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新中国大不幸的一年，是亿万人民最悲痛的一年。这一年，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离世。使祖国大厦如同折断三根擎天巨柱，岌岌可危！这一年还发生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撤职、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上台等重大事件。这一年真是多事之秋，而且事事惊天动地，惊心动魄，刻骨铭心。这一年虽有粉碎“四人帮”之喜，但亿万干部群众都是在大悲、大痛、大恸和忧愁的阴影中度过的。
在我七年多的警卫工作岁月中，唯1976年警卫任务最悲壮，而这一年送别三位伟人的警卫任务更是悲痛伤感、刻骨铭心，终生难以忘怀。
1976年元月8日，在凛冽的寒风中传来噩耗，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当时，站在小红楼（连部）会议室的干部战士听完上级领导传达的这一惊人消息，顿时泣声一片，泪如雨下，大家望着窗外的天安门广场，无人说话，无人走动，任凭泪水横溢，哀声纵泄。此时，每位战士心中都明白，周总理再也不能与国宾同乘敞篷车在天安门广场与欢迎群众同欢乐了；再也不能不分昼夜前往人民大会堂处理内政外交事务而在天安门广场四周的路上来回奔波了；我们再也不能为这位共和国首位总理站岗上哨、执勤警卫了。
当日下午，我们便把平时衣袖上的臂佩红色执勤袖章换成了黑色袖章，以寄托对周总理的哀思。当时，我在天安门广场东北角的马克思、恩格斯伟人像下执勤，望着天安门广场哭泣的人群，回顾前几年周总理在天安门广场迎宾时的超凡英姿，不禁潸然泪下。在周总理去世的三天，即元月8日至10日我们没有接到执行有关周总理去世的警卫任务，因那时周总理遗体还在北京医院，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都是在北京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
元月11日下午，我连按照上级安排，抽调部分兵力到天安门前执行周总理遗体到八宝山火化的警卫任务。这天，天气寒冷，但没有冽风。我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东侧的长安街北路沿上。我的战友也与我一样在天安门东观礼台至南池子大街口一线排开，负责周总理灵车通过时的安全，维护现场秩序。
我们布哨时，已有不少群众站在了天安门前和长安街的人行道上。当我们布好哨时，大家便知道这是警戒线，于是警卫人员与站立群众二者出现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配合，我们一不用手势二不用喊话，前面的群众自觉走到我们身后，后面的人们默默来到哨兵后面，自然而然地形成一条直线。上哨前，上级领导就给我们讲，这次任务非常特殊，人们的心情都很沉痛，所以在执勤中，除发现带有破坏性的问题及时果敢地排除外，对一般群众在送别总理时无意中的拥挤、越线等情况要尽量用手势示意，或到跟前小声劝说，不要大声喊话。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我们非但不用喊话，就连手势都不用打，大家都自觉有序地默默排列好，好似有谁在长安街的冥冥穹苍中下了一道默令似的，难以尽数的人流虔诚地默守着这道默令，无人越雷池一步，好像那样就是对总理的大不敬，大家都想在沉默中站成一道笔直的人墙、人堤、人坝，为周总理的英灵守住最后的坚固防线。
望着眼前这自立的又仿佛凝固的人垣，我感慨颇多，仿佛又看到周总理在眼前的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迎送外宾的一幕幕动人场景，他那极具亲和力的英俊面庞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周总理，您生前深受人们爱戴，您生后又有这么多人自发地来为您送别。这是您一生南征北战的卓著功勋所致；这是您一生为祖国和世界的和平事业尽责所致；这是您一生廉洁自律清白为人的品德所致；这是您一生鞠躬尽瘁勤政为民的工作风范所致；这是您一生日理万机废寝忘食的工作风格所致；这是您一生广交朋友使祖国与天下百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外交伟业所致；这是您一生扎根群众之中在人民心中矗立的丰碑所致……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行进，它与往日亦同亦不同。我们身后的群众越聚越多，一层、三层、五层、十层、二十层……人墙在不断加厚、加宽，放眼东西，一眼望不到边，如同一条静止的人河。天气依旧十分寒冷，人们虽穿有厚重的衣帽，但长时间站在寒天里，自然是寒冻难耐，但听不到一人跺脚或搓手声。随着长安街的禁行令下达，整个长安街空无一车，在我目及的范围内，除偶尔有一辆警卫或警察的督导车驶过外，仅有一名戴着白袖的交警站在天安门广场东侧路与长安街交汇处的长安街中心指挥台上。此时的天安门前，宽阔的长安街上，恭候着周总理最后一次经过；而在长安街的人行道上，黑压压的人群如同雕塑一般，除了听到人们的呼吸声，什么也听不到，那种静谧和肃穆，给人一种极大的心灵冲击和震憾。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在辽阔空间下站立无数人却如同无人一样的脱俗氛围，这是亿万中国人民对周总理热爱至极的一种集中反映，这种亘古未有的万众屏息哀观场面唯高风亮节的共产党领导人能在人民中形成，也只有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才能在群众中享有这种凄楚的无声世界。
当人们在严寒中伫立一个多小时后，悲痛万分的群众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开始抽泣，哭声由小渐大，由近及远，很快变成哭的海洋，那哭声惊天地、泣鬼神，撕心裂肺，使在场的每个人无不泪如雨下，泫然流涕。撼天动地的悲啼声在长安街上空徘徊、萦绕，揪人心魄，痛断哀肠。
当大家看到周总理的灵车自东向西缓缓驶来时，人们的哭声宛若开闸的泻水，对周总理的思念之情一下子迸发出来，一个个痛不欲生。当放着哀乐、车头挂着花圈、车身披着黑纱的周总理灵车从大家眼前驶过时，悲痛欲绝的人们睁大自己的泪眼，向亲爱的总理投去深情的哀别目光，用泪水和哭声向他老人家送最后一程。人们在热爱总理的信念支撑下，直到最后，完整的队形始终没有变、没有乱。据有人概算，在周总理遗体火化的这天，自北京医院到八宝山沿途，有近二百万人伫立在寒冷的十里长街两旁，用泪水送别总理。这么多人的默默站立，是多么深邃的哀悼意境啊！这么多人的放声痛哭，是多么悲壮的诀别场景呀！这都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我只能说：这是百万群众代表亿万人民对周总理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和哀思寄托；这是对周总理一生功过评说的最高褒奖。
当日傍晚，在八宝山火化的周总理骨灰由邓颖超双手捧着移往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内安放，以让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和各国使领馆于12日至14日进行三天悼念。在骨灰到达劳动人民文化宫之前，我们便由连队干部带队，到达文化宫门前至文化宫内通往大殿的通道上执勤，主要任务是在外围保护周总理骨灰的安全，维持吊唁人员进出秩序，防止没有吊唁证情绪难以自抑的群众硬闯文化宫大门进入大殿。我的哨位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南大门门口，面东而站，这是参加吊唁人员唯一的必经大门。所以连队领导对我们几个在大门口执勤的哨兵说：门口哨的重点任务就是防止情绪失控的群众为吊唁总理闯门的过激行为，确保吊唁活动正常进行。12日上午吊唁秩序井然。下午，有些不能吊唁的群众悲痛地聚集在天安门东观礼台东侧，我们担心人越聚越多会影响吊唁活动，便以理解的心情，将他们劝说到天安门广场。这天晚上，不少人聚在天安门广场东北角，遥望着已经关闭大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放声大哭，哭声划破夜空，在寒风中飘荡，我站在文化宫门口的哨位上听得清清楚楚，不由得喟然长叹，泪涌双眼。13日，仍有不少群众因无吊唁证滞聚在文化宫大门不远处，其中有不少啼哭者，我们均通过耐心说服，劝其离开。但也有个别无吊唁证的人随持有吊唁证的人到达门口时，突然以失控的嚎啕大哭拼命往大门里冲，我们都迅速将这些人拦下，先进行安慰劝说，然后将其送到文化宫大门外东侧的平房里，由那里的地方同志做细致的劝解工作，使其离开。在拦劝冲闯大门的男同志尚好办，但拦劝那些女同志特别是年轻的女同志，却使我们这些大小伙子十分为难；不动手拦吧，绝对不行，制止不住；动手拦吧，还得又拽又拉，有时没办法还得拦腰抱住，因为此时的闯门者虽是女同志，但大都一时情绪失常，力量超常，所以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将其拦挡在大门外，虽有些尴尬，但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我们连没有女兵。这天在天安门广场哭泣的人更多，尤其是夜晚的哭声使路人无不动情。14日，无吊唁证冲闯文化宫大门的人有增无减，频频发生，而且情绪更糟，力量更大，冲力更猛，这可能是吊唁的最后一天所致，所幸都是个体，没有发生群体冲击。在被拦在大门外的人中，有的哭声嘶哑，声嘶力竭；有的精神恍惚，出现幻象之感；有的躺在地上，悲恸过度而抽搐。看到这些人因未能与自己心目中最敬爱的总理告别而做出上述激动难抑之举，使我们这些与他们深有同感的警卫人员在拉劝他们中也哀情难控，默默流下了热泪。三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当时的情景，至今都酸楚悲痛，十分难过。在大门外的无证人员中，也有一些名人因无吊唁证显得十分的无奈和悲痛。就我在哨位上看到的如当时扮演阿庆嫂的洪雪飞，她来到大门外警戒线后，找到有关负责人自我介绍后，提出想进去吊唁总理，因无证被婉言谢绝。后在原地徘徊了很久带着泪眼离去。还有一位女知青，千里迢迢从边疆赶回，企望能参加周总理的吊唁活动，据她说她已故的祖父也是一位老革命，曾与周总理有深交，并拿出一张她爷爷及其他同志与周总理的合影让有关负责人看，但无证也未能如愿，使她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在三天的吊唁中，共有约四万名干部群众和两千多名外国使、领馆朋友参加了周总理的骨灰告别仪式。大家都胸戴白花，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向周总理告别，不少人边走边哭，有的参加完吊唁，走到大门口还捶胸顿足，悲声大放。在参加吊唁的外国朋友中，有两件事使我深受感动。一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派专人用专机从平壤运来一个全部用鲜花组成的特大花圈，表示对周总理的深切缅怀。花圈由四位身着朝鲜民族素服的漂亮姑娘抬着，她们那庄重的面色，稳健的步履，显示着对中国总理的敬仰与哀思。花圈过大门时，侧斜了一下才进去，这是我见到的外国友人中送来的最大的一个花圈。二是一位日本朋友拿着吊唁证匆匆赶到文化宫时，时间已晚，停止入场。他告诉有关负责人说，再过两个小时他有要事就要飞往东京了，能否通融一下让他进去，但这是规定不能破例。这位日本友人在门口停留了很长时间，连说遗憾，无奈，只好在门口向里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以表示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
我是元月12日下午停止入场时，在上级安排下，随最后一批吊唁人员参加周总理悼念活动的。大家缓缓来到大殿前，只见巍峨、恢弘的大殿第一层翘檐下悬挂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的巨幅黑底白字挽标。大殿门前的台阶上和台阶下摆满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机关及外国领导人和外国使、领馆送的花圈。大家在悲壮的哀乐声中分批进入大殿，向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周总理骨灰三鞠躬。置身在这寒冷且哭声不绝于耳的大殿内，不仅使人倍感悲痛，而且有一种苍凉感。
三天吊唁活动结束后，14日晚上，周总理骨灰盒由终身相亲、相爱、相敬、相伴的夫人邓颖超双手捧送到人民大会堂。
元月15日下午，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约五千人参加了追悼大会。
我未能参加上周总理追悼大会的执勤。但心里一直惦记着近在咫尺的人民大会堂内周总理追悼大会。便不由自主地从连部来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西大门台阶上。在这里聚了不少博物馆工作人员和我的战友，大家都凝眸远望着对面的人民大会堂，深情地向周总理致最后的注目礼。当追悼大会结束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一位老馆长参加完追悼会，从大会堂走到历史博物馆，依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大家问他追悼大会内的情况，他竟抽泣得说不出话来，使在场的人无不与之共悲同泪。仅此便可知追悼大会悲哀场景。我望着周总理即将永远离开的人民大会堂；我望着天安门广场似在哀思的半垂国旗；我望着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层层叠叠的花圈；我望着成千上万冒着严寒在天安门广场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泣哭群众，心中再起波澜，不禁泪水沾襟。我在心里默默祈祷，祝周总理一路走好。
在吊唁执勤中，由于人员紧张，每个哨位仅有二至三个人轮流站。加上天寒地冻、寒风剌骨和一直沉浸在悲哀的氛围中，站到最后一天腿都站肿了，脚都站麻了。但大家都以为周总理站好最后一班岗为荣，无人叫苦，圆满完成了任务。可能是累的原因，就在执行完周总理吊唁任务后的一个多星期，我在历史博物馆学习时，突感胸闷痰堵，咳出的都是血痰，速到师部医院就诊，经检查确诊为肺结核。经过部队医护人员近四个月的精心治疗，彻底治好了我的病，于五月上旬返回连队，开始执勤。使自己在这一年也经历了一次磨难和历练。
1976年的清明节，亿万中国人民在“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悲哀中，痛悼离世不久的周恩来总理。在政治中心天安门广场，则爆发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四五”运动。这一震惊中外的群众运动当时被称之谓“天安门事件”。当时，我正在住院，因是传染病被隔离，所以对天安门广场发生的这场运动并不知情。但我连的部分干部战士按照上级指示，参与了阻止火烧自己住地——小红楼的行动。虽然军民双方在同悼总理的相通思想支配下并未发生正面冲突，但在“天安门事件”中也是一个不小的波折。我根据战友们的回忆，写了一篇题为《“四·五运动”的前前后后》的文章，在这里就不赘言重叙。
清明节前后爆发的“天安门事件”，实际上是人民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继续和延伸，是人民群众在以纪念碑为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渲泄对周总理真诚悼念之情时受到“四人帮”压抑阻难时的一次总爆发。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感情如同火山岩浆，不仅不能捂盖阻挡，而且越捂盖迸发得越猛烈。如果说周总理逝世时人民群众的心情是悲痛，那么“天安门事件”时亿万人民的心情则是悲愤。共产党人的楷模周恩来总理使人民更加怀念，“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天怒人怨。
“天安门事件”刚刚过去一天即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其实，在两个多月前，即1976年2月3日，中共中央便发出《关于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的通知》，并决定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自1975年元月，邓小平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至1976年元月，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做了大量的务实工作。但他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被迫走下政治舞台。
1976年7月6日，又是一个令中国人民悲痛的日子。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共和国第一元帅、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逝世，享年90岁。当时听战友们说，朱德委员长是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时因在有空调房间等待时间太长患感冒发烧住院半个月而去世的。望着我营战友们降下的半旗，我们警卫战士又一次陷入了沉思和悲哀之中。7月9日至10日，首都各界干部群众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为德高望重的朱老总举行吊唁仪式，深切缅怀这位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人民军队红司令。我营抽调精干的官兵为朱委员长吊唁仪式警卫，并为戎马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重大贡献的朱老总致以军人们的深深敬意。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太庙）上方悬挂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永垂不朽！”的黑底白字横幅挽标。吊唁大殿门前的台阶上摆满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党政机关送来的花圈，场面庄严肃穆、悲哀凄楚。参加吊唁的人流排成四队，在悲壮的哀乐声中，缓缓进入大殿正门，有的低声抽泣，有的泪水涟涟，有的满脸哀愁。他们深情地凝视着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朱委员长骨灰盒，在指挥人员的口令下，深深地向这位曾叱咤风云、纵横驰骋、率领千军万马杀敌的元帅三鞠躬，然后分左右两队从东西两个厢门走出。共有一万五千余人参加了朱委员长在文化宫大殿内的骨灰告别仪式。7月11日，朱德同志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五千余人参加了追悼大会，华国锋致悼词。我连部分官兵参加了追悼大会外围警卫任务。
1976年还是一个天灾频发的大灾之年，使国人痛上加痛，哀上加哀，雪上加霜。3月8日下午，在吉林市郊区上空发生陨星爆炸，形成世界罕见的陨石雨。三千多块陨石以辐射状散落在5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其中最大的一块母体陨石重1770公斤，创世界记录。真乃是“天崩”。5月29日，在云南省西部龙陵、潞西一带连续发生7.5级和7.6级两次大地震，真可谓是“地裂”。尤其是7月28日发生在河北唐山、丰南一带的7.8级强地震，使24万多人瞬间殒命，16万人身受重伤。成为震惊中外的国难，全国举哀。
唐山大地震还波及到北京，首都有强烈震感，在北京市邮局大楼楼顶执勤的我连某班战士们在强震中迅速抱成一团都难以站稳，他们望着东南方向那一束束射向天空的蓝色地光，绚烂中给人一种恐惧之感。我们警卫的历史博物馆墙体连接处在震时发生开合之危，使在天井内的人无不惊骇，尖叫着抱作一团。天安门墙体也有破裂之处，事后进行了修缮，完好如初。我当时在小红楼上，有大震之感时，大家在第一时间，迅速撤到楼下。震后，我们搬到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南边的帐篷里。
在短短四个多月时间里，连续发生千年罕见的“天崩地裂”，使接连失去两位执掌国柄的伟人——周恩来、朱德后的芸芸众生更加悲哀苍凉；使“天人合一”思想未泯的中国老百姓更加担心已在病中的毛泽东主席身体能否早日健康，因为有毛主席健在，中国人就会感到天不怕地不怕，就会无所畏惧。
这一年的9月9日中午1时，我们正在地震帐篷内休息，突然，一位副指导员急匆匆赶来，眼含热泪沉痛地向大家宣布：毛主席逝世了。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使在场的战友们惊悸万分、瞠目结舌、一片茫然，继而啼声一片。这位连干部对啼泣中的战士们说：我们在警卫工作中，提了几十年“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誓言，今天，毛主席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搞好毛主席治丧期间的警卫工作，为毛主席站好最后一班岗。无论是抽调去执行毛主席办理丧事期间的警卫工作，还是站原警卫哨，都要提高警惕，不能出任何问题，从现在起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自当日起，我们便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应对突发事件。
毛主席治丧期间，我参加了7天吊唁和追悼大会的全部警卫任务，并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为毛主席守灵》和《毛主席追悼大会见闻》两篇文章，所言内容不再重叙。在这里，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增补一些未写到的见闻和感怀。
毛主席去逝后，守卫天安门前五星红旗的战友们，含着热泪把高高飘扬的国旗降为半旗，低垂的半旗象征着全国举哀，使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沉浸在一片肃穆和悲恸之中。这是我营天安门国旗警卫班的战友们在这一年第三次将国旗降为半旗，这三次降半旗不是为一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而是我们最敬仰的共和国主要开创者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这三位共同出生入死打江山的“老伙计”在短短大半年里相继去世，真使人难以接受。站在半旗下的警卫战士，忍受着巨大的悲痛。每每看到聚在半旗周围成千上万仰旗啼哭群众，护旗战士的心如同被撕碎了一样疼痛。但他们不能失态，泪水更多的只能在心中流淌，失控时最大的表露就是默默流泪，但身姿依然笔直。
9月11日至17日，连续7天在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遗容。我参加了7天瞻仰毛主席遗容的大会堂外围警卫。7天里共有30万人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瞻仰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遗容，其中13日各国驻华使节、国际友人同首都群众一起瞻仰毛主席遗容。民主柬埔寨政府副总理英·萨利含着眼泪在毛主席身边默哀，他悲痛地向为毛主席守灵的纪登奎和汪东兴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柬埔寨人民的最可靠朋友。我有幸四次在当日瞻仰遗容结束时在上级安排下随瞻仰队伍进入大会堂吊唁大厅瞻仰毛主席遗容。当胸戴小白花、左臂佩带黑臂章的人流走上大会堂北门台阶时，人们都控制不住自己对领袖的真诚感情，悲声四起，泪水纷飞。进入瞻仰大厅，当人们真的看到安详地睡在灵台上的毛泽东，当人们真的看到仰卧在鲜花丛中的毛泽东，当人们真的看到胸部以下覆盖着鲜红党旗的毛泽东，当人们真的看到毛主席慈祥的脸庞和宽阔的眉宇，都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无不放声大哭。是他老人家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是他老人家领导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他在亿万中国人心中享有与日月同辉的崇高威望。望着眼前再也不能领导全国人民创建伟业的毛主席，有的捶胸顿足，有的弯腰鞠躬，有的攥紧拳头……人们对毛主席那深厚的朴实感情此时真难以用语言表述。我和我的战友每看到一次毛主席遗容，心灵就受到一次强烈震悼，泪水不由自主夺眶而出。
9月18日下午，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下面搭建的追悼会主席台上，站着哀容凝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领导人的身后摆满了鲜花、翠柏和花圈。悲伤的哀乐在天安门广场徘徊、萦回，弥漫向广袤的天际，使臂戴黑袖章胸佩白花的百万群众悲痛不已，为毛主席的离去而默默地抽泣。
此时，我带着一位战士在制高点上为毛主席追悼大会站哨，俯瞰天安门广场百万默默伫立的干部群众，望着天安门城楼上“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巨幅挽标和毛主席巨幅遗像，看着天安门追悼大会主席台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禁哀思潮涌，百感交集，如此悲伤恢弘的百万人俯首低泣场面，如同千山万岳低头哀泣，仿佛千江万河静静淌泪。下午3时整，当王洪文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全场肃立，百万人默哀三分钟；当华国锋致完悼词，百万群众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当500人军乐团奏起《东方红》乐曲，这一幕幕无比悲壮的场景，无不一次次催人泪下。
1976年，中国人民在经过近9个月的大悲大恸之后，终于迎来了大快人心的日子。10月6日晚，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怀仁堂，江青在住处被“隔离审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党和人民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特殊战役中，卫戍区按照叶剑英的命令，对所警卫的中央新闻单位及党和国家要害部门快速进行荷枪实弹昼夜守护。我连没有参加有关行动，但按照上级指示，紧急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子弹发到战士手中以备作战急用。
10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0月24日，首都一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高举毛主席、华国锋画像和各种庆祝胜利的标语，手舞红旗，高呼口号，纵情狂欢。时隔近十个月，天安门广场又一次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人们的脸上终于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结束了那令人心碎的灰暗日子。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与首都人民共同欢庆“十月”的胜利。我连不少干部战士参加了这次庆祝大会的警卫，就是在家的同志们也能看到那热烈欢庆的盛大场面。
在这一年的来访国宾中，其他人都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参加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索马雷、马达加斯加总统拉齐拉卡、贝宁总统克雷库、博茨瓦纳总统卡马、中非共和国总统博卡萨、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总理凯山·丰威汉、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的来访警卫任务。这后两位总理都是当年5月来华访问的，他们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其中阿里·布托是毛主席会见的最后一位国宾。自此，因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毛泽东降下了自己迎宾的帷幕。毛泽东、周恩来在他们的晚年，给中国外交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1976年我们警卫战士是在戴着白花、佩着黑纱、听着哀乐、看着半旗、流着眼泪送别三位伟人中度过的，悲痛、悲愤、悲壮是我们警卫战士在这一年的真实心灵写照。这一年的警卫工作实在不轻松。风云激荡、不堪回首的1976年使人久久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