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上午8点
露西·梅护士在附楼病房下班后，接替露西护士的当班护士名叫伊耶·普林西斯·鲍瑞。普林西斯护士个子很高，端庄优雅，脸上偶尔会露出一丝怀疑的表情，她是一位基督徒，在胸前佩戴一枚用金链拴着的金质小十字架。救护车驾驶员刚刚死去，为尸体整理遗容成了她的责任。埃博拉在普通病房现身后，普林西斯护士和露西护士同样坚守岗位。假如埃博拉在美国任何一所医院的普通病房现身，全国肯定会进入紧急状态。这一点在凯内马医院没什么区别，塞拉利昂同样进入紧急状态，护士们对此心知肚明。这就是普林西斯·鲍瑞那天早晨来上班的原因，尽管她从内心深处畏惧埃博拉病毒。
她合上救护车驾驶员的眼睛。她也许和他有交情，至少应该认识他。假如他头部伤口上还有残余的血液，她肯定替他擦干净了。她是基督徒，因此多半会为他祈祷。她摆放好他的四肢，整理他的衣物，也许还为他洗了脸。完成这些琐碎但重要的任务，她用一块布盖住尸体。大约一小时后来了一名血检技师，从尸体身上抽了一份血样。这是阿齐兹医生几小时前下令做的血检。
萨尔·纽可尔的血样检验了两次，一次由奥古斯丁·戈巴及其团队使用哈佛的PCR仪，另一次由纳蒂亚·沃凯埃及其团队使用沃凯埃的PCR仪。下午晚些时候，两份结果比对后，他们确定救护车驾驶员死于埃博拉病毒。奥古斯丁·戈巴取了半茶匙纽可尔的血清，消毒后装进一个塑料小瓶，冷冻储存。两天后，这份血样和一大批其他埃博拉感染者的血样一起飞越大西洋，送往美国的布洛德研究所做基因组测序。
埃博拉病区和整个医院的情况日益恶化，丽娜·莫西斯与丈夫和两个女儿中断了联系。她本来就不擅长用电子邮件传递心声，凯内马和新奥尔良之间的电话通讯又很糟糕，很难听清楚对方在说什么。另外，莫西斯也不希望家人对她身边这场正在开演的恐怖大戏有任何直观认识。她最初期待这是一场可控的小型埃博拉爆发，但事实证明她错了。她同样不希望挚爱的亲人为她担心。她有信心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与此同时，新奥尔良的学校放暑假了。艾隆计划带两个女儿沿东海岸来个夏季巡游，去看看华盛顿特区以及其他城镇和风景名胜。
6月20日，一位英国流行病学家来协助追查疾病如何在人群中蔓延，他注意到丽娜·莫西斯每天穿着夹脚拖鞋在埃博拉病区门口的人堆里跑来跑去。这些人里有埃博拉患者，而且在呕吐。他非常生气，找莫西斯谈她的夹脚拖鞋。“你疯了才会穿这东西！你必须穿橡胶靴！”他说。莫西斯觉得穿了橡胶靴没法跑，但她愿意稍作让步，换一双旧登山靴。埃博拉病区门前的污染区域有几摊积水，蹚过积水的时候，登山靴上的埃博拉病毒粒子也许会被洗掉。
莫西斯住在杜兰客舍的一个房间里，这幢建筑物年久失修，带有游廊和已经枯死的花园，坐落在杭阿路上，这条主干道沿坎布依山脚而建，向北出城而去。经过血钻战争，客舍已经衰败，但还算舒适和干净。客舍由高墙环绕，有一名警卫负责安全。管家名叫杰内巴·坎内，负责做饭和保持屋子整洁。莫西斯的房间有一张罩着蚊帐的床和一个衣橱，天花板上有个电灯泡，落地电扇对着床吹。
莫西斯几乎中断了与丈夫和女儿的联系。她在一封给他们的电子邮件里提到这儿有个东西叫埃博拉，但没有仔细解释那是什么。她无法向他们解释凯内马在发生什么以及她对此的感受。她脖子上有个盒式项链坠，里面是两个年幼女儿的照片。无法描述的日子又过去了一天，她送物资进埃博拉病区，带着装有感染者血液的试管返回高危实验室；深夜时分，丽娜·莫西斯躺在客舍房间的床上，打开脖子上的项链坠，望着两个女儿的面容。以后当她们回忆母亲，会认为她是一个总不在家的失踪老妈，还是一名榜样和英雄？她只知道此刻她不能离开凯内马，无论发生什么。
杜兰客舍，凯内马
6月22日，上午7点
流行病学家逼着丽娜·莫西斯换掉夹脚拖鞋后的第二天，杰内巴·坎内正在杜兰客舍的厨房里做事。她把热水灌进保温杯，冲泡速溶咖啡，把香蕉、芒果和燕麦片摆在客厅的餐桌上。她听见莫西斯的卧室门砰然打开，莫西斯跑进卫生间，然后剧烈呕吐。坎内走到卫生间门口，问莫西斯是不是不舒服。
“我没事。”莫西斯隔着门答道。
过了一会，莫西斯回到卧室里，但很快又跑进卫生间，再次呕吐。她回到床上，管家来到莫西斯的卧室门口，再次问她是不是不舒服。
“我有点生病。”
大约一小时后，纳蒂亚·沃凯埃来到拉沙实验室。她朝危机应对行动中心张望，发现莫西斯不在图书室里。她不禁有点奇怪。丽娜·莫西斯最近发作过一次疟疾，但即便打摆子发烧，还是坚持在危机中心继续工作。丽娜为什么没来上班？纳蒂亚开始打听：有人见过丽娜吗？
没人见过她。
纳蒂亚发短信给丽娜：你在哪儿？
丽娜回短信：感觉不怎么好。丽娜又说，她今天打算待在家里。
纳蒂亚并没有因此而担忧，至少没怎么担忧。肯定是丽娜的疟疾又犯了，她心想。她穿过走廊，来到高危实验室门口，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然后走进高危实验室，开始为当天的埃博拉检验准备血样。纳蒂亚在高危实验室里工作，几个小时转眼过去。她脱掉防护装备，离开实验室，把血样转移到她的集装箱实验室，在PCR仪上继续处理。
纳蒂亚工作的时候，每隔一阵就看一眼手机。她希望能看见丽娜发短信来报告最新病况，但她什么都没收到。午餐时间过了。下午依然没有丽娜的消息。纳蒂亚注意到塞拉利昂工作人员非常在意丽娜的缺席。他们显然在琢磨她是不是病倒了，他们似乎很担心她。
下午慢慢过去。2点59分，纳蒂亚收到了丽娜的短信：我很确定我在发烧。
纳蒂亚认为情况并不严重。事情和丽娜的夹脚拖鞋没关系，和她习惯于不穿戴生物防护装备走进走出埃博拉病区的门厅没关系，纳蒂亚心想。丽娜多半是吃坏了。但是……万一呢？只是以防万一。她似乎应该给丽娜验血。私下里。假如人们发现丽娜……
丽娜向来显得铜头铁臂，刀枪不入。她声称她知道病毒都在哪儿。也许丽娜并不真的知道。采丽娜的血样并化验是绝对有必要的。纳蒂亚不知道该怎么抽血。她必须找个验血技师帮忙，但这个人需要私下里去抽血，而且在事后不多嘴多舌。
纳蒂亚走出高危实验室，找到一位名叫哈桑·卡塔的验血技师。卡塔是丽娜·莫西斯的朋友，他答应去采血样并保守秘密。纳蒂亚和技师偷偷地把一套个人防护装备装上一辆车，他们开车赶到杜兰客舍，进入高墙围住的场地，在客舍旁停车，尽可能接近后门。附近有几幢屋子能毫无阻碍地看见院子里的情况。假如某个邻居看见有人身穿白色太空服走进屋子，肯定会在附近引发恐慌情绪。
纳蒂亚和卡塔打开所有车门，进一步阻隔视线。卡塔站在两扇车门之间，套上特卫强全身防护服，拉好拉链。他穿戴橡胶靴、HEPA呼吸面罩、护目镜和双层手套。他打开采血套件，取出静脉穿刺针和红盖的真空采血管。
纳蒂亚注意到穿刺针在卡塔手里颤抖。他极为紧张。
他们只带了一套个人防护装备，因此纳蒂亚只能站在后门口。她望向客厅，那是个宽敞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餐桌和几把椅子。丽娜的卧室位于客厅右侧，门关着。卡塔走进客舍，敲了敲丽娜的房门，然后开门进去。
他发现房间里充满了阳光，非常热。窗帘全都拉开，落地电扇朝着床呼呼吹风。丽娜躺在床上。她意识清楚，但病得很重。她脸色潮红，汗出如浆，衬衫上到处都是被汗水打湿的痕迹。卡塔忘了带温度计。他隔着手套摸她的额头，估计她体温在103度到104度之间——高得危险。他准备好了压脉带。
杜兰客舍，凯内马
6月22日，下午4点左右
卡塔的手在颤抖，丽娜·莫西斯看了生气。“我能系压脉带。”她对卡塔说。她坐起来，把橡皮筋绕在胳膊上扎紧，然后看着卡塔隔着手套用手指摸她的手臂，寻找静脉血管。他拿掉针头上的盖子。锐利的针头出现在眼前，他的手又开始颤抖。他把针头插进她的手臂，但他的手在抖，因此没扎中血管。他抽出针头，连声道歉。针头带着血，在半空中晃了一会儿。他再次把针头插进去，还是没扎中血管，但害得莫西斯皮下出血，因为他碰破了一条静脉，莫西斯的手臂上隆起一个鼓包。卡塔感到万分抱歉。
最后他总算把一股血液引入了采血管。采血管迅速装满。他从丽娜的手臂上拔出针头，盖上盖子，把采血管放进拉链袋封好。他走出客舍，把拉链袋递给纳蒂亚。她用消毒水喷淋拉链袋，杀死外表面上的微生物。
沃凯埃隔着塑料袋攥紧采血管。她觉得采血管热乎乎的，甚至发烫。丽娜在发高烧。世界卫生组织还没有派医生来。她和丽娜在凯内马与世隔绝，援助离她们非常遥远。她对自己说，没必要担心。保持冷静。去做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