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位于东交民巷（尼克松访华前为反帝东路）中段路北，其后墙与公安部相连。办公主楼为一座北朝南的西式小楼，楼前植有高大茂盛的国槐。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法）大院不算太大，但草木葱茏，环境幽雅，使人感到十分的恬适与闲逸。1975年元月之前高法院长为杨秀峰，之后院长为江华。20世纪70年代，我连在警卫高法时经历了两任院长。
负责警卫高法的是我连某排的一个班。该班住在一进高法大门向左拐的起脊式平房里，屋内绿窗阔硕，光照朗朗，室外廊檐盈盈，廊柱丰丰，仅住宿便尽显高法对警卫战士的关爱之情。
高法仅设有一大门哨，平时为一名哨兵和一名带班哨。哨兵的警卫职责是禁止无关人员进入高法大院，防止上访人员拦截院长出入大门时所乘坐车辆，审核高法内部工作人员出入证件。带班哨除督查哨兵履职和协助哨兵处理问题外，夜间还要到院内巡逻，确保高法的安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这个班在高法的哨位上整整站了一个年代，虽班长和战士换了几茬，但尽职尽责在高法哨位上站好每一班岗的优良传统始终没有变，与高法同志们的友好关系一直没有变。这成为安全警卫、和谐警卫的典范。
在高法上哨还有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为全国各地来上访的人员指引上访地点。当时，为方便全国各地上访人员上访，高法在大门外往西不远处辟有一单独信访小院，门外挂有“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室”的牌子。内有专门接待人员，处理全国各种上访案件。但很多人来上访都是先找到最高人民法院，并要求到高法大院内上访，不少人还要求见院长。每遇此情况，哨兵都是按照上级要求，一方面阻止上访人员进入高法大院，另一方面给其指出到信访接待室去上访。多数人经指引便到接待室去了，少数人经哨兵苦口婆心、不厌其烦的劝说，最终也接受了哨兵的指引。多年来，没有发生上访人员围堵冲击高法大门的恶性事件。那个年代，最高人民法院是全国上访的主要渠道，所以高法对信访工作十分重视，多数都结合地方给予了及时处理。但也有一些棘手的老大难案件难以短期内了结，所以这些上访者便在东交民巷通向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一条较隐蔽的短小街道上搭起简易篷舍，安营扎寨，顶着酷暑寒冬，打起了持久战。虽然人数不多，但真实反映了那个小小群体的艰辛。
七十年代，虽然砸烂公检法的极左时期已经过去几年，但无产阶级专政，群众专政的理念和做法依然盛行。所以最高人民法院仍然没有恢复到应有的重要位置。当时，全高法上班工作人员不足40人。警卫班的战士们与他们彼此都很熟悉，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警卫班的战士们不仅住在高法，而且吃在高法。每名战士按部队伙食标准（每日0.55元）交到高法食堂，食堂有两位厨师，负责给高法工作人员和警卫班的同志们做饭。每天中午高法工作人员大都在食堂就餐，而早、晚基本上仅有警卫班的同志们吃饭。一遇吃水饺，两名厨师包不过来，就叫警卫班的同志们去帮忙。好多新战士都是在两位大厨师的言传身教下，熟练地掌握了包饺子的技能。包饺子、吃饺子成了警卫班与高法工作人员进行思想和感情交流的一大平台。高法不仅普通工作人员与警卫班的战士们打成一片，就是院领导也把警卫班的战士们当做自家人看。有一次，一位1971年入伍的河南籍战士肚子突然疼痛不止，正当几名战友将他挽扶出宿舍准备往医院送时，恰遇院长杨秀峰坐着吉姆车上班来到大门口，见此情景，杨院长赶紧下车，叫坐他的车赶紧送到医院。当时部队有规定，不准向警卫机关索取或借用任何东西。同志们急忙婉言说不用。杨院长看透了大家的心思，关切地说：都到什么时候了，人都病成这样了，还讲这讲那，啥也别说了，救人要紧，赶紧坐车往医院走。就这样，大家坐着杨院长的办公用车及时将战友送到医院进行了治疗，使大家十分感动。每遇“五一”、“十一”、春节等重大节日，高法的院长们都要到警卫班看望大家，祝同志们节日愉快。
在天安门广场东侧，最高人民法院还有一处大门朝东外墙为浅黄色的四合院档案楼。这个档案楼离我们的连部很近。每遇“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等重大节日，来部队探亲的家属扎堆儿地涌来，使连队在安排家属住处上压力很大。无奈之中，连领导来到高法求援，高法的领导十分理解部队的难处，当即决定在档案楼腾出些房间供部队急用，解决了我连在安排家属住房上的燃眉之急。1977年初，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我们连部所在的小红楼被拆除后，也是在高法领导的鼎力支持下，我们的连部搬到了高法的档案楼上，充分体现了高法与警卫部队的深厚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