画意。真不知何者为诗、何者是画！诗、画艺术的结合，达到了化境。
作者：梁归智
注释
①白塔，甘肃皋兰县黄河北岸有白塔山，佛宇罗列，自下至上为殿者十，而浮屠居其顶，与第一桥追相对，映带如画。
②湖滩河朔，有名“湖滩渡”者，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南三里黄河上。渡河为东胜县地。《朔漠方略》曰：“胡滩河朔，汉人称为脱脱城，此即黄河之岸。波流甚缓，非南方黄河之比。朕将河测量，其间五十三丈。”《山西通志》记载“湖滩河朔，字本作胡坦和硕，蒙古语城隅也。”
③巃巃（lóng zǒng），高耸貌。司马相如《上林赋》：“崇山矗矗，巃嵸崔巍。”
④旄头，亦作“髦头”，即昴宿。《史记·天官书》：“昴曰髦头。”古时迷信以为旄头星之明暗能预兆战事之起息。李白《幽州胡马客歌》：“旄头四光芒，争战如蜂攒。”
赏析
这首七言长诗可以称一篇记游诗。康熙出骞宁夏是在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的春天，当时噶尔丹经昭莫多一战的沉重打击后，元气大丧，已成一股日暮途穷的流匪。但康熙认为，噶尔丹对国家的统一终究是一大祸害，“一日不可姑留”，因此下令“速行剿灭，不可稍缓”（《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47、35），并且亲赴宁夏，命费扬古、马思哈两路出兵，追剿穷寇。这便是第三次的康熙亲征噶尔丹。初夏四月，平叛形势发展既快且好，进剿残敌胜利在望。此时康熙已从宁夏麾军行至甘肃境内皋兰附近黄河岸边，面对滔滔不尽的浩瀚波涛，游兴甚浓，亦诗情邋发，于是回銮顺流之中，既饱览大河奇险，复纪诗以抒怀抱。
诗分三段。“黄河之源难可穷……特乘艇舰浮奔洪”为第一段，写壮游黄河之因由。这一段有两节，每节四句。粗看起来，后四句道明了此番裹粮长驱、远山跋涉而至黄河岸边，因而能回銮借流，顺水行舟。这一插叙也正好交代了舟游黄河的直接原因。其实直接原因中还有一种潜在动机，开篇二句正是婉曲的流露。“遐荒”，是遥远的边界，显然黄河非啻流长，其源亦远。既然是“难可穷”者，亦自当是未曾见者，故其“滔滔”，不过是一虚象，乃想象中景。然而，黄河是中华文化的摇篮，是中华品格的象征，她的形象，她的气势，早已令人憧憬，令人向往。而今入出回转、淙淙浩瀚的黄河果真已成眼前实景，岂其向往者可见、夙愿者得偿乎？水已到、渠已成，又何不更来一个奇壮无比的“黄河之漂”！作者将直接原因与潜在动机如此错综写来，避免了记游诗所常见的平铺直叙，显得跳荡多姿，亦暗合了黄河的形象。形式呼应了内容，此为作者笔法不凡之处。
第二段自“潆洄大野势几曲”至“幕北已奏烟尘空”，为记游主体，描述沿河见闻。前面六句为一节，写黄河的险仄奇曲。险仄在于河之岸，“颓突”，状其凹凸，“巃嵸”，摹其崔巍，一个双声，一个叠韵，极写沙岸与石壁的险态高峻。沙、石而外，亦有生灵。排生乱柳可见枝干，杂莽榛丛还露巨鹿，则岸树榛鹿非为遐远，只于浮舟中便可睹见，此未写河之狭仄而其势自现。侧面描写的妙用，亦是高手笔法。奇曲在于河之流，“潆洄”一词已总写斗折之势，而“遥山”两句则更添一层神奇。北魏郦道元写江水时曾引用民谣“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一唱三叹中，写出了长江水的弯转，也写出了船夫渔子的悲愁。这里写黄河之流转则化用其法，但去尽了伤感而溶注了幻趣。此非着意别出机杼，实是征战将捷心情的外化，是创新。后面八句写河上星月的阴晴圆缺。急雨云催、长虹一横，河塞浑壮的日夕风雷倍增了大河的雄奇，令人激奋；旌门皎月、银汉水光，静阗而又高洁，奔腾不息的黄河复具安详柔和之美，诗情画意，无不怡情悦性。一日千里，瞬息百里，这是黄河洪涛上浮舟的疾漂，其中不无疾马过隙、与时竞渡的人生思考。“旄头落”，乃诗中兴法，承应上文虚写中霄望空，实写“幕北奏捷”。清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于此诗“幕北”句下有注云：“四月十四日夜奏报噶尔丹穷蹙自尽，其下悉平。”从康熙出征平叛至噶尔丹“饮药自尽”（《清实录》康熙朝卷174），时日何其之速！即此可见，康熙写黄河舟浮之疾并非闲笔，是由此即彼，以兴法过渡，由见而闻，着意于表现战况喜人。叛首顽凶噶尔丹虽猖獗一时，但毕竟如急流败叶，一去不返！
“兹行永得息兵革”而下六句为第三段，写壮游黄河的感想。为了大清的安定与统一，康熙是颇费了心力的。平“三藩”、统一台湾、亲征噶尔丹，“举朝皆以为难”，而康熙意志坚定，力排众议，“昔朕欲亲征噶尔丹，众皆劝阻，惟伯费扬古言其当讨，后两次出师，皆朕独断”（《东华录》康熙朝卷59）。自征伐吴三桂至剿灭噶尔丹，历时二十五年，不惜晓暮劳躬，终于兵革得息。“自此寰海乐清晏，熙怡万国咸亨丰”，举国以为乐，而一国大帝圣祖又何能不乐耶！壮游黄河，亦是乐游黄河。这是一首记游诗，也是一篇黄河漂游记，更是一曲颂赞一统天下的凯歌！
作者：姜剑云
赏析
这首七言绝句写于夏日出行途中。“帷宫”，乃张设帷幔而成的临时宫殿，此指远行驻跸之所。《周礼·天官·掌合》有云：“为帷宫，设旌门。”炎夏酷暑，阴晴天气，昨夜一场透雨，下得好不痛快，驱走了窒人气息的燥闷，也赶走了一路远征的疲顿。晓发虚谷，百草浴雨新翠，一阵风来，一阵凉来，又一阵香来。怡人畅快，跻彼山岗，骋目远望，万里晴空，淡云舒卷，百态千姿任遐思。据高方能无蔽，无碍、无隔。
细味此诗，如临其境，如睹其人。这不是一般文士的言志，这是一个有作为的帝王的踌躇满志，放眼大千世界的宏壮胸襟。
乍看此篇，不事藻饰，亦无事典，不过是一首即景小诗、一则抒情小品。但若真作如是观，又未免太表面浅识了。其实，这首小诗虽仅仅四句二十八字，却不仅写景、抒情，还表现了高而不俗的理趣哲思，更表现了康熙这一不凡人主“治国平天下”的睿智和气量。
康熙当政之初，国势非只不安，且相当严峻。南城数省有“三藩”割据，拥兵自重；西北边陲则有蒙古准噶尔部的骚叛纷扰；孤岛台湾还有郑成功后代在盘踞着。面对如此动荡危局，康熙不辞“晓暮劳予躬”（《自宁夏出塞滨河行至白塔乘舟顺流而下至湖滩河朔作》），运筹帷幄，平定“三藩”，决策万里，统一台湾；更三次亲征往讨，穷追猛打，彻底歼灭了准噶尔部狂顽的噶尔丹。康熙曾说：“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清圣祖实录》卷275）。只是统一大业的进展，并不都一帆风顺。“三藩”之一的云贵吴三桂居功傲仵，兵多权重，党羽星罗棋布，势压朝廷，这早已把宫府中诸多王公贝勒吓得知无敢言。而康熙则果断决策：“吴逆蓄谋久，不早图之，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昭梿《啸亭杂录·论三逆》）尽管朝臣附议者寥寥，但康熙志决难移，仍令撤藩，充分表现了一个有为帝王的高瞻远瞩与勇敢果决。这种帝王气概渗透在这首诗中。
晴云“舒卷”者中，自有欲为风者，为雷者，为雨者，为雹者，但只要立脚点高了，视野开阔了，也就能不为所蔽。高空长宇，澄泱无际，非不见云峰雾海，非不察岩怪渊诡，只万象会之于心，不以为意，亦即所谓“故不措意耳！”“任舒卷”，不是放任、随纵，不是主体对客体的无奈屈从，或无能为力，而是大智大勇者的巨大气魄，风云自可为其所随意叱咤尔！此乃无所惧畏的豪放、洞彻一切的乐观。“凭高”与“碧天长”，构成因果联系，形象地说明“寰海乐清晏”（《自宁夏出塞滨河行至白塔乘舟顺流而下至湖滩河朔作》）之大治非由垂拱而治，而在于莫惧遥艰，积极向上，奋发有为！
康熙此诗，至短至清而情调浓远，而且理趣高响，确实耐人体味！
作者：姜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