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中后期，社会生活秩序有了一定的恢复，特别是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各方面工作都向正常轨道有了较大的转变和改进，其间虽有“四人帮”的不断干扰和捣乱，但人民总算生活在相对平静的理想主义的精神生活时代。
人是要有精神和理想的，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显明标志。在那个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年代，人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无私奉献着。虽然物资贫乏，但人们似乎习惯了这种生活，并不刻意去追求西方的所谓富有，最注重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党和国家的政治声誉及伟大前景。这些刻有鲜明时代烙印的精神生活放到今日似乎有些难以理解，不可思议，但它却是真实的。
我看到一位作者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他们那一代人是靠精神生活着，看着他们生活得很苦，但他们很充实。我们这代人是靠物质生活着，看起来很富有很潇洒，其实很空虚。美好的生活应是精神与物质都富有的社会。我觉得这话颇有哲理。
信仰是精神支柱的核心。部队是革命的大熔炉，北京卫戍区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特种部队。为使干部战士都树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真诚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崇高信仰，部队常年把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当做政治学习的第一要务常抓不懈。连队还经常开展读书心得交流和读书笔记评比检查，有效地促进了大家读马、恩、列、斯、毛原著的深入开展。那时的学习还真不能走形式，真的是在认真学，深刻领会，并在学习中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改进不足和缺点。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学习虽带有机械性和一定的命令色彩，但对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统一部队意志和纪律，提高部队战斗力都有巨大的凝聚作用。如在大的方面，全卫戍区担负着那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警卫，那么多党和国家机关的警卫，那么多重要外宾的迎来送往警卫，那么多使、领馆的警卫，多年来都没有发生大的问题，这与全体警卫战士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搞好警卫工作密不可分。从小的方面说，我连的战友们积极争着上哨，困难工作抢着干，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在班务会上面对面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怕苦和累，搞好军事训练，听从部队安排，在部队一干就是八年义务兵，而每月的津贴仅有几元、十几元，最后仍是回乡务农而无悔无怨。这一切都是那个时代战士们工作学习的真实写照。这些都与那个理想年代所树立的马列主义世界观和坚定的革命信仰紧紧相连的，是信仰、信念指导行动使然。可以不夸张地说，那个年代我们最富有的就是精神。
那个年代物资是短缺的，就连部队的服装也与那个不富裕的年代相吻合。我刚到部队时，发的军服都是棉的，这在都愿返璞归真的现时期人看来，棉军服是很不错的，但那时我国做军服没有别的衣料，唯有纯棉的。棉军服穿在身上的优点是舒适，不足之处是爱打褶皱，加之春、夏、秋穿尖口布鞋，冬穿虎头棉鞋，这样的服装站在天安门广场执勤是显得有点土里土气，与壮丽的广场、恢宏的建筑不太和谐。但那时没有一人感到棉军服土，都认为棉质军服佩戴上一颗红五星和两颗红领章，是革命军服的象征，是官兵平等的象征，有利于官兵团结，也有利于作战。我在大街上见过不少国家的军人或大使馆武官穿戴的军衔制军服，就连与我国一直友好的朝鲜人民军军官穿的军衔制军服我也在北京饭店见过。戴着大檐帽、扛着肩章的军服虽给人以英武之感，但在政治化、革命化的中国还是不适合，不如中国军服简明利落。这也是那个时代政治与精神高于一切的思想反映。1971年下半年，也是我入伍第一年下半年，全军逐步将单衣、罩衣和大衣用料改为涤棉混纺织物，也就是常说的“的确良”军服。“的确良”军服制出后首先在北京卫戍区部队试穿，效果很好，这种军服不但平展，不起褶皱，而且耐磨，大大提高了军服的质量。有一次，与我同年入伍的一位姓付的战友正在北京饭店执勤，当时正在北京饭店办公的军委常委、大将粟裕走到小付面前，撩起他的衣角，捻了又捻说：这就是“的确良”啊。从老将军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语也可看出1971年的我军换装也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但无论是穿棉军服还是穿的确良军服，我们都精神抖擞地站在哨位上。土军服也要站出军威，站出国威。
大力开展反腐防腐教育是北京卫戍区各部队常年开展的一项政治教育。警卫部队地处闹市，战士们又都处于青春期，警卫工作中又都与地方同志接触，特别是在一些公园和街道等公共场所执勤，常会看到周围一些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尤其是到夏季，有些视哨兵为保护神的恋人就在哨位旁边做着各种亲昵的动作。战士们经常耳濡目染这些恋爱情景，必然会在心中引起这样或那样的思想波动。为防患于未然，部队经常开展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活动，教育干部战士树立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提倡不在外面吃饭，不在外面买袜子穿，坚决贯彻执行战士不准在当地谈恋爱的规定，保持了警卫部队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常年在中山公园某哨位执勤的我营某连某班也因是拒腐蚀永不沾的楷模而受到嘉奖。
大唱革命歌曲是最能提高部队士气的一种最有效最有共鸣和合力的政治工作。遇有全营活动的场合，连与连开展拉歌对唱；遇有全连活动的场合，排与排开展拉歌对唱。就连吃饭前、出操、行军都要大唱革命歌曲。一首首词意感人旋律雄壮高亢的革命歌曲充溢着战士们的耳鼓，虽然单调，但却使军人士气高昂，意气风发。唱响那个理想时代的革命歌曲，陪伴我们走过了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部队是理想加激情的工作与生活，各行各业也亦然。仅举一个小例便可诠释那时的普通百姓也是把政治、理想、精神放在第一位地进行工作与生活。1973年上级传达文件时听到一个至今难以忘却的涉外小故事。一天，一位穿着破旧且有油腻工作服的工人师傅下班回家，走到半路，遇到一位不怀好意的西方记者尾追着要拍摄他这“穷困”工人的形象。他灵机一动，走进一家水产店，向卖鱼的售货员说：我今天没来得急换工作服，一个外国记者要拍我的照，给我国制造负面影响，你赶紧给我两条鱼，打消他的拍摄念头。售货员一听是有关国家形象的大事，立即挑了两条大鱼串在一起给了他。这位工人提着两条大鱼乐呵呵地从水产店走出来，外国记者一看这位工人虽穿得破旧但手中提着两条大鱼，如果拍张照也不能说明中国人穷呀，只好怏怏作罢。见这位记者走了，这位工人返回把鱼还给了售货员。这位工人与售货员珠联璧合的演绎，一时在北京被传为佳话。它深刻反映了那时的中国人处处维护祖国荣誉，不让任何人玷污伟大祖国的爱国主义情怀。
那个年代，为使人们的唯物史观纯之又纯，树立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信仰牢之又牢，确立的共产主义理想坚之又坚，各种思想教育都是经官方审定的教育，所以单调且枯燥。尤其在文艺生活方面，“八大样板戏”一统天下，虽说这几部戏唱词精致唱腔优美，但如同让人吃饭只吃一种食物一样再好吃也会味同嚼蜡。为了改变我国单调乏味的文化生活，七十年代前期，经审查，我国先后从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前苏联和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翻译进口了一批外国电影，这些电影的内容大都是反映本国阶级斗争、打击外国侵略者、团结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等。前苏联的《列宁在十月》、《攻克柏林》，朝鲜的《卖花姑娘》，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和南斯拉夫的《桥》等外国电影都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外域印象，也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各国人民打击法西斯侵略者的英勇事迹。那几年看的最多的外国影片是朝鲜电影，在战火中熏制出来的朝鲜电影以浓郁的硝烟味、不加掩饰的真情刻画与写实主义风格独树一帜，它所营造的朴实真挚、毫不造作的情感世界以及突出强化的爱国主义理念暨励志主题不仅影响与熏陶了几代朝鲜人，也使中国观念深受教育与鼓舞。
“满园春色关不住”。七十年代中期，我国文艺工作者顶着极左思潮的干扰，精心拍摄了《创业》、《闪闪的红星》、《难忘的战斗》、《长征组歌》、《战洪图》、《侦察兵》等一大批国产优秀故事片，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我记得在国防部礼堂看《闪闪的红星》时，诺大的礼堂，座无虚席，不少人还在通道上站着。看电影时人们那注目的眼神，如饥似渴的表情，仿佛要把电影中的每一幅蒙太奇刻印在脑海中，看到潘冬子妈妈被胡汉三放火烧死的惨烈镜头时，不少人被电影中的故事情节深深感染，禁不住流下了同情的泪水。这些优秀影片使观众对千千万万死难烈士无不产生强烈的敬仰与怀念之情，先辈的艰苦创业精神也无不深深打动着观众的心，并产生强烈的共鸣，潜移默化地激励后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艰苦奋斗搞好本职工作。
1975年7月，毛泽东针对“四人帮”阻挠电影《创业》发行放映，在批语中写到：“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并调整了文艺政策。自此，一些禁演的影片恢复上演。记得我在历史博物馆礼堂观看了《天山上的红花》、《武训传》、《洪湖赤卫队》、《清宫秘史》、《山本五十六》、《中途岛》、《啊！海军》、《一双红舞鞋》、《冰山上的来客》等一大批被禁演的中外电影。这些长期被禁演的电影恢复上演，使人们视野大开，并从电影中吸取了不同精神营养。我记得就在1975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还搞了一次伊朗油画展。在油画展入口处，赫然摆着一幅硕大的少女裸体侧卧画，这与几年前正常的山水鸟兽画都被视为“黑画”，并大搞所谓“黑画展”形成了显明的对照。如不是我国的文艺政策调整，虽是外国油画展，但有裸体女人的画展是断不能在中国举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