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18日，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一片肃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这里为毛泽东主席隆重举行追悼大会。“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醒目黑底白色大字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天安门城楼前搭建好的约七米高的追悼大会会台上站满了臂戴黑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会台的前方整齐地摆放着一排党和国家主要机关、主要领导人及外国友人送的花圈，天安门东西观礼台上放着29个省市自治区和各部委的花圈，其中也有我们北京卫戍区送的花圈。会台的四周挂满了黑色锻带。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着“继承毛主席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黑色挽幛，一百多万工、农、兵、学、商各界代表垂手默立。在天安门广场和十里长安大街上，没有人走动，没有人说话，人们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
为了确保追悼会安全，我们除在广场上增加了执勤哨外，还特意增加了制高点哨。
约下午两点，一名记者模样的人，拿着照相机来到楼梯口向我打招呼，自我介绍说：我是新华社记者，想在这个楼上拍摄毛主席追悼会的会场全景。我认真审核了他的工作证和追悼大会发的特殊通行证，发现两证在姓名栏都填写着我熟悉的名字伍振超，便热情招呼他到楼上来，并与他攀谈起来。
对伍记者名字的熟悉，还是1974年夏季的事。当时，我在部队搞新闻报道。一天，应《北京日报》之邀，在民族文化宫观看了伍振超同志拍摄的《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摄影展》（当时中国与越南南方的西贡集团刚发生西沙之战不久），并以天安门前警卫战士的名义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观后感，题目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站岗放哨》，主要意思是从一幅反映西沙军民守卫飘扬的五星红旗照片联想到我们在天安门前守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所肩负的历史重任。我将这篇稿子送给《北京日报》文艺部，不久便在《北京日报》上刊登。
在交谈中，提起了他的西沙群岛摄影展，赞誉他的照片拍得真实、细腻、有立体感。他说：为拍那些照片，他在西沙待了很长时间，用的是新华社刚从西德购买的高级相机和进口胶卷，所以效果比较好。这不，今天用的还是这架相机，说话间，便把相机递到我面前。接着，我向他问起了一件事，就是毛主席逝世前，会见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的照片，在各大报刊发出后，我们看了感到心中都很不是滋味。毛主席靠在沙发上，后面的头发都翘起了一层，完全失去了往日神采奕奕的领袖风采。他说：布托与毛主席已是老朋友了，多次访问过中国，每次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次他本来是出访朝鲜，途经北京，非要看望一下毛主席。当时，主席已经病重，但还是支撑着身体会见了这位为促进中巴友谊做出杰出贡献的邻邦朋友。会见中，我们中央外事摄影协作组的同志抓住毛主席颤动的手紧握布托手的瞬间，拍下了那弥足珍贵的镜头，后来想等毛主席身体前倾时，拍一张毛主席直身坐着与布托交谈的照片，但为中国革命操劳一生的毛主席已经没有能力支撑直自己的高大身躯了。整个身子始终后仰在沙发上，头也一直靠在沙发上。所以在拍摄的多张照片中，选了那张不尽人意的照片。当时，有关领导人看后，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发照片，因为发这样的照片有损毛主席的形象，只发报道毛主席会见布托的文字消息；另一种意见认为，文字和照片都要发。毛主席年迈体衰，这是事实，不应回避，应该实事求是地让全国人民知道。再说，以前毛主席会见外宾都发照片，这次如不发，会引起人们的各种猜测。最后，经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确定，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将照片在各报刊上刊发。听了伍记者的介绍，我才深知新闻宣传工作者的用心良苦。布托曾多次访问中国，每次来访，除了与毛主席谈论国事外，都要领教这位伟人的治国方略。而现在，毛主席会见布托的这张照片已经成了永久的定格。布托是毛主席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领导人。自此，年迈体衰的毛泽东主席谢绝会见外宾，不再在外交场合露面。俯视眼前的追悼会场景，悲痛之情油然而生。
随着下午三点时钟的敲响，毛主席追悼大会开始，由500人组成的军乐团奏响了哀乐，之后又响起了高亢而悲壮的国歌和国际歌，哀乐使人们的脸上挂满了悲痛不已的泪水；歌声使人们充满为实现英特纳雄耐尔决心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前进、前进的激情。接着华国锋致悼词。悼词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瑞金、井冈山、长征路、延安、西柏坡和中南海——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战斗历程。致完悼词，一百多万现场群众向敬爱的毛主席遗像默哀三分钟。最后，响起了人们最熟悉的歌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追悼大会通过广播和电视向全国全世界进行现场报道。伍振超记者从不同角度拍摄下追悼大会场景，使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领袖的动人场面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