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市，马里兰州
日出前，2014年3月21日
在法国科学家判定非洲西部的血样里的微生物是一种丝状病毒的八小时后，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市，病毒学家丽莎·亨斯利在家中楼上的卧室里蹬固定自行车。清晨时分，天还没亮。这是个冰冷潮湿的早晨。她一边蹬自行车，一边拿起手机浏览电子邮件和回信。上午5点48分，一名同事的邮件吸引了她的注意力：他问她知不知道几内亚出现了一种不明出血热病毒。
她边蹬车边输入：“听说是埃博拉。还不知道更多情况——情报是保密的。”
她结束锻炼，洗澡，穿衣服。春天按理说就快来了，但今天早晨是纯粹的严冬。她穿上紧身衣裤、长裙、毛衣和粗跟乐福鞋。丽莎·亨斯利有一双棕绿色的眼睛，面部线条清晰，棕色直发染成浅色并剪短，蜷曲着沿颧骨垂落。她稍微化了一下妆，决定戴上一副银耳环。
现在该叫儿子起床了。她走进儿子的卧室，抬头望向天花板。詹姆斯睡在写字台上方的高架床上。“亲爱的，该起床了。”
天花板附近一阵翻腾，詹姆斯的脸蛋终于从床沿冒出来，他低头看着母亲，头发比平时更加蓬乱。她猜儿子睡得很晚，多半在网上乱逛或用笔记本电脑玩游戏。
詹姆斯爬下竖梯，开始穿衣服，她走回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她听见：“老妈，背我下楼。”她回到儿子的房间，他跳到她的背上，她背着儿子下楼去厨房。
詹姆斯患有血友病，这种遗传学疾病会导致血液难以正常凝结。血友病患者有个小伤口就会血流不止，头部或身体遭到重击后有可能会出现危险的内出血。詹姆斯的血友病不算严重，很容易治疗，当他还小的时候，亨斯利决定每天抱他上下楼，免得他在楼梯上摔倒，尤其是刚学习走路的时候。现在詹姆斯已经九岁了，他是个活跃、健康、爱运动的孩子。他经常上楼下楼，但她每天早晨都背他下楼，每天晚上背他上楼。这成了家里的某种传统，两人都乐在其中。
她送儿子到学校，然后开车去德特里克堡。凯托克廷山的灰色身影耸立在陆军基地背后。山上的树依然光秃秃的，在雨意盎然的天空衬托下，显得更像紧贴山峰的雾气，而不是树木。她开车经过安检门进入基地，在全国跨部门生物防御园区旁停车。园区靠近德特里克堡中心，由一组建筑物组成，除了其中一座，所有建筑物都是崭新的。
亨斯利经过检查站进入园区，走向一座L形的建筑物，它叫综合研究设施（简称IRF）。IRF历经九年修建后刚刚完工。这个设施是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一部分，研究所则隶属于国立卫生研究院（简称NIH）。IRF的使命是开发医药反制措施，也就是能够击败致命的新发病毒和先进的生物武器的实验性药物与疫苗。丽莎·亨斯利最近被任命为IRF的一名助理主任。她负责设施内的所有科学研究项目。管理IRF对全世界最危险的那些病毒的研究属于她的职责。她刚接手这个工作不久，仅仅两个月前才加入IRF。
IRF大楼一侧有着玻璃幕墙，看上去像个鱼缸，另一侧则是个砖面的庞然巨物，没多少窗户，人们称之为生物防护区。这个区域有数间四级生物防护实验室，科研人员在这里研究地球上最危险的那些病毒。IRF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四级生物安全研究设施，是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掌上明珠。
亨斯利穿过第二个检查站进入IRF，她沿着走廊来到她的办公室。办公室散发着新铺地毯的气味。门上贴着詹姆斯画的色彩缤纷的长颈鹿。她在办公桌前坐下，开始浏览今天要完成的任务。会议。员工组织。研究项目，如何搭班子，如何进行研究。预算。实验室安全。IRF的四级实验室尚未投入使用，密封防护服实验室还在等待联邦验收人员下发安全许可。也就是说IRF依然是个普通设施，还没有变得高危。只有在四级实验室通过安全验收之后，IRF才会成为高危区域。到了那个时候，冷冻的四级病原体才会装在小瓶里送进设施，放入IRF四级实验室内的超低温冷库。实验室随即变成高危区域，而IRF将成为自然界一些最凶猛的生命体的最高级别监狱。
亨斯利看信回信，但脑子里总在想埃博拉病毒。她花了十六年致力于寻找埃博拉病毒所致疾病的治疗手段。没有治疗手段，也没有疫苗。没有药物，没有疗法，什么都没有。埃博拉每次爆发，医生都会被扔回中世纪。想阻止埃博拉爆发，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人关进隔离营地，坐视患者像蚊蝇似的死去，与14世纪的鼠疫屋毫无区别。最优秀的医生面对埃博拉患者，能做的也只是给他们补水，希望他们能自己好起来。
丽莎·亨斯利刚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公共卫生的时候，她开始思考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就是HIV。近期研究成果表明，HIV最常见的类型从一只黑猩猩身上跨物种跳跃到一名人类身上，时间约为1910年前后，地点在喀麦隆东南部，刚果河的一条支流沿岸。HIV从第一名人类宿主开始从人到人扩散，在人类这个物种内扩增，最终传入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类社群。在本书写作之时，HIV感染者共有7 000万左右，其中3 500万人死于艾滋病。根据亨斯利的描述，当时还是大学生的她在一闪念间突然确信，新发病毒将成为她这个时代对人类健康威胁最大的事物。就在这一刻，她立志要成为一名科学家，在它们从生态系统内部浮现出来时阻止它们，免得它们中的一个重创人类。“想象一下，假如咱们能及时截断HIV的爆发曲线，那该有多好。无数生命能够得到拯救。我想对下一个HIV做些什么。”
得到公共卫生学的硕士和分子生物学的博士学位后，1996年，亨斯利在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简称USAMRIID）找到了工作。USAMRIID的主楼是一座巨大的生物防护建筑物，几乎没有窗户，修建于1960年代末，塞满了一个个高危区域。USAMRIID现在是德特里克堡的全国跨部门生物防御园区的一部分，也是园区内最古老的设施。亨斯利开始为USAMRIID工作时，对密封防护服一无所知，也没兴趣进入高危区域工作。她打算研究一种比较温和的病毒，它能引发普通感冒，尤其是在孩童身上。这种感冒病毒也会感染许多种类的野生动物。亨斯利认为某种野生感冒病毒会在地球上的某处从动物跳到人类身上，从而导致一种新发致命感冒的全球性爆发。
普通感冒对丽莎·亨斯利来说或许令人激动，但在USAMRIID的一位上校眼中就不怎么有看头了，她叫南希·杰克斯，是研究埃博拉病毒的专家。亨斯利进入USAMRIID近一年后的一天，杰克斯问亨斯利能不能私下聊几句。“南希把我拉进她的办公室，说：‘现在你要研究埃博拉了。’”亨斯利说。亨斯利觉得杰克斯上校并没有给她选择的余地。
南希·杰克斯和研究埃博拉的其他人员培训亨斯利学习四级规程：如何穿上和脱下加压的生物安全密封防护服，如何穿过气密室，如何用消毒淋浴为防护服外侧消毒。态势感知：明确地知道你的双手每时每刻的位置。极度谨慎地使用针头和锐器。亨斯利喜欢在四级实验室里工作。她对高危实验室内做研究几乎上了瘾，她迷上了埃博拉病毒。你戴着手套，拿着一个烧瓶，里面的悬浮液含有100亿个埃博拉病毒粒子，烧瓶离防护服的透明面罩只有几英寸，这种感觉确实很刺激。你总会忍不住思索，万一这种病毒捞到机会，在人类体内大肆扩增，人类这个物种究竟会发生什么。
大多数医学研究者对身穿密封防护服研究四级病毒毫无兴趣。身穿生物安全的密封防护服工作不但极其消耗体力，而且非常危险。它需要你完全集中注意力，简单操作也需要耗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假如你的密封防护服被扎出一个针眼而你没注意到，几个四级病毒粒子就有可能钻进去，与你亲密接触，你根本不知道发生过什么，直到突然开始呕血。
丽莎·亨斯利研究过有可能阻止和减缓埃博拉侵蚀人体的几乎每一种实验性药物和疫苗。她的研究重心是病毒的一个亚种：扎伊尔埃博拉。扎伊尔埃博拉是人们发现的第一种埃博拉病毒，1975年它在扎伊尔扬布库的扬布库天主教传教区引起疾病爆发。
在本书写作之时，埃博拉共有六个已知亚种。也就是埃博拉六姐妹。按照发现先后排列，这六个亚种分别是：扎伊尔埃博拉、苏丹埃博拉、雷斯顿埃博拉、塔伊森林埃博拉、本迪布焦埃博拉和邦巴里埃博拉。埃博拉的各个亚种拥有自己的遗传密码，与其他亚种均有所不同。扎伊尔埃博拉是六个亚种里最致命的，它是嗜杀的大姐。1976年爆发时，扎伊尔埃博拉杀死了88%的患者，后续几次爆发的致死率约为60%至70%。扎伊尔埃博拉不但是五种埃博拉里最致命的一个，也是所有已知丝状病毒（埃博拉所属的病毒科）里最致命的。扎伊尔埃博拉是病毒之王。
丽莎·亨斯利的研究领域也包括其他新发病毒。她的目标还有Sars病毒和Mers病毒，两者都是致命的生物安全三级微生物，通常在动物群体内传播，但也能袭击人类——事实上，这些病毒就是亨斯利惧怕的动物感冒病毒，能够在人类身上引发致死率极高的类感冒病症。Sars和Mers有传染性，能够快速变异。亨斯利研究四级高危病毒：亨德拉病毒、拉沙病毒、猴痘病毒、维多利亚湖马尔堡丝状病毒和莱文丝状病毒。莱文病毒最初从一位名叫彼得·卡迪奈尔的十岁丹麦男童的血液中分离得出，他死于莱文病毒引发的疾病，病毒有可能是他在奇塔姆洞里感染上的，那是肯尼亚埃尔贡山的一个蝙蝠洞。除了在这个丹麦男孩的血液中，人们没有在其他任何地方找到莱文病毒，他也是我们已知的唯一受到莱文病毒感染的患者。话虽如此，莱文病毒依然有可能从它藏在大自然里的储存宿主身上再次进入人类。亨斯利也研究一种名叫尼帕的四级新发病毒。尼帕是一种由蝙蝠携带的病毒，能导致人格改变和大脑液化。尼帕病毒只具有中度的传染性，但它会进入肺部，专家们有些担心这种病毒的基因会发生改变，把它变成一种能够摧毁大脑、通过空气传播的神经性咳嗽。尼帕病毒没有疫苗或治疗手段。
亨斯利也研究天花病毒。天花，公认人类史上最可怕的疾病，1979年人类宣布已经彻底根除了它。然而，部分国家的秘密军用实验室里还保存着天花病毒。痘病毒（例如天花病毒）属于最容易通过基因工程手段改造的病毒。亨斯利和她的同事做过研究，希望能找到药物保护人类不被通过基因工程改造的超级痘病毒伤害。亨斯利发表过110篇科研论文，其中大多数与新发致命病毒的医药反制措施有关。她最终成为USAMRIID研究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的负责人。尽管她已经拥有了相当的知名度，至少在对抗病毒圈那些头号危险分子这个几乎不为人知的小世界里是这样，但亨斯利对她无论作为一名科学家还是人类一员的重要性都没什么幻觉。生物医药研究由团队完成。这些研究会消耗大量时间，极为昂贵，结果往往令人失望。在坚持、天赋、运气和足量经费的帮助下，一个生物医药研究团体偶尔能揭开自然界和人体的某个小秘密的面纱，从而找到更好的方法治疗一种疾病。
随着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埃博拉病毒依然是丽莎·亨斯利最老和最有诱惑力的敌手。她梦想能找到一种医药武器，斩断这种病毒与全人类越来越深的纠葛。天使用他们的利剑杀死魔鬼。与之相似，研究埃博拉的科学家想找到能战胜埃博拉的天使之剑，斩杀这个恶魔，他们想找到一种药物，刺穿埃博拉半死的心脏，永远地杀死它。然而，目前还没有东西能像天使之剑那样杀死埃博拉。此刻，亨斯利在综合研究设施的办公室里，决定等待官方证实再做打算。她将注意力转向上午应该完成的文书工作，但忍不住就会去想那些在打嗝中死去的病人。
综合研究设施
2014年3月23日，上午9点
法国和德国团体很快就搞清楚了非洲西部这种丝状病毒的确切身份。3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它实际上就是埃博拉：“埃博拉病毒所致疾病（EVD）在几内亚东南部森林地区爆发并快速蔓延。至2014年3月22日，已报告病例共计49起，其中29人死亡（病死率：59%）。”
丽莎·亨斯利来到办公室，处理了几封电子邮件后，她顺着走廊走向IRF主任的办公室，那是一位名叫彼得·B.耶林的病毒学家。耶林是穿密封防护服从事研究的高手，拉沙病毒的专家，也是雷斯顿埃博拉病毒的共同发现者。他满脸皱纹，一头蓬乱的花白头发，完全就是你想象中科学家的模样。他戴金属框眼镜，经常穿灰色夹克衫，打一条不起眼的浅蓝色领带。丽莎·亨斯利在USAMRIID为彼得·耶林工作了十六年，两人很熟悉彼此。
耶林从电脑前转过来。“丽莎，你好。怎么了？”
“所以确实是埃博拉。”她说。
“嗯，对。相当让人吃惊。”
“长官，咱们不该介入吗？”
耶林令人不安地瞪了她一眼。“咱们该怎么介入？”
IRF可以组建一个实地小组，她建议道。一支特遣队。咱们可以派遣这支队伍去非洲西部，她对耶林说，尽量挽救生命。“我愿意亲自去，长官。”她说。言下之意是她愿意带领这个小组。
“我不赞成你现在去非洲西部。”耶林答道。综合研究设施是个实验机构。工作人员都是……呃……泡实验室的那种人。年轻，野心勃勃。擅长使用移液器和小瓶装的液体。就刻板印象而言是一群书呆子，但实际上都是科学天才。然而，派出特遣队去非洲对抗丝状病毒是疾病控制中心的任务，而不是IRF的。另外，IRF正在起步阶段。耶林不希望他的研究主管突然飞去非洲，还要带走几个骨干精英。
耶林显然已经下定决心。亨斯利无法和他争辩，因为从客观上说，他是正确的。再说她还有詹姆斯需要考虑。她是单身母亲，要是她去非洲帮助人们对抗埃博拉，就无法陪在儿子身边了。他的血友病也是个问题。病情不重，但有点难以预测。今天他摔一跤也许什么事都不会有，但明天他在操场上蹭破膝盖就有可能血流不止。詹姆斯似乎乐于用鲜血淋漓的伤口惊吓老师。亨斯利偶尔会接到学校打来的惊恐电话，说詹姆斯割破了自己，需要她来接去就医。她会把儿子接回家，观察他的伤口，有时候它会自己愈合，有时候不会。假如伤口继续出血，她会开车送儿子去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医生会给他用凝血因子，他会立刻被治愈。去约翰·霍普金斯的时机并不频繁，但难以预测。作为母亲，她觉得她有义务陪着儿子。然而另一方面，人们正在死去，全世界了解埃博拉等丝状病毒的人寥寥无几，她就是其中之一。
亨斯利回到办公室，觉得自己有点派不上用场。她上次穿上密封防护服亲自处理四级病毒已经是一年多前了。她的天赋和她在实验室里的成就使得她晋升到了管理岗位。她当然希望能够管理规模更大的研究项目。现在她成天开会，政府发给她的薪水也多得多了。可是，包括埃博拉在内的所有丝状病毒依然没有疫苗和药物。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在人类之中爆发的其他病毒——Sars、Mers、尼帕——也没有对应的疫苗和医药反制措施。她想直接去生态环境的大门口对抗一种新发病毒，就在它跳出病毒圈、刚进入人类群体的时候逮住它。她想帮助人们，尽可能拯救生命。事实上，她怀念她的密封防护服。
消息传来，埃博拉专家们吃了一惊。埃博拉病毒从未在非洲西部的这个区域出现过，而且罪魁祸首还是扎伊尔埃博拉，六种埃博拉病毒中最致命的一种。1976年年末造访扬布库传教区的正是这种埃博拉。病毒在扬布库陡然出现，杀死了一些人，随即消失，而马科纳三角洲远在2 000多英里之外。三十七年后，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在非洲西部神不知鬼不觉地冒出来，在马科纳河沿岸收割人命。病毒之王死而复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