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外国情报和安全部门，所需的情报包括：相关设施的数据、领导组织、总部及实地指挥人员、交联方法、行动方式、关注的领域等，这些情报最终被用于压制针对美国的敌对情报活动。相关情报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
与友好机构和敌对机构的公开交流途径可以获得政府文件（如电话簿、手册、年度报告、国会听证、调查项目报告等）、网站、书籍和文章（由相关机构的前官员撰写）和报纸。例如曾有俄罗斯的报纸刊登了有关国家侦察卫星的文章、一名以色列摩萨德组织前官员撰写的著作、有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德国联邦情报局的调查报告以及大量外国情报部门的官方网站。
一条绝对预料之外的公开渠道案例，是关于中国情报活动的，其内容为解放军将军金一南的内部讲座视频。视频中，金一南将军讨论了中国官方向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派遣间谍的情况。该视频时长数小时，在政府监管部门发现前被上传至多个中国网站。监管部门所采取的撤下视频的措施未能阻止该视频通过YouTube网站浏览。
国会图书馆联邦研究部一份关于伊朗情报安全局的报告，阐述了传统公开来源对获得有关敌对国家、封闭社会情报方面的重要程度。利用英语和波斯语来源（包括报纸、博客、广播、伊朗对内对外电视）获得的信息，国会图书馆联邦研究部撰写了一份报告，介绍伊朗情报安全部的历史背景、组织机构、重要领导、指挥系统、司令和控制体系、成员和招募、行动和策略、情报能力、主要行动领域、财务状况、外国设施和支持、通讯方式应用等情况。
伊朗的媒体也报道过关于国防部披露的新型侦察无人机的情况。伊斯兰共和国新闻社报道称，“弗特罗斯”（Fotros）无人机航程达到1250英里（能够覆盖中东地区大部），并且可携带空对地导弹。互联网上的一条解说视频介绍了一款中国产无人机，并展示了卫星上传链和合成孔径雷达。
由私营机构撰写的关于利用公开渠道情报的两份报告，阐述了近年来外国计算机网络窃密组织情况及其主要活动。第一份报告是由2049计划研究所完成的，论述了多家中国机构——总参三部二局和北京北方计算中心——在网络行动中发挥的作用。另一份报告是由美国麦迪安网络安全公司完成的，也是介绍了总参三部二局的活动情况。
涉及友好机构的情报主要是通过交流和培训方式获得的。1978年，美国驻罗马大使馆的军事联络办公室成员，通过意大利政府一些内部来源获得了有关意大利新建的情报和安全机构（军事安全情报局、国内安全情报局）工作低效的情报。此人根据相关情况向国防部情报局呈交了一份4000余字的报告，指出为军事安全情报局的反恐行动提供的资源不可能高效地发挥反间谍作用，国内安全情报局的指挥官不能胜任其职位，而且两机构的工作表现极差。
2009年11月，由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发出一份电报，根据该使馆官员的报告，介绍了墨西哥的情报系统。该文的开头写道，“总统卡尔德隆（Calderon）的安全战略缺少高效的情报系统，因此无法获得高质量情报，也无法开展有针对性的情报行动。”该文还讨论了墨西哥政府的情报战略，包括参与情报管理和执行情报活动的组织机构、存在的挑战、“改变情报工作不利现状的措施”。经过分析和观察，该文的最后得出了一个评价意见，即“墨西哥需要漫长的过程才能够建成自给自足的内行情报系统”。
通过与盟国情报机构的联络也可以获得有关敌对机构活动的情报。例如，法国本土警戒局（DST）曾通过其安插在克格勃的代号Farewell的间谍——弗拉基米尔·维特罗夫（Vladimir Vetrov）获得情报后，将相关情报提供给美国中央情报局。自1981年开始，Farewell向法国方面提供了4000份有关苏联科技间谍活动的情报，其中包括有关苏联计划窃取西方技术秘密的情报和有关苏联秘密技术窃取活动的内部评估。值得特别说明的是，Farewell还提供了以下内容：（1）一份完整且详尽的苏联参与科技情报活动的机构名单；（2）有关苏联计划制定、完成情况以及非法科技窃密外国科技情报给各类军工行业节约的成本的报告文件；（3）在世界各地参与科技情报活动的克格勃官员名单；（4）“X条线”（冷战期间负责科技情报搜集的克格勃部门）官员在10个西方国家（其中包括美国、西德、法国）招募的主要间谍的身份清单。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在1981年将有关Farewell的情况告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并交给里根总统一份由维特罗夫获取的样品材料。几周后，法国本土警戒局的负责人马塞尔·沙莱（Marcel Chalet）访问华盛顿与时任美国副总统的老布什会面，共同讨论Farewell的情况。
多种人力渠道也能够提供有用的情报。第一种就是在敌对机构正式岗位任职的间谍。此类间谍既可能是“鼹鼠”（招募成功后打入敌对机构），也可能是“就地发展的叛逃者”（已经加入敌对机构后同意提供情报，例如Farewell）。间谍同意提供情报可能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或经济原因，也可能是被掌握了不正常两性关系或者从事经济违法活动的证据而被强迫或勒索提供情报。
冷战期间，美国方面曾多次成功地对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格鲁乌）实施渗透活动。格鲁乌上校奥列格·潘可夫斯基（在第十一章有过介绍）提供了反间谍情报和其他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通过格鲁乌军官德米特里·波利亚科夫（Dmitri Polyakov）收集情报。波利亚科夫曾官至少将，后因被埃姆斯出卖而暴露，于1988年被处决。2002年11月，俄罗斯军事法庭判处俄罗斯情报官员亚力山大·塞帕契夫（Alexander Sypachev）上校从事间谍活动。塞帕契夫被指控向美国方面提供了有关俄罗斯情报人员的报告，总篇幅为2页。
2013年，两次意图明显的招募企图，反映出美国情报部门在招募俄罗斯情报官员中特别关注重点。当年1月，使馆雇员本杰明·狄龙（Benjamin Dillon）在试图招募一名俄罗斯反情报部门官员时被捕。当年5月，使馆政治处三秘瑞恩·C·福格尔（Ryan C.Fogle）在一次招募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局反恐部门官员的过程中被拘捕。俄罗斯方面公布的情况是福格尔当时携带技术设备，并携有承诺初次资助10万美元以及后续合作每年支付100万美元的信件。
2012年6月的一份报道，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成功渗透进入中国国家安全部。该报道称，中国政府拘捕了一名涉嫌向美国方面提供情报的国家安全部干部。该名干部是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邱进的秘书，时年38岁。一份报告称，此人中了中央情报局布置的美人计，而后接受美国方面的招募和培训。
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对印度研究分析局（RAW）进行渗透，该部门是印度的主要对外情报机构。1987年，印度研究分析局高级官员乌尼克里希南（K.V.Unnikrishnan）被派往马德拉斯邦负责协调处理泰米尔猛虎组织叛乱活动。乌尼克里希南因被拍摄到与“女管家”在一起的照片而被勒索。近期的案例是关于印度研究分析局官员拉宾德·辛格（Rabinder Singh）。据报道，此人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后在2004年实施抓捕前失踪。
据报道，对古巴情报总部（DGI）的渗透帮助联邦调查局破获了三起古巴在美国间谍活动大案，包括蒙特斯案、迈尔斯案（Walter Myers）以及“古巴五人组”案。古巴情报机构的密码翻译员罗兰多·沙拉夫·特鲁希略（Rolando Sarraff Trujillo）向美国方面提供情报，帮助美国情报机构破译了古巴情报机构发给在美国间谍的信息。此人于1995年被捕，后在2014年被用于交换美方关押的三名“古巴五人组”成员。
2014年披露了一起可能是中央情报局实施的最具争议的渗透活动。据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一名（前西德）联邦情报局成员建立了秘密关系。相关报道称，此人在联邦情报局地区行动和对外关系处的文件收发室任职，向美国方面提供了200余份文件，其中至少包括一份文件反映了德国联邦情报局调查美国国家安全局监视活动的情况。此人因此获得了3.4万美元的报酬。
第二类人力情报类型是叛逃者。叛逃者能够提供有关情报或安全部门组织架构、行动情况、领导层等多方面的情报。1983年叛变的尼加拉瓜国家安全总部的亨特·博拉尼奥斯（Hunter Bolanos）少校，就可以视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收获的情报富矿。自1980年1月至1983年5月7日，博拉尼奥斯专门负责监视美国使馆以及中央情报局在尼加拉瓜国内的活动。博拉尼奥斯提供的情报反映了尼加拉瓜国家安全总部的组织架构、人员数量、尼加拉瓜政府解聘的外国顾问人数、苏联提供的窃听设备等情况。
同样的，从古巴和中国叛逃的高级情报官员也会提供有关本国的情报与反间谍活动。1987年6月，古巴情报总部弗洛伦蒂诺·奥皮拉哥·伦巴第（Florentino Apillaga Lombard）少校叛变，并向中央情报局官员提供情报，反映美国在古巴境内安插的绝大多数间谍都是为古巴政府工作的双面间谍。1986年，原国家安全部外事局负责人俞振声（原作者有误，应为俞强声。——译者）叛逃并向美国方面提供了有关中国情报机构海外行动的大量情报，其中包括中国间谍以及其他国家在华活动间谍嫌疑人的姓名。在叛逃之前，他向美国方面提供的情报导致了中央情报局中的鼹鼠被捕。
冷战期间，美国从克格勃和格鲁乌的大量叛逃人员提供的情报中获益匪浅。正因如此，中央情报局才有能力详细（但不完整）掌握上述两个机构的组织架构和活动情况。如前所述，尤尔琴科二次叛逃之前，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大量关于苏联渗透美国情报界的信息。美国方面据此发现了中央情报局前官员霍华德和国家安全局前雇员佩尔顿向苏联方面提供情报的情况。尤尔琴科称，佩尔顿和海军间谍沃克是克格勃在美国最具价值的间谍。
1986年6月，有报道称，克格勃在北非地区行动负责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联络人奥列格·阿格兰涅茨（Oleg Agraniants）叛逃至美国。阿格兰涅茨在叛逃之前，已经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了3年时间，并向美国方面提供了克格勃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利比亚的间谍名单。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国内局势发生剧变，苏联解体导致大量克格勃官员叛逃。1990年，克格勃驻比利时情报站负责人伊戈尔·克钦斯基（Igor Cherpinski）叛逃。1991年，克格勃驻意大利热那亚上校军官谢尔盖·伊拉里奥诺夫（Sergei Illarionov）叛逃，并帮助西方国家情报机构掌握了克格勃在欧洲的情报网络。代号为“AVENGER”的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叛逃官员，帮助中央情报局发现了另一名苏联情报官员，后者提供了有关罗伯特·汉森的情报。2000年或2001年年初，俄罗斯大使高级助手，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官员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Sergei Tretykov）叛逃。
2011年6月的11名俄罗斯间谍网案是由于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S部美国处副处长提供情报才得以破获。该部门负责从事非法间谍活动（区别于以外交身份为掩护的情报活动）。该情报来源最初被认为是谢尔巴科夫（Shcherbakov）上校。不过，后来有报道称，美国方面早在谢尔巴科夫上校叛逃前就已通过亚历山大·波提耶夫（Aleksandr Poteyev）上校获得了相关情报，此人比谢尔巴科夫更早叛逃。被抓获的11名间谍被用于交换被俄罗斯关押的囚犯。2011年6月，莫斯科军事法院缺席判宣判波提耶夫有罪。
第三类反情报信息来源是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人员的监控活动。1999年，有报道称，中央情报局安排大量人员在德国法兰克福监视伊朗情报人员活动，据信，伊朗情报人员将法兰克福作为在欧洲行动的基地。
垮台或被推翻政权的情报机构流散的文件可能成为能够反映该政权或者其同盟成员实施情报行动和秘密采购活动的有价值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曾花费100万至150万美元的价格，从俄罗斯一条来源手中获得东德国家安全部的档案文件。相关情报帮助中央情报局确认了散布在全世界的数千名东德间谍，其中有些间谍已经转向为其他敌对国家服务。
萨达姆政权垮台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从刚刚崩溃的伊拉克情报局获取了大量档案资料。根据2003年的一份报告记载，这些收获“有助于美国方面调查伊拉克采购武器的渠道网络，并掌握了从萨达姆政府获得经济资助的重要间谍的相关情况”。相关档案记录了所有伊拉克情报官员及其所经营间谍的姓名，这些档案文件如果首尾相接平铺有94英里长。200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分析了特别安全组织（Special Security Organization）的档案。
除了人力来源和档案文件，技术手段搜集也能够提供有价值的反情报数据。截获国内或驻外大使馆的通讯信息能够反映国内安全活动或对外情报活动。例如，美国与英国在20世纪40年代截获苏联通讯信息，通过VENONA项目部分破译，取得了较大成果。从20世纪60年代至东德政权垮台期间，东德国家安全部是美国陆军驻柏林监听站的目标之一。最大可能是，许多国内安全部门的通讯，都是美国驻外使馆内特殊手段搜集局执行部门的目标。不仅如此，截获外国侦察卫星的信号也能够掌握这些卫星侦察目标的图像。
计算机网络窃密行动也已经与其他传统情报一样被用于搜集情报，以掌握外国情报机构的组织架构、通讯联系以及活动情况。即使外国情报机构的计算机未连接互联网，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也能够从这些电脑中获取信息——通过间谍人员下载相关信息，或者利用这些电脑的漏洞。
在反情报方面，卫星影像的价值低于人力来源、公开来源或通讯情报。但是，卫星影像情报可以反映情报和安全机构的精确的位置和布局。如果授权针对上述机构进行直接攻击，这些信息就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支持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的侦察航拍情报确定了伊拉克特种安全机构地区中心的位置，美国侦察卫星拍摄到了该机构的指挥部和伊拉克情报局所在位置，并且反映了空袭前后的图像对比。
另外，卫星成像情报也能够反映通讯设施和地面基站的现状和运营能力，例如20世纪60年代发现的中国通讯设施、1981年和1983年发现的克格勃和格鲁乌的通讯情报收集站、以及苏联或俄罗斯的“GRU LOW EAR”系统接收天线。中央情报局的国家图像解读中心1981年撰写的一份题为《苏联克格勃系统设施》报告，反映了苏联从事高频信号收集的31处站点，其中大部分在2012年5月前都还在发挥作用。该机构1983年撰写的关于克格勃通讯情报搜集站的报告，也反映了对11个站点的卫星影像分析结果。其后的报告提供了有关站点的名称、位置、天线和建筑物情况。该报告也记录了在上一份报告之后的新增建筑和在建工程情况。从商业卫星图像显示情况来看，即使在此份报告完成后的30年，大部分站点都还在发挥作用。2013年以来的其他的商业卫星图像与秘密卫星图像完全一致，能够反映中国方面设在昌吉市附近的卫星通讯拦截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