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军于11月20日空降奠边府的消息传到越北中央根据地时，越军总军委正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确定旱季作战实施方案。韦国清、梅嘉生，还有茹夫一与会。会议从19日持续到24日。
“一个绝妙的战机出现了！”鲜明的念头马上从韦国清脑海里跳了出来，梅嘉生也几乎同时得出相同的结论。
“这是一个好消息！”越军副总参谋长黄文泰说道，“它意味着，我们已经成功地把六个营法国伞兵从红河三角洲调动到了越西北，调到了奠边府。接下来，就应该把他们钉在奠边府，并且把更多的法军吸引过去。”
总军委会议改变议程，商讨起奠边府的局势来。
会议对法军作战动机提出了几种推测。一种可能是法军要在西北守住莱州和奠边府，或者只守其中之一。如果是只守一地，那么他们可能选中的是奠边府。另有一种可能是法军虚晃一枪，然后很快地从这两个地方撤走，重演那产的故事。
不管怎么设想，法军空降奠边府都是一个天大的错误，纳瓦尔将一个千载难逢的战机向越军拱手托出。它至少说明，纳瓦尔不是对越军新增添的重炮和高射炮力量毫无所知，就是估量得太低了。三个月前，越军憋足了劲要打那产，那产之敌却突然消失了。眼下，越军手里已经有了榴弹炮和高射炮部队，不是正好可以用来打奠边府吗？
越军应该抓住天赐良机，迅速开向奠边府，实施重大战役。在这一点上，武元甲、黄文泰和韦国清、梅嘉生、茹夫一的意见非常一致。问题仅仅在于，纳瓦尔占领奠边府的意图究竟是什么？除了已经确定开向越西北的两个半师，越军还要不要增添新的力量？增添多少？
刘焕成、周洪波这些警卫员发现，得知法军占领奠边府的消息以后，韦国清、梅嘉生、茹夫一显得相当兴奋，他们在办公室进进出出，而韦国清住所的灯光一直亮到凌晨。韦国清的睡眠变得很不好，为了不惊动他的休息，连军事顾问团工作人员的早操都取消了。
韦国清失眠了。
韦国清在陈毅、粟裕统帅下的三野中有“小诸葛”之称，他的睡眠之差也是很有名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打起仗来，我几天几夜不眠是很平常的，经常是打完一个战役才有一个好觉。”所以，参谋人员在韦国清休息时间内因军情紧急而呼唤他已成习惯，因为在这时他们往往解救了正因无法入睡而苦恼的韦国清。
由于失眠，韦国清早就和安眠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常常数粒数粒地吞食诸如“速可眠”“鲁米那”之类的安眠药，他当年服用的安眠药在20世纪后期都成了医生的慎用药。
由于失眠和肠胃不调，头痛症久久地纠缠着韦国清，两侧太阳穴疼痛起来持续甚久，给他带来巨大的折磨。对于他的头痛，广西、北京的大医院医生纷纷束手，无奈的医生只好给他一个在20世纪早期出现过的“健脑器”，头痛时紧紧地勒在额际减缓痛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夕，上海华东医院的医生将韦国清诊断为“不典型的美尼尔氏综合征”，这才对症施治，使韦国清的身体明显好转。
来到越南的韦国清工作起来不分昼夜。他深知，身为越军总顾问，这与当年亲自率兵上阵有许多不同之处，思考更需周密，处理问题更要讲究方法。战役战术的制定和实施、武器装备的加强和完善固然重要，但是在战役决策过程中，指挥群体间的协调配合，或是分歧、龃龉，也会对战争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决策当前，他不能不慎而又慎。
韦国清的信念非常坚定：越军应该指向西北与法军决战，为此必须取得武元甲的同意。
梅嘉生完全支持韦国清的意见。1953年夏季，他回北京汇报工作之后曾去青岛疗养。这时，梅嘉生正满40岁，英姿勃发，将军风度。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崇尚战场英雄的年代，青岛疗养院的一位年轻女护士被梅嘉生的将军气质深深吸引，对他照料有加，不时向警卫员周洪波打听梅嘉生的情况。终于，周洪波会意，告诉她使君有妇，何况将军之心对夫人始终如一。姑娘听罢，长叹一声，默默垂泪而去。
看着女护士的苗条身影，周洪波也是一番惆怅。寻思之后，他将此情婉告梅嘉生。梅嘉生摇摇头，哑然一笑，然后话题一转，对周洪波说：“马上准备行装，我刚刚得到消息，越南战场上法军有反攻的苗头，我们要马上回越南，准备打一场大仗。”
谢过年轻女护士的照料，梅嘉生提前结束疗养，比韦国清先一步赶回越南，着手准备西北战役。战争使梅嘉生养成了爱读兵书和地图的习惯，如果没有事务安排，晚饭之后稍许活动一会儿，他就会在地图前捧书研读，直到深夜。法军空降奠边府的消息传来，他马上意识到，如果放掉如此战机，作为参谋长将遗憾终生。他对韦国清十分敬重，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和盘托出。让梅嘉生感到高兴的是，他的意见往往和韦国清不谋而合，在奠边府战役问题上也是如此。
韦国清很快接到了北京回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同意越军主力去西北实施大战役的决心。胡志明也同意武元甲向他的报告，他要求总军委拟制更详尽的计划，再由政治局会议最后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