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棋盘街和中轴线上金碧辉煌的古建筑闻名遐迩，享誉世界，堪称亘古未有的奇观。而坐落在中轴线核心位置的故宫（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
紫禁城是明成祖朱棣在元大都遗址上新建的一座新都，分“前朝”和“后廷”两部分。前朝主要由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组成，其中俗称“金銮殿”的太和殿是紫禁城建筑的核心部分，高36米多，共有72根木柱撑擎，其中远根贴有金龙，围在金銮殿四周，顶有蟋龙，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质结构。“后廷”主要由后三宫（交泰殿、乾清宫、坤宁宫）和东西六宫、东西五所组成。乾清门是“前朝”和“后廷”的分界线。周围宫墙长3000米，高10余米，城墙四角都建有一个精巧华丽的没有一颗钉的角楼。从辽东山区走到沈阳的清王朝在沈阳建立了沈阳故宫，打入北京后，清王朝又按照自己的建筑风格对紫禁城进行了扩建和修缮，使紫禁城日臻完美，成为跨越千古的宏伟建筑。据1973年专家调查，故宫共8704间房宇。过去一直传9999.5间，比玉皇天宫1万间少半间，这是九·五之尊之讹传。1925年10月10日李煜瀛书写“故宫博物院”并镶于故宫南大门—午门的外墙上，自此，故宫正式开放。解放后，故宫博物院为了让中外游人更好地参观游览，使游客在欣赏故宫美轮美奂建筑艺术的同时，细细品味珍藏的奇珍异宝，逐步把慈禧住过的宁寿宫改为珍宝馆，把清朝皇室在故宫中祭祖的奉先殿改为陈列清王朝的西洋和自制钟表馆。并将一些宫、所辟为玉器展馆、绘画展馆、瓷器展馆、金银器展馆等。到20世纪70年代，故宫的各种展览趋于完善，收藏的无数奇珍异宝尽收游人眼目，使人对这些稀世之宝看得目不交睫。再现了紫禁城近六百年的沧桑与辉煌。
20世纪70年代，我营某连一直警卫守护着故宫博物院，所以我到故宫游览的机会就比较多。有一次，我看大家都围着玻璃罩内的一张长图争相观赏，我走近一看，原来是《清明上河图》。清王朝的国宝都存在紫禁城、圆明园、颐和园和中南海。但经过1860年英法联军和1900年八国联军的大肆抢掠、焚烧，上至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都荡然无存。唯价值连城的国宝《清明上河图》被末代皇帝溥仪在逃难中带走。它逃过了1860年和1900年的两次掠夺，这真是国之大幸，民之大福。怪不得人们在这张图前驻足不前、流连忘返。它诠释了人们对《清明上河图》的深厚民族情感。
1973年的一天，当我在钟表馆内观看完数量不菲且工艺精湛的机械表、自鸣钟后，使我陷入深深的沉思。清王朝是一个闭关锁国的朝代，但它在购置和研发钟表上却是开放的，引领时代朝流的。在那种残酷竞争的年代，清王朝不去引进关乎民生的科技，不去购置西方的坚船利炮护卫自己的国防，却鼓捣这些丛脞的钟表小玩艺儿，让皇亲贵胄享受挥霍无度的宫廷生活，岂有不败乎，岂有不亡乎。
蜚声中外的故宫博物院，每天游人如织，川流不息。中国的老百姓来京旅游大抵都要看看神圣的金銮殿到底是何模样，外国人包括中国政府邀请来的贵宾来华旅游或访问，也把参观故宫作为游览项目的首选，一睹中国建筑集大成的紫禁城风貌。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他在京唯一的一次外出活动，就是7月10日参观故宫。为了保密，这一天清理了故宫内的所有游客。在空阔无人的三大殿前广场，在建筑面积达2381平方米的太和殿内，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秘密访华的特殊外宾，显得更加神秘莫测，玄妙无穷，就连常在故宫搞警卫的战友们也第一次感到故宫的神圣、威严、庄重、大气和静谧。
1975年1月，泰国举行40年来第一次自由选举，组成了以克立·巴莫为总理的联合内阁。不到半年，克立·巴莫于1975年6月30日访华。访华期间，克立·巴莫同别的国宾一样，也参观了名扬天下的故宫。我参加了克立·巴莫游览故宫的警卫。我见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朱传贤陪同克立·巴莫参观。在这次参观中，克立·巴莫停留时间最长的是保和殿后边的丹陛石。工作人员向克立·巴莫介绍，这块丹陛石是用了两万工匠雕刻而成的，并用一千匹骡子用了28天时间才将其运到故宫的。而且运时还得在滴水成冰的冬天，沿途打井，泼水成冰路，再垫上巨大的圆木，慢慢地循环倒替圆木而行，才得以成功。这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听了工作人员的介绍，望着这块一通到顶雕有栩栩如生巨龙腾飞图案的丹陛石，白发多于黑发的克立·巴莫对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十分佩服，细细观看了这块举世罕见无与伦比的巨石。
参观故宫的外国政要不胜枚举，仅列上述便可窥之概貌。除外国上层领导人参观故宫外，被邀而来的其他外国人也把游览故宫作为北京之行的重要内容而珍惜。当时，周总理按照毛主席的外交方针，依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人格魅力，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并取得巨大成功。在这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对日民间外交。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两国在汉字应用，佛教信仰，建筑工艺、民间习俗、生活习惯都有相同、相通、相似、相近之处。但在近现代史上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一次次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使中日关系长期处于对峙之中，但日本人民和日本有识之士还是赞成中日和睦、中日友好的。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几十年来，周总理在发展对日关系上，另辟蹊径，积极开展对日民间外交。到20世纪70年代，一批批日本友好人士成了周总理的座上宾。如我们经常听到周总理会见西园寺公一、稻山嘉宽、池田大作、竹入义胜、中岛健藏、中曾根、栗原俊夫等日本社会名流和友好人士，并把西园寺公一称为“民间大使”。可以说，那时周总理会见最多的就是日本友人。仅举一例：1971年，日本访华主要团体就有60多个，其中周总理会见的团超过了10个。在这些访华团体中日本的社会党和公明党占据主流。周总理真是为恢复中日邦交竭尽了全力。在周总理民间外交的巨大推动下，促成日本内阁总理田中角荣及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于1972年9月25日访问中国，并在访华期间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日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政府和人民来往更加频繁，特别是日本的民间代表团如雨后春笋似的云集中国。他们中有政界代表团，有文化界代表团，有政党界代表团，有贸易界代表团，有经济界代表团……这些代表团中有不少都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他们都为中日友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被周总理称为两条腿走路的政府间贸易和民间贸易，有效地推动了两国贸易发展，其贸易额从1971年的9亿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66亿美元。这些代表团到京在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后，大都要去故宫参观游览。由于他们的人数较多，所以在参观故宫时，大都安排了随游警卫。
日本各界代表团的频频访华，还带动了日本一些县和一些学校访华团或旅游团的成行。这些团相对于日本各界代表团，规模更大，人数更多。有的学生代表团一来就是几百人，甚至近千人。堪称来华游人之最。这些代表团大都受中国对日友好团体或部门的邀请。他们来访旅游成份居多，而政务活动则少，所以参观故宫是每个团的必选项目。我参加了几次日本学生代表团参观故宫时的警卫活动。他们都是乘坐中方提供的大轿车，一下车排成长长的队，戴着一样的小帽。中方导游前面举着小旗，拿着小喇叭喊着，介绍着故宫每一处不凡的建筑和在这里发生的决定中国过去几百年历史命运的故事。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日本学生都认真聆听着介绍，有时还在本上记着，不时还流露出惊呀的神情。介绍间隙，他们也会叽哩呱啦地互相发表自己的感慨，或争相评说着故宫里的每一处胜景。
上面所叙仅是日本一国人员参观故宫的情况，可想那时世界各国该有多少人到故宫游览。有时置身故宫，望着一队队一群群的外国参观团，看着不同肤色不同长相的人流，听着发音不同的语言，真有一种如同身在异国的感觉。
紫禁城距今已有六百年的历史。在经历了漫长历史的风风雨雨和朝代更迭变迁后，紫禁城依然完好无损。这除了设计者将其设计为中间高四周低并有南北排水干线可防水和有内金水河可防火两大功能使其可避火排涝外，另一大原因就是不同时代特别是新中国不断对故宫的修缮和维护。高38米的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明永乐时建筑，清顺治时重修。这样的大规模整修在明清肯定有不少次。解放后，我国政府不断投资对残破的城墙和毁坏的房屋进行维修。1956年春，我国对故宫西北角的角楼进行了大修。我记得1972年就和战友们参加过故宫西城墙一段塌毁墙面的修缮义务劳动。当时，我看到工人师傅在清理那些裸露在上面但仍粘着的大块坏砖时十分吃力，一问才知，那时修皇宫城墙都是用鸡蛋、米汤和石灰混和砌砖，所以十分结实。大概是1973年，国家还对故宫西南角的角楼进行了拆建。9梁18柱72脊是角楼最复杂的工艺，并且整个角楼全用木榫连结，不用一颗钉子。所以拆时工作人员和专家都十分谨慎，不仅拍照画图，还将所有拆木排序编号。但在重建时还是不能原样连之，可见古时木工技艺之高超。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对长期遭受风雨剥蚀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进行整修和上漆，使外皮脱落的圆柱和已无绯色的门窗又恢复了嫣红的靓丽，再次续写了三大殿昔日的辉煌。自2004年开始，我国又投资20亿元，用19年时间把故宫全部修葺一次。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十分期待的一件幸事。愿故宫这一中华民族久负盛名的皇宫永远成为世界人民游览观赏的绚丽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