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英的情报合作关系，一名观察家写道，“与信号情报相比，人力情报更加倾向于在较小的范围内共享，更加强调严格的‘须知’条件”。人力情报合作关系的核心内容是中央情报局与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合作，尽管两国的国防人力情报机构也从事了一些情报交换活动（近期主要是通过美国国防部秘密行动局和英国国防部人力情报办公室）。
中央情报局负责分析和情报编制的前助理局长马克·洛温塔尔（Mark Lowenthal）认为，英国的人力情报在某一领域比美国更具优势。他认为，“英国的人力情报不能完全与美国的情报工作重叠，但是在英联邦成员国家中具有某些优势。”另外，有报道称，英国的人力情报在阻止利比亚获得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过程中发挥了较大作用。
德国联邦情报局（BND）和美国情报机构的合作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人力情报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央情报局支持建立了盖伦组织（Gehlen Organization），该组织由希特勒时期对外军事情报机构原头目赖因哈德·盖伦负责管理，并直接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汇报。随着西德从被占领区过渡为独立国家，盖伦组织也改组为德国联邦情报局。
2003年，尽管德国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德国联邦情报局还是向美国方面提供军事行动类情报。一份报告记载，2003年4月7日，德国军事情报人员在战前被派遣至巴格达，隐藏在曼苏尔区的一处炸鸡店内，观察到与萨达姆使用相同装甲车的一支车队。该情报通过德国联邦情报局传递给美国国防部情报局，美国方面据此在40分钟后派出了一架B-1空袭了该区域。此次空袭击毙了至少12人，其中既没有萨达姆本人，也没有他的两个儿子，令美国方面大失所望。
德国通过驻巴格达的情报官员提供的情报，在配合美军识别医院、外国使馆和宗教场所等民用设施方面发挥了作用，有效避免了上述场所遭到美军空袭。这些德国人还提供了有关美军一名失踪飞行员可能位置的情报。除此之外，《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称，德国驻巴格达的情报人员提供了一份萨达姆的巴格达防御计划复印件。相关情报帮助美国方面“清晰地掌握了伊拉克高层的考虑，其中包括萨达姆如何计划部署其最忠诚的部队”。该计划是2002年12月18日由萨达姆及其司令官的战略会议提出的。2003年2月，德国一名情报官员作为代表前往中央司令部，将此份情报交给国防部情报局驻当地官员。
这名联络官向美国方面提供了25份情报。根据美国与德国的情报交换机制，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的前几个月，美国方面提出33个具体情报要求，这25份情报满足了其中18个。这些报告中，有8份涉及巴格达居民的情绪和供给情况，另有8份关注该城市的军队和警察情况，2份报告反映了有关军事调动的情况。
加拿大媒体一份报道称，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官员在阿富汗当地收集情报，在参与审讯大量被捕的塔利班武装分子过程中发挥了“长期的重要作用”。审讯人员主要关注对驻阿富汗的加拿大军队造成威胁的情况，而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也对这些信息感兴趣。加拿大国防部认为应该把相关情况告知阿富汗和北约官方人员。
1997年至2007年间，韩国国家情报局将通过访谈9000名朝鲜叛逃人员获得的情报转交给美国国防部情报局。相关信息主要涉及朝鲜政权的完整性、朝鲜政权垮台的可能性、侵犯人权的情况、改革项目、朝鲜如何收集有关韩国社会的情报等。
2005年7月，美国高级情报官员就伊朗渠道提供的一条情报，向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高层官员做了简报（第十一章详述）。同时，美国希望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在2005年至2006年对伊朗的调查获得利益。2005年末，伊朗方面未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政府）的期望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反馈相关情况。不过，在10月和11月访问期间，调查员详细检查了位于德黑兰东南的帕琴（Parchin）基地的相关建筑，并在当地采集了环境样本。国际原子能机构调查人员的报告称，“在调查的建筑内没有发现异常活动”。他们还报告称，伊斯法罕的铀转化设施生产六氟化铀的活动“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管和控制之下。”与这些情报相反，另一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称，位于阿拉克的民用反应堆仍在运行。相关情报直接来自美国的间谍卫星。
2006年1月末，国际原子能机构做出了更多的贡献，通过间谍获得的数据令美国情报官员非常满意。伊朗向国际机构展示了60余份关于核材料的文件。其中有一份15页的文件，反映了把六氟化铀拆解成小块以及将富铀和贫铀铸成半球性的过程，相关情况都与制造核武器零件有关。伊朗官方称，该文件以及其他资料都是由阿巴杜·卡迪尔·汗的网络主动提供的。不过，伊朗方面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制作副本。伊朗还提供了一些有关其如何获取军民两用技术的文件，其中包括激光设备和电动设备。