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安妮·霍姆斯（Elizabeth Anne Holmes）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成为一名成功的创业家。
7岁的时候，她开始设计一个时间机器，在笔记本上画满了详细的工程图样。
9岁还是10岁的时候，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她的亲戚问了她每个男生和女生早晚都会被问到的问题：“长大以后，你想做什么？”
伊丽莎白毫不迟疑地回答：“我要做一个亿万富翁。”
“为什么不做总统呢？”这位亲戚问道。
“不，总统将会娶我，因为我会拥有10亿美元。”
这些并不是一个孩子随便说说的话。根据一位见证了这一场景的家族成员所说，伊丽莎白是极其严肃、斩钉截铁地说出这些话的。
伊丽莎白的雄心得到了父母的鼓励。克里斯蒂安·霍姆斯（Christian Holmes）和诺尔·霍姆斯（Noel Holems）对他们的女儿有很高的期望，这根源于卓越的家族历史。
在父亲这一边，她的传承来自一位匈牙利移民查尔斯·路易斯·弗莱施曼（Charles Louis Fleischmann），他创建了一桩兴旺发达的生意——弗莱施曼酵母公司（Fleischmann Yeast Company）。公司的非凡成就让弗莱施曼家族在进入20世纪之际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查尔斯的女儿贝蒂·弗莱施曼（Bettie Fleischmann）嫁给了父亲的丹麦裔医生，克里斯蒂安·霍姆斯（Christian Holmes）。他是伊丽莎白的高曾祖父。在妻子富有家族的政治和商业关系的帮助下，霍姆斯医生创建了辛辛那提总医院和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所以当然有可能伊丽莎白不仅遗传了创业基因，也遗传了医学基因，对于云集在斯坦福大学附近沙丘道（Sand Hill Road）上的风险投资家而言，这确实变成了事实。
诺尔，伊丽莎白的母亲，拥有她自己足堪自豪的家族背景。她的父亲是一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20世纪70年代初期，作为五角大楼的一名高阶官员，他策划并执行了从征兵制军队到完全志愿服役制军队的转型。达奥斯特家族（Daousts）的先祖可以一直追溯到拿破仑的最高战地将领之一，达沃特元帅（maréchal Davout）。
但还是伊丽莎白父亲一方家族的成就引爆和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克里斯·霍姆斯可以确保的是，不仅告知他的女儿家族先辈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告诉她家族后辈们的失败。他的父亲和祖父都过着铺张但错误不断的生活，婚姻混乱，跟酗酒做斗争。克里斯谴责他们挥霍家族财富。
多年以后，伊丽莎白在一次访谈中将会这样告诉《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伴随着我成长的，有那些关于伟大的故事，也有另外一些故事，故事中的人们不想把自己的生命用在明确的目标上，于是还有当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后所发生的故事——对性格和生活质量产生的影响。”
伊丽莎白在华盛顿度过童年生涯，她的父亲在那里任职于政府机构，担任过从美国国务院到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一系列职务。她的母亲在国会山担任助理，因为要抚养伊丽莎白和其弟弟克里斯蒂安（Christian），才中断了职业生涯。
夏天的时候，诺尔会带着孩子们去佛罗里达的波卡莱顿（Boca Raton），伊丽莎白的姨妈伊丽莎白·迪亚兹（Elizabeth Dietz）和姨父罗恩·迪亚兹（Ron Dietz）在那里拥有一套公寓，可以看到大西洋近岸内航道（the Intracoastal Waterway）的漂亮景色。他们的儿子大卫（David）比伊丽莎白小3岁半，比克里斯蒂安小1岁半。
这些表亲们睡在公寓地板的泡沫床垫上，早晨的时候冲到海滩上去游泳，下午则玩大富翁游戏来消磨时光。大多数时候都是伊丽莎白领先，这时她会坚持玩到最后残酷的结局，尽可能地堆积房子和旅馆，让大卫和克里斯蒂安破产。当偶然失利之时，她会怒不可遏，并且不止一次直接穿过公寓前门的帘子跑掉。那是她强烈好胜倾向的早期闪现。
高中时代，伊丽莎白并不属于受欢迎的人。那个时候，她父亲接受了天纳克集团公司（the conglomerate Tenneco）的一份工作，把家搬到了休斯敦。霍姆斯家的孩子进入休斯敦最具声望的私立学校圣约翰（St．John\'s）。伊丽莎白拥有蓝色的大眼睛，但身材过于瘦长，她漂染了头发，试图融入，同时也在与饮食紊乱做斗争。
高中第二年，她投身于功课之中，常常学习到深夜，从而成为一名全A优等生。这是她终身模式的起点：努力工作，少睡觉。尽管在学业上精益求精，但她也成功地在社交上有所斩获，与休斯敦一位有声望的整形外科医生的儿子约会。他们一起去了纽约，在时代广场迎接新千年的到来。
大学即将来临，伊丽莎白将目光投向斯坦福大学。对于一名梦想成为创业家，对科学和计算机兴趣浓厚的优等生，斯坦福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这所由铁路大亨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在19世纪末创建的小小农学院已经与硅谷有难解难分的关联。此时互联网热潮方兴未艾，其中有一些最闪亮的巨星——例如雅虎——是在斯坦福的校园里创建的。在伊丽莎白高三那年，两位斯坦福的博士生正以另一家小小的创业公司开始吸引关注，它的名字叫谷歌。
伊丽莎白已经对斯坦福非常了解。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她家在离斯坦福校园几英里远的加州伍德赛德（Woodside）住了好多年。在那儿，伊丽莎白与隔壁的一个女孩成了朋友，她的名字叫杰西·德雷珀（Jesse Draper）。杰西的父亲是蒂姆·德雷珀（Tim Draper），第三代风险投资家，他即将成为硅谷最为成功的创业企业投资人之一。
伊丽莎白与斯坦福还有另一重联系：中文。她的父亲因为工作原因，去过中国很多次，他认定自己的孩子应当学会中文普通话，于是他和诺尔安排了一名家教，每周六上午到他们休斯敦的家里上课。高中上到一半的时候，伊丽莎白以其语言能力成功地参加了斯坦福的暑期普通话培训项目。该项目原本只面向大学生，但她流畅的普通话给项目主管留下了深刻印象，足以例外开恩。前五个星期的课程在斯坦福大学位于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校园里上，剩下四个星期则在北京接受训练。
2002年春天，伊丽莎白被斯坦福大学接纳，并获得总统奖学金，该荣誉授予最好的学生，她得到3000美元，可以用来追逐自己所选择的任何知识领域。
她的父亲给她灌输了应当过一种有目标的生活的理念。在为公众服务的职业生涯中，克里斯·霍姆斯曾负责过人道主义行动，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马里尔船民抢运（Mariel boatlift）事件——让超过10万名古巴人和海地人移民到美国。家里到处都是他在饱受战乱困扰的国家提供灾难救济的照片。伊丽莎白从中接收的信息便是，如果想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留下自己的印记，仅仅变得富有不够，还要取得能够促进更重大的“良善”的成就。生物科技拥有两者兼得的前景。她选择学习化学工程，这个领域提供了通向生物科技行业的自然途径。
斯坦福大学化学工程系的门面是钱宁·罗伯特森。魅力十足、英俊而风趣的罗伯特森从20世纪70年代就在斯坦福任教，他拥有一种罕见的善于和学生沟通的能力。他也是工程学教职员中最时尚的人，顶着一头灰色的金发，穿着皮夹克出现在教室中，让他显得比59岁的实际年龄年轻10岁。
伊丽莎白参加了罗伯特森的化学工程导论课，以及他讲授的关于受控药物输送设备的研讨班。她还说服罗伯特森，让她在他的实验室里帮忙。他同意了，把她交给一位博士研究生，此人正在研究一个项目，寻找可添加在洗衣粉中的最好的酶。
除了在实验室里耗费大量的时间，伊丽莎白还过着积极的社交生活。她参加各种校园社团，跟一个叫作JT．巴特森（JT Batson）的二年级学生约会。巴特森来自佐治亚州的一个小镇，被伊丽莎白的光鲜和老于世故深深地迷住了，但他也发现了伊丽莎白的谨慎防备。“她并不是什么都跟你分享，”他回忆说，“她处世小心谨慎。”
新生学期的那个寒假，伊丽莎白回到休斯敦，与父母以及从印第安纳波利斯飞回来的迪亚兹一家欢度假期。大学生活才过了几个月时间，她已经萌生辍学的念头。在圣诞晚宴上，她的父亲将一架纸折的飞机飞到她坐的餐桌那头，机翼上写的字母是“Ph．D”（博士学位）。
在场的一位家庭成员回忆说，伊丽莎白的反应相当直率：“不，爸爸，我不想获得博士学位。我想赚钱。”
那年春天的某一天，她出现在巴特森宿舍的门口，告诉他，不能再跟他约会了，因为她要创立一家公司，必须将所有的时间奉献给公司。从未被人甩过的巴特森目瞪口呆，但他始终记得那种刺痛的感觉，以及伊丽莎白为抛弃他给出的奇特理由。
直到接下来的那个秋天，伊丽莎白才真正从斯坦福辍学，那是在她从新加坡基因组研究院（Genome Institute of Singapore）的暑期实习归来之后。2003年上半年，亚洲有一种此前未知的病毒肆虐，即所谓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或称非典型性肺炎（SARS）。伊丽莎白整个夏天都在检测病患样本，那是通过旧式的低等科技方式如注射器或鼻腔拭子获得的。这一经历令她相信，必须找到更好的方式。
她回到休斯敦的家，在自己的电脑前面连续坐了五天，晚上只睡一两个小时，吃母亲给她的餐盘里的食物。依照她从实习期间和在罗伯特森的课堂上学到的新技术，她写出了一项专利申请：一种手臂绑布，可以同时诊断医疗状态并且给出治疗。
伊丽莎白的母亲驱车带她从德克萨斯去加州，开始第二学年，她在车上睡着了。一回到校园，她就向罗伯特森和沙奈克·罗伊——她在罗伯特森的实验室所协助的那位博士生——展示了她提出的专利。
多年以后，在法庭作证时，罗伯特森回忆起被她的创造性所触动的场景：“她拥有某种能力，拿来科学、工程学、科技的各种碎片，将它们综合在一起，所用的方式是我以前从未想到过的。”他也被伊丽莎白坚持自己想法的积极性和决心所打动。“此前我教过的数千学生中，从未有人像她那样，”他说，“我鼓励她走出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沙奈克更多持怀疑态度。成长于芝加哥印度移民家庭的他，与硅谷的光怪陆离相去甚远，他觉得自己非常务实，接地气。伊丽莎白的概念对他而言，似乎有点遥不可及。但他被罗伯特森的热情冲昏了头脑，被建立一家创业企业的想法迷住了。
伊丽莎白起草建立公司的书面材料的时候，沙奈克完成了获得学位所需的最后一个学期的工作。2004年5月，他加入这个创业公司，成为第一个雇员，并获得了一小部分股权。而罗伯特森则以顾问身份加入了公司的董事会。
一开始，伊丽莎白和沙奈克在伯林盖姆（Burlingame）的一个小办公室窝了几个月，直到他们找到更大的地方。新的地方毫不起眼。尽管严格来说地址属于门罗帕克（Menlo Park），但它实际上位于东帕洛阿尔托（East Palo Alto）边缘的一个荒芜的工业区内，这里时不时还可以听到枪声。一天早晨，伊丽莎白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头发上带有玻璃碎片。有人向她的车开枪，打碎了驾驶员一侧的窗户玻璃，子弹离她的头差之毫厘。
伊丽莎白将公司命名为“实时治疗”（Real-Time Cures），但在初期给雇员的工资支票上被错误地印成了“实时诅咒”（Real-Time Curses）。随后她将公司名字改为希拉洛斯（Theranos），是由治疗（therapy）和诊断（diagnosis）两个词拼合而成。
为了筹集所需资金，她动用了自己的家族关系。她说服了少年时代的朋友、从前的邻居杰西·德雷珀的父亲蒂姆·德雷珀投资100万美元。德雷珀家族的声名极具分量，帮助伊丽莎白获得了一些信誉：蒂姆的祖父在20世纪50年代末建立了硅谷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蒂姆自己的公司DFJ因为从对公司的早期投资中获利丰盛而闻名，例如投资基于网络的电子邮件公司Hotmail等。
另一个使她获得大额投资的家族关系，是他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已经退休的公司重组专家维克多·帕尔梅耶里（Victor Palmieri）。两人相识于20世纪70年代，克里斯·霍姆斯当时在卡特政府的国务院任职，而帕尔梅耶里则担任其难民事务全权大使。
伊丽莎白打动德雷珀和帕尔梅耶里之处，在于她生气勃勃的精力，以及在诊疗领域中运用纳米科技和微型工艺原理的视野。在一份用来招募投资者的二十六页的文件中，她描述了一种可以运用微型针将血液透过皮肤无痛吸出的粘片。这份文件将其称为诊疗贴片（TheraPatch），其中包含一个微型芯片感应系统，可以分析血液，并且做出“过程控制决策”，决定一粒药片中有多少剂量需要输送进去。贴片也会以无线方式把其读数传递给病人的医生。这份文档包括该贴片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彩色图表。
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这种花言巧语。2004年7月的一个早晨，伊丽莎白与一家专注于医药科技投资的风险资本公司迈德文奇（MedVenture Associates）会谈。会议桌对面坐着该公司的五位合伙人，她语速很快，以宏大的词汇谈论她的技术将给人类带来的重大变化。但是，迈德文奇的合伙人要求她更详细介绍自己的微型芯片系统，还有，它与一家名为亚贝克希斯（Abaxis）的公司已经开发并商业化的产品有何区别，此时伊丽莎白明显慌张失措，会议气氛顿时变得紧张。由于未能回答合伙人深入探究的技术问题，她在大约一小时后起身，愤愤离去。
迈德文奇并不是唯一一家拒绝这位19岁大学辍学生的风险资本公司。但那并没有阻止伊丽莎白，到2004年末的时候，她从一堆投资者那里总共筹集了600万美元。除了德雷珀和帕尔梅耶里，她还从一位上了年纪的风险投资人约翰·布莱恩（John Bryan）、房地产和私人股权投资者斯蒂芬·L．芬贝格（Stephen L．Feinberg）那里获得了投资，后者也是休斯敦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董事会成员。她也说服了一位叫迈克尔·张（Michael Chang）的斯坦福同学投资，此人的家族控制着中国台湾地区数十亿美元规模的高科技设备经销生意。霍姆斯家族的多位远房成员，包括诺尔·霍姆斯的妹妹伊丽莎白·迪亚兹，也都有凑份。
随着金钱的流入，对于沙奈克而言，一个小小的薄片就能做伊丽莎白想要的所有事情，显然几近于科幻小说。理论上也许是可能的，就像载人火星飞行理论上存在可能一样。但细节决定成败。为了让贴片的想法变得更具可行性，他们减少了其功能，只留下诊断部分，但即使这样也面临着难以置信的挑战。
最终，他们都放弃了贴片的想法，转而探求某种类似于用来在糖尿病患者中监控血糖水平的手提设备的东西。伊丽莎白想要让希拉洛斯的设备跟那些血糖测试仪一样轻便，但她想让设备不仅能测量血液中的糖分，还要测量其他许多物质，这会让它复杂得多，因而也将臃肿得多。
妥协的结果是一种检测盒-阅读器的系统，融合了微流体和生物科技两大领域。病人要刺破手指，吸出血液，得到一个小样本，然后放入检测盒中，检测盒看上去像一张加厚的信用卡。检测盒放入一个更大的称为阅读器的机器中。阅读器内的泵将把血液透过检测盒中的微小管道压入小孔中，这些小孔覆盖有被称为抗体的蛋白质。在到达小孔的过程中，一个过滤器将把血液中的固体成分、红血球和白血球、血浆分离出来，只让血浆通过。当血浆进入并与抗体接触时，化学反应将会产生信号，阅读器“读”到信号，将其转化成测试结果。
伊丽莎白设想将检测盒与阅读器放置在病人家中，从而可以让他们定期检测血液。阅读器上的蜂窝天线把测试结果通过一台中央服务器发送到病人医生的计算机上。这将允许医生迅速调整病人的用药，不必等到病人去抽血中心或是再次看医生时才进行血液检测。
加入公司十八个月后，到2005年下半年，沙奈克才开始觉得他们有所进展。公司制造出一个原型机，取名为希拉洛斯1.0，雇员数量增加到20多人。它也拥有了一个有望迅速获得收入的商业模式：计划将其血液检测技术授权给制药公司使用，帮助它们在临床测试中发现不良药物反应。
甚至，他们的小公司开始获得一些关注。圣诞节那天，伊丽莎白给雇员们发出一封题为“节日快快乐乐”的电子邮件。邮件向他们问好，并且提到她接受了科技杂志《红鲱鱼》（Red Herring）的一次访谈。邮件的最后写着：“谨此致‘硅谷最热门的创业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