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沙热病区
6月22日，同一时间
埃博拉病区的前厅里，姆巴卢·方尼“姨妈”站在她经常与胡玛尔·汗见面的制图桌旁，她面无笑容，表情严厉。她身穿白色护士制服，头戴一顶白色的护士小帽。她说话带英国口音，轻声命令护士做这做那，与聚集在病区门口的人们交谈，尽量安慰惊恐的患者家属，这些家属想知道里面病人的情况。一股浓烈的气味飘出病区。方尼手下的护士们正在被压垮。有几个人待在家里，但大部分人坚持工作。医院的工作人员来来去去，从其他地方给她带来消息，把她的口信带给医院的其他地方。一群人在病区门口闹得人声鼎沸，其中有病人，也有患者家属。病区门前有一道铁丝网做的围栏。假如一个人明显生病，而且显露出类似于埃博拉的症状，就应该留在这个区域之内，防止他们和其他人接触。方尼偶尔离开岗位，去医院各处办事，补充物资，寻找汗。汗和她会巡视普通病房，检查病床上的患者，在他们身上搜寻埃博拉病毒感染的迹象。“姨妈”和汗知道普通病房里肯定有未确诊的埃博拉患者，希望能找到他们并把他们带走。普通病房里依然有许多患者躺在床上，住院医师依然在值班，照顾患有各种疾病的大量病人。这些住院医师中有一位名叫萨尔·罗杰斯，他将在这场劫难中牺牲。“姨妈”最近每天在医院工作十四个小时，从日出一直到深夜。
她在工作时极少显露情绪，只是似乎不顾一切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事务上。她不哭泣，不大笑，也不微笑。她对护士们的期望超出了她们能够给予的，对自己也超出了她能给予的。“都交给上帝吧，”她一遍又一遍地说，“上帝保有上帝。”
方尼不久前失去了丈夫理查德，依然在为他哀悼。理查德·方尼是个高大英俊的男人，拥有狂野的幽默感，据说只有他曾经逗得“姨妈”开怀大笑。他为他们的大家庭用水泥砖搭建了一幢大屋子，周围有墙壁环绕，位于坎布依山较低处的山坡上。理查德还没完成这幢屋子就突然身故。“姨妈”按照习俗把理查德埋在屋子的地基旁。她不得不肩负起执掌一幢家族大宅的使命。“姨妈”的弟弟是一名流行病学家，名叫穆罕默德·伊拉，他和家人一起住在大宅里，同住的还有姆巴卢和穆罕默德的母亲卡迪。
伊拉是个高瘦、安静的男人，敬爱他的大姐。他用摩托车接送她上下班，早晨天还没亮，晚上直到深夜。他们沿着杭阿路疾驰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认错这对姐弟：一个特别高的男人带着一个矮小的女人，女人一身白衣，双臂搂着他的腰腹。“姨妈”在埃博拉病区里工作的时候，伊拉永远就在附近。他给她送饭，替她跑腿，为她在医院各处送信，他照顾姐姐，确保她不至于太疲惫。
埃博拉病区有个供护士使用的私人房间，护士可以在那儿轮流休息。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上面总是堆满了手包，护士会在上班前把手包放在那儿。“姨妈”需要休息的时候，一名护士会搬开那些手包，她躺在桌上，伸展身体，休息片刻。她的弟弟经常会坐在房间里，看着她躺在桌上休息。但她似乎永远不会睡过去。躺了十五分钟左右，她会从桌上下来，回去继续管理埃博拉病区。
埃博拉病区里现在有35名病人了，但设计容量仅仅是12名病人。九个小隔间里塞满了病床和简易床。每张病床和简易床上至少躺着两个人；有些病床甚至三个人。孩子躺在成人身旁。人们在病床上死去，身旁是还活着的病人。埃博拉会导致人们精神混乱，昏头转向的病人会下床，在走廊里乱逛，倒在地上爬不起来。埃博拉病区的护士给有脱水症状的患者静脉滴注补液。患者的体液溅在她们的生物安全防护服上。地板肮脏不堪。人们在夜间死去，尸体到第二天早晨才会被搬走。尸体摆放在病床或地板上。假如有时间，护士会把尸体装进裹尸袋，抬进病房边充当停尸房的小楼。救护车人员身穿防护服，将尸体运往凯内马公墓，那是城外一片灌木丛生的野地，作为凯内马市的义冢，墓地里到处都是没有标记的墓穴。死于埃博拉的病人只能埋在那儿。
杜兰客舍
6月22日，下午4点30分
纳蒂亚·沃凯埃站在丽娜·莫西斯住处的后门口，拿着装有丽娜血样的采血管的塑料袋，与躺在卧室床上的丽娜讨论目前局势。两人做出决定，除了去卫生间，丽娜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房间。纳蒂亚保证一旦拿到确定的结果就用手机通知丽娜。
纳蒂亚和验血技师开车赶回医院，纳蒂亚拿着口袋里的采血管冲进实验室所在的建筑物。她站在高危实验室的前厅里，穿戴好全套个人防护装备，然后推开高危实验室的门。
房间一侧有一排窗户，窗户底下的窗台上放着一本登记册。登记册上记录了送进实验室的所有血样。沃凯埃不愿把丽娜·莫西斯的名字写进登记册，因为实验室人员看见了肯定会非常紧张。于是她写了露西亚·穆萨，穆萨是克里奥语里的莫西斯。她打开采血管的红色橡胶盖，把移液器插进采血管，吸了一小滴她朋友的血样，把这一小滴血液放进一个很小的试管，然后放入离心机里旋转，让红血球沉到试管底部，血清浮在红血球上面。然后她纯化血清，从血清里提取RNA断链，确定其中是否含有埃博拉病毒的遗传密码。这时天渐渐黑了。
高危实验室
晚间7点30分
日落后一小时，纳蒂亚·沃凯埃身穿防护服，站在靠近高危实验室出口处的室内。她走进盛着漂白水的塑料浴盆，为橡胶靴消毒，然后用漂白水喷淋全身，特别仔细地用漂白水清洗手套外侧。她用漂白水喷淋一个盒子的内侧和外侧，这个盒子装着一组细长的玻璃管，每个玻璃管里都是一份埃博拉病毒疑似感染者的纯化血样。其中一个玻璃管里装着“露西亚·穆萨”的血样。
彻底消毒后，纳蒂亚摘掉呼吸面罩，扔进一个大塑料桶，那是个生物危害垃圾桶。她小心翼翼地拉开防护服的拉链，脱掉防护服，剥掉手套，把防护服和手套放进生物危害垃圾桶。此刻她身穿便服，站在出口处，纳蒂亚转过身，背对出口，目视高危实验室内部。她倒退走出高危实验室。这是操作规程的要求：你必须用后背推开门，倒退着走出来。这样你就来到了一个仿佛壁柜的小房间里。离开高危实验室时之所以要倒退着走，是因为这样你能看清背后，确保你不会不小心把受到污染的材料或物品带出实验室，任何东西都有可能黏附在你的身体上。
纳蒂亚离开高危实验室，拿着盒子走出实验室所在的建筑物，拐弯走进一条小巷，她的集装箱实验室就放在这儿。她走进实验室，把玻璃试管放进PCR仪的托盘，开机运行。
两分钟过去了，PCR仪完成一个循环。屏幕上出现几个点。仪器又完成一个循环，屏幕上出现了更多的点。每过两分钟，屏幕上就会增加几个点。点阵构成的图案逐渐成形。由点组成的几条线在屏幕上水平延伸，点出现得越来越多，各条线变得越来越长。每条由点组成的线都属于一份血样。假如一个人的血液含有埃博拉病毒，那么代表这个血样的水平点线就会拐向上方并逐渐爬升。点线拐向上方就是血样里存在埃博拉病毒的信号。
PCR仪需要运行一小时左右才会给出可靠的结果。纳蒂亚用这段时间考虑接下来的策略：假如丽娜的血样里检出埃博拉阳性，那她就应该被尽快接走，每个小时都至关重要。丽娜是美国人，但美国政府还没有订出紧急疏散计划。没人知道凯内马在发生什么。纳蒂亚将亲自负责丽娜的撤离工作。纳蒂亚在凯内马有个男朋友，他叫哈迪，是一位黎巴嫩商人。哈迪有关系，也有些钱。无论发生什么，纳蒂亚都会陪着丽娜。她去瑞士能得到最好的救治。
可是，她恐怕不可能把丽娜弄到瑞士去。假如检出阳性，任何一家航空公司都不可能允许她登机。这样的话，就必须租私人喷气机送她去瑞士了。机组人员要受过生物危害防范训练。假如在二十四小时内无法找到并租用这么一架飞机，纳蒂亚就打算把朋友装进救护车，送她去弗里敦的一家医院。然而埃博拉也已经开始侵袭弗里敦的医院，那些医院也在变得不安全。弗里敦的医疗体系有可能崩溃。纳蒂亚其实并不太担心。她盯着她的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